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么，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江海平原上的一场如火如荼的革命武装斗争证明了这一论断。这场斗争就是中共通海特委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所进行的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本文试图通过通海特委对红十四军领导的若干问题的论述，探讨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与教训。

一

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经过“四·一二”血与火洗礼的中国共产党懂得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逐步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注意在实践中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中长期煎熬的通海如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先进分子的启蒙教育下，逐渐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建立了自己的工农革命武装。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通海如泰地区便活跃着一支支农民暴动队伍，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击和动摇了国民党政府在南通地区的统治。1928年8月，“如泰工农红军”正式成立，1930年2月，根据省委指示，南通游击队整编为“中国红军江苏第一大队”，这两支红军队伍的成立为红十四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随着革命武装斗争的迅速发展，省委意识到，为了进一步推动通海如泰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活跃于这一地区的红军武装也需要一个统一的建制。就这样，中共通海特委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便应运而生了。

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离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中共通海特委对红十四军实施领导的实践也应证了这一重要原则。

当然，要真正认识这一点，首先得弄清通海特委与红十四军的关系。由于战争年代环境险恶，党组织与部队颠沛流离，我们的革命前辈未能为我们留下足够的档案资料，使私们对二者的关系很难准确说清，但我们从现存有限的档案资料与老同志回忆材料的研究中，还是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通海特委与红十四军应该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尽管这一“领导”还有某些不完善之处，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第一，从中央与省委筹建通海特委与红十四军的初衷看。通海特委与红十四军都诞生于风云际会的三十年代初，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根据对李维汉、刘瑞龙等老同志回忆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认定：通海特委与红十四军的建立早就在党中央与江苏省委的运筹帷幄之中。1929年冬，鉴于通海如泰地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江苏省军委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把活跃于这一地区的通海红军与如泰红军统一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为了加强对组建后的红十四军的领导，为了打退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泰兴五县的反革命势力向革命力量联合发动的猖狂进攻，江苏省委作出了成立中共通海特委的重要决定。1930年3月26日江苏省委召开了通海五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形成的《决议案》指出：“当此革命形势非常开展，斗争日益剧烈紧张时候，便于指导联络各县昀工作，很快应付事变，联席会议同意省委设置特（委）的决定，各县工作方式的改变与路线之纠正，正需要一个集中的指导机关指导。”通海特委成立不久，4月3日特委在如皋西乡贲家巷隆重召开了红十四军的成立大会。为了加强对红十四军的领导，江苏省委派了党的得力干部担红十四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决定何昆任红十四军军长，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兼任政委。1930年5月，何昆牺牲后，省委又任命李超时为红十四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由此可见，从中央与省委的指导思想看，建立通海特委完全是为了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发展，完全是为了更好地领导通海如泰地区的武装斗争力量。以后的实践证明，通海特委的建立对统一领导通海如泰地区各方面的斗争的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从红十四军内部情况看。红十四军显然不同于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队伍，它是党领导下的一支工农武装队伍；红十四军又不同于比较正规的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内部都建有党的机构一一前敌委员会，直属中央军委领导，而红十四军内部并没有建立党组织（在现存档案中未发现此类记载）。红十四军是一支地方武装，党对它的领导只能通过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来加以体现。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活动横跨通、海、启、如、泰五县，它的直接领导只能是统一领导这五县革命运动（包括武装斗争）的中共通海特委。

第三，从通海特委的领导形式看。由于当时反动势力的割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给通海特委对红十四军的领导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但特委的领导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采取了直接领导与间接领导相结合的形式，努力实施了对红十四军的领导。直接领导，主要体现在第一支队（原通海地区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上，这大概与通海特委的主要领导人李超时、刘瑞龙等同志经常在通海地区活动有关；间接领导，主要体现在对第二支队（原如泰红军）的领导上，这一领导主要是通过通海特委下辖的如皋县委、泰兴县委的领导来实施的。但是，不管是直接领导，还是间接领导，通海特委领导了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二

通海特委对通海如泰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采取了“两手抓”的方法，即：一手抓红十四军的队伍建设，以保证红十四军真正成为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一手抓其它必要的斗争形式，以此有力地配合与支持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

（一）抓红十四军的队伍建设

1.组织措施。红十四军军一级的领导由省委直接任命。而对红十四军各支队（师）的负责人，通海特委则选拔那些立场坚定、作战勇敢的优秀党员担任，有些重要职务则由特委同志担任，如1930年4月16日成立的南通行动委员会，委员7人，由特委同志担任书记，并以特委同志和党团县委书记3人组成主席团，来领导地方的武装暴动。由于红十四军组建前队伍里就混入了不少富农分子、流氓分子，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红十四军组建以后，通海特委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向混入红军队伍的富农、流氓分子展开进攻，“收缴富农、流氓的枪，在余中共计收到十多根合子，并开除十多个人”“逐渐肃清一切富农、流氓分子，在斗争中吸收贫农、雇农、手工业工人、失业工人”，大大增加了无产阶级成分以“改造队伍的阶级基础”。这些组织措施纯洁了红十四军的队伍，提高了红十四军的战斗力。

2．政治工作。为了确保党的政治路线在红十四军中的统治地位，红十四军各支队普遍组织了大队部和政治部，建立了军事政治指导机关。如南通红军的大队部设大队长、大队副、副官处，下辖交通、侦探、军需、运输等科；政治部设有政治部主任（兼政治委员），下辖总务科、组织科、宣传科，科下设若干股。建立政治部的工作纠正了过去把政治工作看作附属品的缺点。政治部有着自己明确的任务，“政治部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扩大红军、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帮助并且积极的扶助所在地的地方党部与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组织群众，建立政治指导员的工作，经常在政治上教育各队完成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自觉的服从纪律。”由此可见，红军队伍中政治部的设立对于党的政治路线在红军部队中的实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红十四军组建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没有整个计划，简直没有什么工作”的瘫痪状况，增强了部队指战员的凝聚力、战斗力。

3．纪律整顿。通海特委对组建后的红十四军除了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加强了政治工作外，还毫不含糊地进行了纪律整顿。“1930年7月12日，通海特委派徐德、刘瑞龙（石均）到如泰，整顿红军纪律。是日下午，在如皋西乡水洞口由刘瑞龙主持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坏分子孙盛（原如皋县委委员，分工负责经济工作）的罪行，并当即把他和他的死党丁侉儿一道枪毙了。”同时，通海特委对红十四军的支队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分裂主义倾向也作了严肃的整顿。1930年7、8月间，由于一支队中个别同志闹分裂，竟然使红军队伍“夜里开拔，在路下任意放枪，吃香烟，一点纪律也没有了”，最后，甚至发展为擅自拉走了一部分人。通海特委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组织召开了队委会，刘端龙同志代表特委宣布了特委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决定，责成参与人员“重写保证书”“惩办肇事分子”，并决定将为首分子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决定严肃了党的纪律，提高了党的威信。

（二）抓与武装斗争相配合的其他斗争形式

1.政权建设。“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通海特委逐步认识到政权建设的重要性。在通海特委的领导下，把农民武装斗争以“分粮分衣服”过渡到分土地，又从经济斗争发展为建立红色政权的政治斗争。1930年3月26日通海区联席会议曾作出过这样的重大决议：“在群众斗争剧烈的地方，必须（尽）快的把苏维埃建立起来，有些地方，现在可在群众斗争中选举出代表成立革命委员会，这就是苏维埃的前身。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应加政权的作用，使农协渐渐归于自然的消灭。”通海特委巡视员李也萍（即刘瑞龙同志）在他的《巡视通海东区的报告》中也强调了区乡村政权建设的重要性：“各区马上开始分别召集群众大会成立各区的工农革命委员会，开始成立各区村苏维埃，调查户口和土地，按群众数目由群众推举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区代表大会的代表召集代表大会，成立乡苏维埃和区苏维埃，领导深入群众斗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各区、乡、村的红色政权纷纷成立。如南通的余中在召开了盛大的“五一”庆祝大会以后当场选出了三个人成立了余中工农革命委员会，红军有两个参加，共计是五个委员。为了巩固政权，通海特委与红十四军在根据地组织了红军的别动队赤卫队，积极地建立团的工作，组织妇女群众和少年先锋队积极投身于土地革命。群众斗争的广泛开展，有力地巩固了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有力地支持了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

2．宣传教育。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是我党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重要手段。通海特委成立后也十分注重党的宣传工作，并以此“播送共产主义思想，拥护红军，建立苏维埃。”通海特委于1930年4月9日发出的“第一号通告”中就强调必须加强“扩大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及拥护红军，尤其是十四军的宣传。”通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我们要使红军有更快的发展，在今年纪念‘五一’的时候，更应当发动千万的群众起来拥护红军，尤其是十四军。”在刘瑞龙同志所著的《回忆红十四军》一书中有一幅红十四军印发的《告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书》传单的照片，这份传单当年曾在上海市区南京路等处散发，由此足见当年通海特委组织发动了何等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从通海特委留下的不多的档案中，我们还了解到，特委为了加强党的宣传攻势，曾有过“开办党的机关报纸一种”的打算，但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一打算未能付诸实施。

3．策动兵变。这是通海特委建立以后为配合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而采取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手段。为了有计划地组织兵变的工作，特委要求“各县建立士兵运动委员会”，要“用尽一切力量在没有线索的敌人军队建立党团组织”，以加强策动兵变的领导。这些建立在敌人军队中的党团组织对广大士兵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如向他们宣传“士兵不打红军，杀死反动长官到红军中去，兵变起来响应红罕，工农兵联合暴动起来！”这些宣传教育工作对那些出身贫苦，被迫为反动军队卖命的士兵们起了明显的效果：“季家市有六十个士兵拖枪到红军里，杀了他们的长官，庐庄有八个兵士拖枪到红军来，黄桥亦有八个……”通海特委卓有成效地组织策动了兵变，无疑对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是一个十分有力的支持。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个阶段，“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而当年战斗在如泰通海地区的通海特委也正是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那样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坚持开展其他必要的斗争形式，并以这些斗争有力地配合了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巩固了革命根据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三

应该承认，通海特委在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有效地领导了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对推动通海如泰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应该承认，通海特委在领导红十四军的斗争中，在“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也有过失误，有时甚至是十分严重的失误。今天，我们在认真总结通海特委领导红十四军成功经验的同时，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下这方面的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增强党管武装的意识性，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通海特委领导失误以及后来红十四军的失败，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政治上错误估计形势，以“左”的思想指导武装斗争，后期又受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影响，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通海特委曾在游击区提出了一些过左的口号，脱离了一部分应该团结和争取的中间力量，对红十四军提出了“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等力不胜任的战斗任务，致使红十四军在敌人强大兵力集结的不利条件下，多次进行缺乏准备的进攻，遭到重大损失。

其二，红十四军内未能建立起健全的党组织，削弱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创造的党管武装的一条成功经验。当时通海特委的领导人思想上也已经萌发出在红十四军中建立党小组和党支部的意识，1930年6月李也萍同志在《巡视通海东区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加强党在红军的领导。队委必须很艰苦的在队员中（把）积极而勇敢的贫农、雇农、手工业工人分子秘密的介绍入党，建立小组和支部，建立支部的经常工作，使这一党部的支部能很积极的在队员中起中心领导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我们遍寻档案资料与老同志的回忆材料，均未见在红十四军内部建有党小组或党支部的史料或线索，当年通海特委领导人所企盼的党在红十四军中应起的“中心领导的作用”也就难以发挥了，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通海特委对红十四军的领导。

其三，放松了对战士的思想教育，放松了军事训练，影响了红十四军的战斗力。红十四军筹建阶段，江苏省委就先后派出了何坤、徐德、黄火青等大批熟悉军事的干部到苏北，加强部队工作。红十四军成立后，这些同志担任了军事要职，由于这些同志的努力，对红十四军战士加强了军事训练，“每天实行两小时操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后来，由于地方宗派主义势力的抬头，大肆排斥外来干部（他们称其为“蛮子”），使正常的军事训练也无法进行，以致于最后“没有训练工作，过去还有一时期每天实行两小时操课，一点钟的政治教育，现在是谈不到。一般队员不知道当红军究竟是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叫游击战，就连一些最简单的知识也没有。”军内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倾向的存在涣散了红军队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最后强敌压境的情况下，难免遭受重大损失。

其四，组织不纯，消除内奸不彻底，给革命事业留下了后患。尽管通海特委建立以后注意清理了红十四军的阶级队伍，开除了一批混进红军队伍的富农、流氓分子，处决了混入革命队伍的“破凉帽”孙盛之类的坏分子，但由于这一工作做得不彻底，那些披着革命外衣、隐藏很深的内奸未能予以铲除，给我们的革命事业留下了很大的隐患。1930年“八三”黄桥暴动中，我军主攻部队分四路突击、各路迅速接近了敌人，正当我西路已经突入城门，北路也打开缺口，眼看即可拿下黄桥的关键时刻，内奸李吉庚（我军特务队负责人）、李治平突然分别从南路、东路两处撤兵，并把敌李长江部队暗中引到我军后面，以致我部侧后受到意外袭击。这时城里敌人乘机反扑，我腹背受敌，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 “黄桥暴动”的失败，固然有错误路线指导的问题，但内奸的叛变却在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通海特委对红十四军武装斗争的领导，是南通早期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实践。这次重要实践为之后南通地区的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这次重要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保证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