我与伟达同志相识，是1942年冬在苏中抗日根据地。虽不在一个单位，却属一个系统。故对他的人品、工作、才能、历史，当时就有所了解。浙江解放后的30年内，大部分岁月，我基本上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伟达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表现的卓越领导才能和做出的重大贡献，早已有口皆碑。我只说他在抗日战争中，一件在浙江可能鲜为人知的事，即：1940年4月，他被一颗子弹击中（贴近心脏部位），当时无法取出，全国解放后，没有哪位医生敢动这个手术，直到遗体火化也没有取出这颗枪弹。伟达同志就是带着这个常常发作的致命重伤，以超人的毅力忘我地奋斗了一生，以至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193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由陈伟达、唐守愚、吴佐成三同志组成中共江北特委，主要任务是到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恢复和发展已遭破坏的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伟达同志，一介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上海领导人之一，在特委中分工军事。当时苏北形势：日军已侵占南通、如皋、东台等城市，在城乡实行“三光”和“伪化”，蹂躏残害人民。国民党的专员、县长和保安团队，弃城逃跑。而武装土匪和各种杂牌部队却乘机蜂起，鱼肉人民，苏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伟达同志赤手空拳，依靠和发动群众，利用国民党内部和社会的种种矛盾，在夹缝中奋斗，很快建立了由我党掌握的抗战支队第十四中队，他亲自带领这个中队在刘桥一带积极打击日伪，并举办干训班，不久就扩大为一个大队。他还以唐闸的大生一厂工人为主，组织了南通独立分队。他积极发展党员，把支部建立在连队，制定并严格执行军纪，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到1939年10月，陈伟达的部队已发展到两个大队。当时，他按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向国民党地方部队大量购买弹药，以迎接新四军主力东进。在一次搬运弹药时，因警卫员疲劳过度，放置弹药箱过重，发生爆炸，一块弹片钻入了伟达同志的胸膛，鲜血喷涌。他在担架上仍冷静地指挥部队行动，直至昏迷。没有过多久，重伤未愈，他又为巩固和发展党领导的这支武装力量拼命工作了。同时，他还亲自做统战工作，与国民党中要求抗日的军官及青年知识分子，广交朋友，有些还“结拜”为“把兄弟”。伟达为“把兄弟”每人定制并赠送一只金戒指，戒面镌刻着“团结抗日”四个字。这些人对后来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管辖启东、海门、南通、如皋等县的苏中四分区，滨江临海，是插在日汪京畿的一把钢刀，又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日汪为了消灭苏中抗日根据地，1943年春，制订了“高度强化清乡”的反革命计划，并以四分区为突破口，调集了1.4万名日军，建立梅花桩式的据点，修筑密密麻麻的碉堡，在“清乡区“四周建立竹篱笆和铁丝网。四地委派遣伟达同志率领150多名便衣短枪队员，进入“清乡区”与敌伪展开针锋相对、艰苦复杂的斗争。他们建立群众性的锄奸队伍和游击小组，首先坚决镇压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和坐探，挖掉敌军耳目。这就使自己能神出鬼没地出入敌交通线和据点，拦截军车，烧毁竹篱笆和铁丝网，捕杀敌特，击毙汪伪“七乡清乡办事处”主任孙祖贤、“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月东等数十名敌伪头目。短枪队的斗争，鼓舞群众，震慑敌伪，使许多敌伪头目龟缩在南通等大据点，不敢出门下乡。

日伪见竹篱笆不行，就计划集中兵力，先从启、海地区开刀。敌伪认为这一带只是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同情区”（我们也这样叫），其情况比较复杂。有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有土匪武装，也有我党掌握对外“灰色”的，以汤景延为团长的通海自卫团。敌伪在启、海，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方针。苏中区党委分析了当时形势，报经华中局批准，决定进行一场特殊的斗争，以便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反“清乡”的最大胜利。这就是派遣未暴露新四军和共产党员身份的汤景延率部集体打入敌巢穴，披上“黄皮”（简称“汤团行动”）。其主要任务是：查清敌伪大规模“清乡”的全部计划与兵力使用；制造矛盾，分化敌伪；为我苏中根据地输送干部、治疗伤病员，输送枪支弹药；特别是要在适当时机集体起义，摧毁敌一批据点，粉碎敌第一期“强化清乡”。这项行动，由伟达同志与汤景延密切联系，内外配合。

说起汤景延，这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原是大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员。由于出了大叛徒顾顺章，上海地下党遭严重破坏，汤景延回苏北老家。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当上了国民党军官，娶了两个老婆，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许多“朋友”，与一些杂牌军头头和土匪结“把兄弟”，深谙国民党内及黑社会内幕。但其抗日救国之志未泯，党的教育也未全忘。伟达同志到苏北后，就对汤景延做了许多争取教育工作，后来就介绍他重新入党，并再三叮嘱他不能暴露，其所辖通海自卫团要保持“灰色”面目。汤景延的特殊身份和“灰色”的“汤团”，当时居然派上了用场。汤与伪海门县长燕宝璜是世交，特别是通过好友宋蔺林（宋的经历与汤相似，宋与南通伪清乡公署的特务头子姜颂平私交甚厚），与姜颂平直接拉上关系，谈了话，并按伟达同志传达的地委指示，部队只换番号，保持原部队不改编。姜颂平对这不费“一兵一卒”和“一分钱”得到的“伪化果实”，喜出望外，对汤的要求一一答应。当时“汤团”共有610人，其中秘密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32人。行动前，陈伟达、顾复生（苏中敌工委委员，以汤公馆帐房先生名义任汤团政委）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严格规定了进入敌巢后必须遵守的纪律。

“汤团”于1943年4月15日行动，为了取得敌人信任和清除内患，与伟达的短枪队配合打了几个假仗。一是在晚上与短枪队和民兵交火，乘机镇压了一个叛徒和近十名流氓土匪。二是“汤团”袭击姜灶港，取得“胜利”，向敌伪假报战果。汤景延还带着两个妻子在南通和海门设“公馆”，对敌伪头目请客送礼，打麻将，吸大烟，广交朋友，分化敌伪关系。汤还受到南京伪中央政府特务头子李士群的接见和信任，把“汤团”定义为由他亲自掌管的“调查统计部”（注：汪伪最高特务机关）的武装，不改编，还要扩大武装。

敌酋初期有所怀疑，多次以改变番号，分散“整训”，分兵驻防等手段进行审查和“伪化”。汤景延、顾复生都不断与伟达同志商量，并报告四地委谋求对策，做到了处变不惊，化险为夷。最后敌酋消除了怀疑，分配“汤团”驻守南通至海门南北两侧的13个据点。

1943年9月29日，按照苏中区党委的决定，由陈伟达指挥“汤团”，在刘桥、石港、五总、季家灶、骑岸、金沙、滥港桥、二窎、三余、新正、四甲坝、金余等13个据点同时起义。在我南通县警卫团和保安处短枪队的接应掩护下，全部安全回到苏中根据地。起义前，陈伟达同志和汤景延还演出了一出“鸿门宴”。即在29日由陈伟达派遣20多名短枪队员进入金沙据点内外，由汤景延特邀敌特到金沙吃饭打麻将，在起义时杀了6名特务头目，并缴获了特务机关、伪警署“行动大队”和伪政权的一大批枪支弹药。

“汤团行动”的胜利，日伪不得不承认对四分区第一期“强化清乡”破产了！这震惊了南京的敌酋冈村宁次和大汉奸汪精卫、李士群。他们下令给南通日军头目以“严重警告、记大过”的处分。伪“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被撤职查办。

粟裕司令员在为“汤团”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热烈祝贺“汤团”这场特殊战斗的胜利，表扬了英勇机智地完成党的任务的以汤景延为首的全体指战员。粟司令特别指出：“我们的队伍有高度的觉悟，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全团同志忠心耿耿，各尽其职，机智灵活，能应万变，胜利地完成任务，‘汤团行动’好比渔人撒网一样，把网撒出去，等鱼进网后，我们就果断地连鱼带网一齐拉上来。”

伟达同志在这场反“清乡”斗争中，率领短枪队员出生入死，日夜战斗，又为“汤团行动”及全团指战员的安全度过惊涛骇浪的167天，殚精竭虑，其功赫赫，其勋昭昭。

浙江解放后，他与我由此闲谈，他说：“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任务，比打仗更艰巨复杂。我们必须发奋学习，努力工作。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周总理公而忘私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的拼搏精神。我们比他们年轻多了，难道不应该每天工作学习16小时吗？”现在我已离休了，但每想起伟达同志的这番话，就不敢懈怠，浪费宝贵时间了！

湖山又绿，故人渺茫，深夜缅怀，又成七律两首：

（一）

滚滚江流若飞轮，丰功叹已勒贞珉

枪林弹雨忘生死，矿底山巅历艰辛。

勤政每扶伤病体，爱民常葆正廉身。

京津苏浙咸感戴，岂止钱塘西子滨。

（二）

曾记追随三十秋，阴晴风雨与同舟。

全局大计勤开拓，分管工作亲策谋。

志趣交流铭肺腑，情怀磊落仰山丘。

云亡五载音容在，梦里逢君话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