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1926)和蔡元培(1868-1940)受甲午惨败和马关签约的巨大刺激，毅然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并在改良旧教育，建立资产阶级新教育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丰富而又深邃的教育思想。过去，人们多孤立地分别加以研究，很少有人将他们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笔者认为，比较两位先哲教育思想之异同，探究其内在根源，不仅可以凸显各自的特点，加深对其教育思想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的认识，而且可以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三育”并举与“五育”并举

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的问题即教育的宗旨和方针是什么。对此，张謇和蔡元培均进行过认真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张謇主张要使学生德、体、智全面发展，以培养健全的国民。1902年，他在《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明确提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而我邦之缺憾”。1914年，他在《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章程》中写道：“本所教育方针如下：

一、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二、注重学生身体之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三、教授河海工程上必须之学理技术，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他认为这三个方面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从而正式提出了德、体、智“三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张謇对德育高度重视，始终把它放在首要位置，强调“首重道德，次则学术”，“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德育，首先是对重视品格陶冶和人格塑造这一我国古代优秀传统的继承和阐扬。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做人是第一位的，“在校不能为良好之学生，出校必不能为良好之公民”。因此，始终把教学生学做人、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人放在首位。值得注意的是，与人们耳熟能详的德、智、体的排序不同的是，张謇对体育十分重视，把它放到了智育之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张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物质是第一位的，意识是第二位的，人的身体是精神的基础和依托，没有健康的体魄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心理，掌握先进的知识。其次，由于经济贫困、受鸦片毒害及对体育的忽视，近代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张謇深以为耻，决心力矫其弊。再次是与清末民初荡激的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张謇认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民弱而能国强的，因此不惜投入巨资在南通修建了第一公共体育场和第二公共体育场。一县之内拥有两处公共体育场，这在当时全国1700多个县中是绝无仅有的，足见他对体育的重视，而其目的正是要“杜偏重学问而忽视体育之流弊，盖以强身即所以强国也”。

蔡元培吸取张謇、王国维等的理论成果，提出了更加全面的，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教育方针。为了清除封建教育的影响，取代与民主、共和精神不相吻合的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重要思想。蔡元培还以人体为例说明它们各具功能，不可替代。“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附丽于神经质，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在五育之中，蔡元培同样最为重视德育，主张“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世界观教育及美育是蔡元培鉴于教育界过去不加重视，而本人又“尤所注重”，因此特别地提出的。世界观教育旨在“使受教育者立足于现象世界，而对实体世界的绝对自由产生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并逐渐和实体吻合，从而获得个性和意志的完全自由”。美感教育介乎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可以起“津梁”的作用，是进行世界观教育的重要措施。世界观教育为蔡元培首创，“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子的旧学”，因而具有打破延续几千年思想专制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却不为多数代表接受，从此，他不再坚持，转而倾力于美育的倡导。这样，“五育”事实上成了“四育”。1920年12月，蔡元培在南洋华侨中学演讲时提出体、智、德、美这四育一样重要，不可放松其中任何一项，“要使四育平均发展”，“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1928年5月，他在全国教育会议开幕式上又强调今后亟须提倡科学教育，养成全国人民劳动的习惯，提起全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兴趣，简而言之，就是要使教育科学化、劳动化和艺术化，从而形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乃至劳动教育实际上仍可归入德育的范畴，因此蔡元培的“五育并举”实质上与张謇提出的德、体、智全面发展并无二致。当然，尽管张謇对劳动教育十分重视，在学校也开设了唱歌、图画等课程，但对美育则从理论上阐述不多。因此，蔡元培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使它们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德才兼备、身体与精神协调发展是历代教育家共同关心的课题和矢志追求的目标，但德育的具体内涵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张謇注重对学生进行树立理想、爱国爱乡、开拓创新、竞争争先、勤劳节俭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思想的教育，而蔡元培则更多地进行自由、民主、博爱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理念的诠释和教育，因而具有浓郁的革命民主色彩。张謇较多地把教育作为启智、兴业、救亡的手段，注意发挥教育的经济价值和政治功能，而蔡元培则在看到教育在开启民智、救亡图存方面作用的同时看到其对人的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如果说张謇的教育思想与当时的时代主题相契合，具有现实性的话，那么蔡元培主张发展教育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则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

虽然张謇和蔡元培都致力于“教育救国”，但张謇重视普及教育，力图夯实教育的基础，而蔡元培的兴趣则更多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张謇强调“教育以普及为本”，因此脚踏实地、卓有成效地在南通地区普及初等教育。1903年，清政府发出实施义务教育的命令，但各地多未认真执行，“真正在地方上推行义务教育的，应是张謇于南通推行普及教育开其端”，“真正具有计划普及小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首推张謇”。张謇对普及初等教育之所以十分重视，其思想认识根源在于：首先，只有普及教育才能开民智、通风气、最终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他曾说过：“图国家强立之基，肇国民普及之教育。”“开民智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广设初等小学”；其次，普及教育旨在培养普通国民，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有助于肃清科举时代读书做官思想的流毒。他指出：“科举主意在培养特别人才，学校主意在开通多数之民智”；再次，在国民教育中，初等教育是基础，没有健全、发达的初等教育，高层次人才无从产生，学术研究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张謇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说：“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庚子以后，政府怵于外人之公议，仓惶兴学，即以大学为发端，颇为外人讪笑。”“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所以，欲雪国耻、教育救国，就必须从小学入手。蔡元培曾坦言他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他“一生的著述与实践活动都与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休戚相关”。办教育到底应从何入手，是先办初等普及教育，还是先办高等教育呢？蔡元培与张謇、范源濂持不同的意见。蔡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说：“我与(教育部)次长范静生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那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他特别重视高等教育的原因有二，一是受急功近利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他曾提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与他持相同观点，并在他之前提出中国“亟兴高等教育”主张的王国维就认为“天下之事，多出于英雄、天才之手”，而“高等教育之责任在使英雄与天才得陶冶之地，而无天阙之虞”，因为当时国事亟而人才乏，所以要优先发展高等教育以培养英雄、天才以“供驱策之用”。二是他十分重视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主要依靠高等教育。蔡元培十分重视学术研究，把它视为高等教育的精神命脉和改变“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陈腐观念、改造旧北大的重要手段。他在1917年就北大校长职时就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1919年的开学典礼上则重申：“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虽然他也认识到“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他仍重学轻术，其原因除与他本人长期进行研究工作的经历有关外，更主要是他对学术研究重要地位的认识。他临终甚至就有“学问救国”的遗言。他曾表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激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盛强的。反之，学术幼稚、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毋庸讳言，蔡元培重意识轻物质，重理论研究、轻运用和实践。沈尹默认为，这可能是受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重道轻器，学术分离、重学轻术的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张謇对学术研究也较重视，但更关心的不是形而上的纯理论研究，而是其实际运用，强调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课题的研究以及成果的运用和推广。这与他继承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倡导“实业救国”以及实业与教育并进迭用，教育应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贯主张是密切联系的。

基础理论与应用开发，普及教育与高等教育孰先孰后，谁应获得更多的重视，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教育界。张謇和蔡元培代表了两种路向，前者重普及，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后者重提高，以培养少数精英和拔尖人才。他们的教育思想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齐头并进才是完整的，科学的。

三、“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与“母实业，父教育”

正如张謇所说，“教育者，是耗财之事业，建学校，聘教师，无不需要资金”。他的好友汤寿潜也指出：“经费问题不解决，则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决无实行之一日。”所以，经费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着教育家们的棘手问题，在饱受列强侵略和奴役，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清末民初尤为突出。在改良旧教育、创办新教育的实践中，张謇深切地感受到“过渡时代之始，筹教育广及固难，筹广及教育之财政尤难”。蔡元培也认为“今日教育之摇动者，类为经济不足。解决经费困难，实为一最大而最要之事”，那么如何解决呢？他的对策主要有三：一是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鉴于当时军阀割据混战，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不及军费的百分之一，且常被挪用，造成教职员工长期被欠薪的情况，蔡元培与李石岑等提出了教育独立的主张。1922年3月，他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党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还提出“各区教育经费都以本区中抽税充用。较为贫乏的区，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后，得由中央政府拨国家税补助”；二是抽取教育税、创设教育基金、发行教育公债，开展教育募捐，申请退还“庚子赔款”，以专门用诸教育；三是“力行节俭”。1912年4月，他在出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就强调要力行节俭，纠正前清办学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靡费之痼疾，具体方法包括合并相近的高等专门学校；统一学校财务制度，实行“事权划一”，实行教育会计独立制度等。

蔡元培解决教育经费的思想总的说来仍是向政府伸手，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是与虎谋皮。这也决定了他的这些思想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反动军阀政府的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此相反，张謇在这方面的思想则要丰富得多，也更有成效。

早在19世纪末，张謇就认识到教育经费的奇缺使教师不能集中精力于教书育人，并保持应有的斯文形象，使一些有志于学却家计贫寒的青年走上辍学之路，并开始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主张广开门路，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与蔡元培一样，他也强调要积极争取官方的支持，他直言，“官立之校用国家税，公立之校用地方税，私立之校而力不足者，政府以国家税、地方税补助之，此各国之通例也”。要求政府明定税种，整理税源，切实保障教育经费的如期足数拨付。他甚至还煞费苦心地建议两江总督把地处南京夫子庙的江南贡院改作市场，招商开店，政府则因此征收一定的管理费以充作教育经费。张謇号召有钱人关心教育，捐资助学，在《致署江苏朱按察使劝兴盲哑学堂函》中，他以美国施丹福(今译作斯坦福)大学的设立及国内叶澄衷捐数十万、杨斯盛捐十数万元兴学受到时人赞誉，并将留名青史的事迹劝他捐家资兴办盲哑学堂，甚至不惜以子虚乌有的因果报应之说来打动他。张謇不仅鼓励和动员社会上拥厚资者捐助教育，而且身体力行。从1900年至1925年，他把自己所得的薪俸、花红等合计200多万元都用于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事业，为南通的近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张謇认识到腐败的政府是靠不住的，教育经费主要还得靠自己想办法，所以主张一方面发展校办产业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重要思想，主张以教育改良实业，以实业辅助教育，形成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的格局。1895年，张謇就设想在南通城东西北潴水之区各就地势构筑环堰。每一堰上设立鱼舍，旁设羊圈牧羊。养鱼、饲羊、喂蚕所得收入的一部分用来作为学官养廉公费、廪生膏火和书院经费。经过张謇等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到1924年，南通各校的基产已有土地12万亩，另外在通海垦牧公司还有20万两白银的股本。以实业挹注教育是张謇教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对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贡献。为教育发展谋取经费成了他“舍身喂虎”，“伍平生不伍之人”，经办大生纱厂的精神慰藉和重要原因。他后来在回顾自己走上实业之路的历程时毫不隐瞒自己为办教育而兴实业的初衷。在《自订年谱》中，他说，当张之洞准备让他在通海地区设立纱厂时“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踟躇累日，应焉”。1895年，张謇开始筹办大生纱厂，最终形成了以纺织业为龙头，以南通为中心，包括纺织、盐垦、面粉、冶金、交通运输、新闻出版、金融服务等在内的庞大的企业集团。实业的发展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金。张謇同样强调要厉行节约，而且他不仅大力提倡，更注意身体力行，不仅从发展教育的高度谈节俭，而且把节俭列入许多学校的校训，与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结合起来。

四、“学校无放任”与“尚自然、展个性”

在教育管理方面，张謇主张从严治校，强化管理。他在“师范学校年假演说”中指出：“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干涉便有约束之事，有服从之事。”1912年，他在“论严格教育旨趣书”中又说，“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军人无放任，学校无放任，此今日世界各共和国之通例。军队放任，则将不能以令；学校放任，则师不能以教。将不能令则军败，师不能教则学校败。其为国患，莫此为尤。《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人知敬学。今欧美学校教授管理之外，尤重训练，尤重服从。……师道贵严，中外同轨。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张謇尤其注重纪律、服从，在各学校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对教师的约束，反对自由放任。这种严格管理、从严治校无疑有利于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和学生技能的培养，所以南通各校毕业生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为社会各界所一致肯定和欢迎。但张謇同时却本“严格主义”和“学校无共和”的指导思想，而要求学生“专静”向学，反对他们干预校务、参与政治活动，也反对男女学生同校和自由结交。需要指出的是，张謇也认为女子应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并开办了女子师范、女子小学、女子职业培训机构等，为妇女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却一直反对中学以上学生男女同校，这与他身上存在的“男女有别”等封建遗毒不无关系。针对传统教育无视学生各自的特点，把他们仅仅看成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压抑和束缚其个性的弊端，蔡元培在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提出“夫新教育所以异于旧教育者，有一要点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谓也”。他批评旧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和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教学形式僵硬，方法简单，“教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毁之，如花匠编松为鹤鹿焉；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栗。而新教育则否，在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度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因而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宁展个性”。总之，要针对学生各自不同的情况，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学内容和形式不必拘一定的程式，务求实效。在学校管理方面，蔡元培也具有民主精神，重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首倡并在北大实行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在全校设立由各科教授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评议员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文，决定学校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以及提出学校预决算等方面议案。各学门(后改为系)成立教授会，教授会选举系主任、负责规划本系的课程设置、教科书选用、教学方法的改进、学生选科的指导和成绩的考核等。这些措施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让真正懂行的人参与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大大改变了原为官僚习气笼罩的腐败沉闷的北大，营造了北大民主、自由的氛围，形成了学术繁荣的局面。对学生，他则希望他们在自律的前提下自我管理，而不同意让学生参与教务管理。在教育管理方面，张謇和蔡元培的主张截然不同，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思想和思维方式。张謇年龄较长，受传统教育的时间更长，过于沉重的传统思想的包袱制约和阻碍了他对西方新的教育思想的摄入和融会。他一生中只出国考察过一次且又是封建专制思想比较浓厚、崇尚严格管理的日本。日本的修身教材“杂引我六经诸子语”，其校规特别着重于“信用服从”和日人“不尚男女平权之说”对他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而蔡元培则从年青之时起便对西方思想文化有所了解，后又几度出国，在西方的大学中学习和生活，因此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熏染和陶冶。另外，教育思想与政治思想是密切相关的。蔡元培在政治上主张民主革命，而民主治校正是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必然体现和结果。这种把学生看成具有独立人格的平等主体，尊重其个性，因材施教的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创造能力，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我们今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