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通海地区和如泰地区红军游击队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以下简称红十四军）。它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卧榻之旁掀起武装斗争，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央苏区红军的斗争，对全国革命起到了配合作用。但为了较快地发展，红十四军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流氓无产者。其中，有以流氓无产者为头头的武装力量，或以流氓无产者占主要成分的武装力量，客观上形成了倚重吸收和利用流氓无产者的态势。同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未曾对他们加以有力的改造，因而严重地危害了红十四军的发展。

流氓无产者在红十四军中客观上占有相当的比重。1930年初，李吉庚的帮会成员是组织如泰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员多为流氓无产者。3月，在南通巡视员报告中明确指出：“游击队的成分，开始大半是流氓土匪。”6月，李也萍巡视通海东区的报告中指出，红军中“队员成员（分）贫雇农手工业工人计610，流氓富农410，最近富农流氓日见增多”。据考证的材料表明，1930年8月，李吉庚叛变时带了200多人投入到国民党阵营里，而当时整个通海如泰地区的红军不过1000多人。作为构成红十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流氓无产者的存在，对红十四军的发生发展产生的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客观地分析他们对红十四军的影响是必要的。

流氓无产者的本质和“参加”红十四军的动机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指出：“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稳定者。”这类人常常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而在家长制的组织形式下，形成种种不同名目的组织，有的还拥有武装。在社会生活中这种组织之间互相援助，并在一定时期中曾经发动斗争，去反抗压迫他们的官僚和地主。这种落后的组织又往往容易被地主豪强势力所操纵利用，加上他们带有盲目的破坏性，因此有的就变成了反动的力量。这段论述从本质上阐明了流氓无产者在革命问题上的两面性、盲目性和一定条件下的破坏性。

流氓无产者“参加”红十四军的动机和思想基础是什么？这里我们不妨对红十四军中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人物李吉庚进行剖析。

李吉庚，泰兴野庙垛人，青帮头子，收徒数百人，多为土匪流氓，经常在泰兴东乡、如皋西乡一带骚扰。红十四军建军前，泰兴县委王玉文就对李吉庚作争取工作，其后李吉庚带领部众归顺红军，本人担任大队长，在购买枪支弹药和联络敌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其立场不稳，与地主、土匪有勾结行为；存在严重的土匪习气，并有明显的贪污行为；生活腐化，吸大烟；反富农路线斗争时，提出了“杀尽富农带中农”的口号。1930年7月，红十四军在如皋水洞口整顿军纪，枪毙绰号叫“破凉帽”的流氓无产者孙盛。李吉庚便带着队伍在黄桥附近活动，不敢到如皋地区来，不和部队见面，并且暗中投敌，在八三黄桥暴动中，将黄桥守敌引到攻城红军后侧，使北门和西门红军向纵深发展时，受到敌人的背腹夹击，致使黄桥之战失利。此后，李吉庚公开“叛变”投敌，“勾结反动军队天天下乡‘包剿’清乡，每天杀死40～50人”，加紧了对党和红军的摧残，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这便是李吉庚“革命——反革命”的全过程。

不难看出，李吉庚原是土匪头目，干的是打家劫舍的营生，他要猎获的对象自然是一些富家大户，这与共产党所要打倒的“土豪劣绅”对象是一致的。所以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如泰地区代表着地主豪绅等统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领导的地方部队得以发展壮大的情况下，李吉庚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维持（即使不说提高）他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职位也就显得可以理解，这就是他“参加”红军的动机所在。同样不难看出，李吉庚后来虽然是共产党员，但他并不忠实于或者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在他的领导下，党组织缺乏觉悟。而且显而易见，他与土匪有联系”。他的参加，只有在作为“共产党人”有极高的人身自主权，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前提下才得以维持。因此，当党组织需要（尚未强制）个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的时候，当国民党委任他为如泰游击司令，负责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李吉庚接受了国民党的利诱，带领部队投向反动派。李吉庚的“革命——反革命”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叛变的问题，更是流氓本质的暴露。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通过对李吉庚的剖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吉庚“参加”红十四军，不是基于对革命真谛的理解，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只是为了狭隘的个人目的而投机革命。同时也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尽管各流氓无产者的经历不同，“参加”红十四军前思想状况各异，但由于其本质属性相同，因此，他们在“参加”红十四军时的实质是一致的，只是投机革命而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

红十四军在处置流氓无产者问题上的失误

失误之一盲目吸收。为片面追求壮大武装力量，盲目地吸收了一批所谓“勇敢分子”（当时在有的文件中竟直呼土匪同志），使流氓无产者在红十四军中占有过大的比例，把一些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的流氓无产者吸收进了党内，使党的组织严重不纯，损害了党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的形象。1930年初的《南通巡视员巡视南通的部分日记》中这样记述：“余西党的组织有80多个支部，约2000同志，成分有豪绅地主、地痞流氓、土匪、富农、工农、KM党员，其中勇敢、服从、明了党义者不到1/10。”也许这名巡视员的观察有失偏颇，但由此可窥一斑。

失误之二改造不力。客观上由于流氓无产者在红十四军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改造他们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可能很快地奏效。主观上红十四军对改造工作也不够注重。比如对李吉庚参加红十四军后，敲竹杠、吸鸦片、闹独立等现象，红十四军一直采取迁就态度，缺少教育改造的措施。

失误之三姑息养奸。仍以李吉庚为例。参加红十四军后，李吉庚仍保持着同土匪的联系，其本人的土匪习气也从未收敛，“直到后来李吉庚被敌收买叛迹显露，李超时决定清除时，王玉文仍认为不会出问题，结果留下隐患”。李吉庚最终叛变投敌，而在此之前，红十四军并未采取必要的处置。

流氓无产者对红十四军的危害

毛泽东在分析流氓无产者时指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显然，变成革命力量的前提是引导得法。红十四军则未能实现这个前提，至少说解决得不够好，因此，红军队伍中流氓无产者的危害则变成了现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流寇主义。由于红十四军中流氓无产者占了相当的比例，就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思想。具体表现为：1、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在现存的1929年底至1930年秋的档案中，几乎每份文件都提到“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而事实上，在红十四军中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十分薄弱，大部分地区仍停留在抗租抗税和分粮分衣阶段，土地分配没能很好进行。2、扩大红军中，忽视了发动农民、武装农民的问题，而是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李吉庚用金钱收买季家市一连敌人的反正，是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这些人作战时不但不能作主力使用，还要加以保护和监视，成为我军的一个负担和隐患，特别是后来全营武装叛逃，造成极坏的影响”。

二是盲动主义。毛泽东曾指出：“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综合。”立三路线赖以贯彻的“下层基础”就是占有相当比例的流氓无产者。反富农路线在红十四军中本身就存在过“左”的行为，而李吉庚竟提出“杀尽富农带中农”的极“左”口号，致使中农离开，贫农动摇，雇农孤立。可见流氓无产者的盲动行为对红十四军危害之深。

三是地方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倾向之一。在红十四军中流氓无产者排外思想严重，提出“驱逐蛮子”“本地事本地人管”等口号，蛊惑人心，挑拨离间，分裂红军，致使红军在“拥仇（建忠）、拥王（玉文）的排外情绪中，多次发生严重的摩擦事件。在大敌当前的严重形势下，这种地方主义在客观上形成红军内部分裂、内耗，从而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四是土匪习气。流氓无产者加入红十四军后，把浓重的土匪习气、游民习气带进了红军。这些人“除了吃饭睡觉缴枪，就是赌牌、烧香或回家，拿红军作成吃饭的机关”。他们在组织上结帮派、闹独立，无组织无纪律；在工作上不听指挥，土匪式的经济工作，打白条、敲竹杠，贪污舞弊；生活上腐化堕落，吃喝嫖赌吸鸦片，这种种土匪行径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败坏了党和红军的声誉。1930年9月20日南通巡视报告中说：“我们认为南通党目前是塌台的形势，不唯是土匪化的前途，实际上已走上土匪化的道路……”也许这种“认为”有些偏激，但如前所述，由于这帮人数量大，当时红军本身无力“消化”，以致形成这种态势。因此，“在群众中视红十四军行为为‘土匪’行动，这种说法不仅当时即有，至新中国成立后还未完全消除。”可见，流氓无产者的土匪习气对红十四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五是“反水”叛变。毛泽东指出：“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红十四军中，以李吉庚、李治平、顾仁武、赵犹龙、张大等为代表的投机革命的流氓土匪正是这样，他们在敌人的利诱下，暗中投敌，导致八三黄桥暴动失利；他们公开叛变，勾结反动军队天天下乡“包剿”“清乡”，杀害党和红军干部，到1930年9月“已有百余名下级干部被杀害，他们对红军家属下最后通牒，谓再在红军中就戮其全家，给红十四军造成极大的危害。”不仅如此，由于这些人曾混迹红军，熟悉我党和军队的活动规律、交通情报以及领导人和基础群众等情况，破坏性极大，致使红十四军形势急转直下，在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很快失败。

无可否认，由于红十四军倚重吸收和利用流氓无产者，又未能对他们加以有力的改造，因而对红十四军形成严重的危害。

美国学者兰诺尔·巴康在研究如皋的一篇论著中这样说过：“在一些地区，比如斯蒂芬·埃里夫尔研究的江西的那些地区，共产党能够把有着许多地方头目和土匪头目的组织松散的队伍转变成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组织，这个组织排除了那些不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与此同时，在江苏情况并非如此，在江苏出现的情况是，因为共产党过分依赖李吉庚这样的地方头目和土匪头目，所以不能成功地把这种人从党内、军队内清除出去，这些人仍然生存下来，相反，共产党为消除这些人而做出的努力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毁灭。”

综上所述，我们虽不能把流氓无产者对红十四军的危害作为导致其最终失败的唯一原因，但在红十四军的历史上，这一问题在客观上形成的严重危害，是不容置疑的。

（作者单位：如皋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