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母亲携我离开孤岛上海回家乡南通。老家濠南别业早已被日军侵占为司令部，我们只好住进祖父晚年休息的地方——濠阳小筑。母亲坚持不与日寇、伪政权来往，依靠一点房租过苦日子，我们母子生活要求并不高。

回到家乡不久，我进南通中学高一班学习。那时母亲因受着疾病困扰，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精神长年不好。母亲担心影响我的成长，主动提出让我去住校，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认为这样对我身体和情绪都有好处。

我住校后，整日和同学生活在一起，业余时间在一块打球，到图书馆看书，能够说说笑笑，情绪虽然好得多，但总离不开家庭的一些阴影，所以有时沉默，有时忧郁。

同班同学凌宝华主动地接近我，和我谈心。他借书给我看，记得第一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故事向我展示了一个完全陌生而新鲜的情景。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事，使我知道了另一个天地，也进入了另一个天地，虽然对我来说仍是朦胧的。凌宝华继续借类似的书给我看，我都爱不释手。凌宝华又告诉我一些过去从不知道的事。或许，这就是对我走上革命道路最早的引导吧。

1944年秋天的一个清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向专员公署请愿，要求提高教师的待遇，改善他们生活的学生活动。一个16岁的青年，单纯而幼稚的心灵深处，开始撒下了热诚、正义的种子，走向了振奋同时又艰难的历程。

由此开始，我认识了吹军号的孙锦襄同学（外号大炮），他比我低一班，总是满脸的阳光。他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李连钊同班，以后经常在一起玩，一块儿谈天，从而走得更近。记得有一天，孙锦襄神秘地对我说，“乡下”带信来，希望我们三人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到乡下去玩，也可以阅一些书，但一定不能告诉别人。“乡下”指的是什么，我们都懂。我很兴奋，盼望着他的通知。

一个夏日刚过已有秋意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孙锦襄、李连钊和我穿着长袍，边谈边走，越过了日寇的岗哨，走上去唐家闸的大路。到了十里坊后，转向了农村弯弯曲曲的小路。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在一个农户家，我们见到了在游击区的陈安羽和王敏之以及另一位年轻人。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和我们谈谈抗日的情况，问问我们学校、学习和家庭情况，并安排我们在那儿阅读一些书籍。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艾思奇的著作《大众哲学》，第一次接触了“人生观”、“世界观”等词汇和概念。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新的东西，当时既感到新鲜，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以后在假日又悄悄的去了两三回，从此懂得的道理更多了。

1945年春季，“乡下”带信来，让我立刻到他们那儿去。这一次陈安羽、王敏之同志向我更详细地谈了全国以及南通地区抗日、对日斗争的情况。他们对我说：“为了配合当前形势的发展，组织考虑派一位同志到城里去做地下工作，为了更安全和有利于工作的进行，经反复研究，想借住在你家，请你和母亲给于掩护……”也许由于自己年轻，也许虽然接触党组织的时间不长，但党的思想和党的作风已印入我的内心，我毫无顾虑，立即答应回去就和母亲商量。

回到家，我如实向母亲谈了，特别向她谈到乡下共产党的干部给我留下热情、真诚、实在、朴素的印象。我向母亲讲，党组织真诚地希望我们支持党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日寇赶出中国，解救贫苦老百姓的事业，进而又将乡下组织想派一位同志住到我家来，恳请母亲和我能够加以掩护的意思说了。第二天吃过晚饭，母亲把我叫到她的房间，关上了门，对我说：“你大姐、二姐都在重庆，哥哥在上海，你我相依为命，能帮助别人的就尽力帮助，但要谨慎。要我们掩护，来的人就应该是我们的‘亲戚’……我想你外祖父家离得远，在安徽石埭，因此这个‘乡下人’，对外就说是我的表侄，是从安徽到南通看望姑妈来的，这样妥贴些。”我很快地向“乡下”作了汇报，他们非常感谢母亲的热诚和妥善的安排，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派来的人就是王敏之同志，母亲为他取名陈克然，“陈”是母家之姓，而我表哥一辈的排行为“克”字，“然”字可能是母亲随时都在提醒他“要自然”，“要信然”。

克然哥每天起来很早，和我共进早餐，按时向母亲问早安，陪母亲说说话，谈老家父母以及乡下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没人的时候，克然哥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看书籍。他的工作时间主要在晚间，吃过晚饭后，夜晚就属于他的了。他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工作，我们不知道也不过问，虽组织未要求过，我们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母亲经常对他说：“你住在我们这儿，就是一家人，你自己要分外的小心。”晚间我们所要做到的，就是关注着门。有时母亲知道前一天克然哥回来很晚，即使有人在，母亲也会对他说：“克然你到我房间去，我写的信字太大了，帮我抄一下。”他会走开，但并未休息，又去写材料和报告。久而久之，亲友账房先生都夸克然哥没架子，和蔼，文雅，有学问。

有一天晚饭后，已到休息的时间，我正和母亲说话时，克然哥进房来向母亲道晚安。在母亲和他谈什么事情时，我走出房间，隐隐地看到在前庭院玉兰树的后面有一个人站在那儿，把我吓了一跳。我一边问“谁”，一边走向前去。只听对方说：“绪武，是我。”这给予我很大的惊奇，原来他就是我同桌同学小丛。克然哥将我拉进房间后对我说：“小丛刚从子弹翻造厂过来，他的父亲是子弹翻造厂的厂长，他是送子弹来的。我必须将这些子弹连夜送到乡下去，我回来再和你细说，你会理解我的。”克然哥来我家后，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不是因为克然哥瞒着我，而是革命工作采取直线联系的需要，我说不出来自己当时的心情，只是觉得克然哥太辛苦了，太紧张了，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这欢乐却显得短暂。算着居住在上海的外祖母生日将到来，母亲在侍女阿宝的陪伴下，去上海给外祖母祝寿，未想到原来家宅已被从重庆派来的国民党的所谓接收大员上官云相所抢占，供他姨太太居住，母亲只得暂时和阿宝在旅馆里安身，却因付不出住宿费被困在旅馆里。我一知道消息后立即去找账房，但账房只说账上已付不出钱，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克然哥立即向城工委报告，政治交通员连夜送来法币二百万元，后来“乡下”又送来三百万元。不久，母亲和阿宝才从上海平安回来。我紧紧地握着克然哥的手，饱含着眼泪，不知说什么好。党给予我母子的岂是一般的情，是仁、是义，党犹如我们的再生父母。

不久，非武大姐、柔武二姐已回到上海，将回南通看望母亲。母亲和我掩护王敏之同志之事，她们全不知情，为了防止意外，王敏之暂时离开我家。

1946年南通惨案发生前夕，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二位姐姐那时才对我参加青年进步活动有所了解，迫不得已，立即伴我离开南通去了上海。几天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南通惨案，八位进步青年被暗害。南通惨案发生后，地委感到地下党领导机关设在城外，无法掌握南通城复杂多变的情况，便安排王敏之再次进城，又住入濠阳小筑。王敏之同志以后在《怀念党的挚友陈石云女士》一文中写道：“在此情况下（指家姐和我去上海后，他第二次住进濠阳小筑），陈石云女士不顾个人安危，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受我住在她家里。她积极支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她对国民党制造的南通惨案，非常愤慨。她对我说：绪武虽然被迫走了，你放心住下，不会出事的，我会更好地照顾你。”约半年后，王敏之按地委领导指示，撤离濠阳小筑。1947年 9月的一天，王敏之随“公民普训”的队伍经过濠阳小筑，惊见门口高挂着一对白灯笼，方知母亲已不幸病逝，顿时万分悲痛。这个场景，他在晚年回忆我母亲的文章里写道：“她的音容笑貌，她对我的工作精心掩护和积极支持，都历历在目。那时我只能默默地寄托我的哀思。解放后，我才能到她的墓地凭吊……陈石云女士支持共产党，支持革命的事业，将永远铭刻在人的心坎里。”

时光如箭，党的事业永在，永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