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苏中地区党委、四地委，吸取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济教训，为了粉碎日军在海启地区的大规模“清乡”，决定在一部分没有担任过公开行政的武装职务，面目“不太红”的党员干部中，选择一批精明强干的同志隐蔽下来，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对外称乙种组织。1942年秋冬，海启县乙种组织建立起来后，区一级的乙种组织也相继建立。海东、海中、富余三个区建立于1942年冬；启东、启西、海南、海西四个区建立于1943年夏。乙种组织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如那个区公开组织遭到破坏，活动暂时受到阻碍、限制时，党可以通过乙种组织保持与基层党组织的联系，了解情况，以利于开展工作，必要时，由乙种组织领导群众继续进行斗争。后来由于整个反“清乡”斗争不断取得公开武装斗争的胜利，这种情况没有出现。但这种两手准备，表明了我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领导艺术，它对稳定复杂斗争环境中的党心和民心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县、区乙种组织均设特派员。县特派员受地委秘工部长谢克东同志和县委书记洪泽同志双重领导，那时党的公开组织有什么重大活动，乙种组织应如何配合，由洪泽同志通知我们。秘工部对一个时期的工作，召开会议进行全面部署，我们也常向谢克东同志汇报工作。区特派员只受县特派员的单线领导，和当地区委不发生横的联系。为了免受破坏和损失，整个组织之间，党员之间，一般以单线为主，甚至有的区正副特派员之间也不发生关系，组织十分严密，联络面缩小到最小限度，这是乙种组织活动中的一个主要特色。

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乙种组织，任务不同，活动方式也不一样。根据地的乙种组织，以群众面目出现，带头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承担义务，团结教育群众，培养教育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秘密组织，配合党的公开组织进行活动。在敌占区的乙种组织，以开店经商、办学教书、商贩买卖、搞手工业等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在群众中扎下根来，主要对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比如进行反“清乡”形势宣传，戳穿敌人阴谋，揭露敌人罪恶，教育群众不要上当受骗，更不要帮助敌人做坏事。对有觉悟、表现好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也要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为了更好地掌握敌情，瓦解敌人，我们还多方设法，尽可能利用社会关系打入日伪政权、特务机关内部搜集情报。当时海复镇伪区公所、四甲坝伪联乡办事处、长兴东永安乡伪乡公所都有我们物色的人在，与我乙种组织有秘密联系。有时在底层的一些关系，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有个在悦来镇据点为鬼子烧饭的人，和我乙种组织有联系，每当上面通知他多烧饭时，就知道鬼子要来，而且从多少数量中，大体上可以估计敌人有多少人来。虽然他是一个烧饭的普通群众，但对我们了解据点里敌人的动向非常有用。

当时海启地区乙种组织活动范围，西至坝头镇，东至公司镇，南至长江边，北至海复镇，地域比较广。乙种组织建立时，上级党指派我为海启县委的特派员，我到各区跑一圈就得化20多天时间。确定胡霖（即胡林，下同——编者）同志为县副特派员后，我们作了分工，我负责海东、海中、富余、海西四个区，胡霖同志负责启东、启西、海南三个区。开头我在海东区的海复镇一带，以做小商贩为掩护进行工作。那时日本鬼子刚占领海复镇，搞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政治清乡”，宣扬要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等骗人鬼话，玩弄“怀柔”伎俩，妄图达到其奴化我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我们针锋相对，抓住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及时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日本鬼子占领海复镇后，为了了解鬼子在镇上的活动。我化装成居民，混在群众中一起上了镇。这时，有一个鬼子拦截我们几个青年人到一家店堂里去，向我们胡诌“东亚共荣”一套鬼话，正当他吹得得意忘形的时候，对面一家酒店喝得酩酊大醉的几个日本鬼子，把一桌子的碗筷怀盘统统掀翻在地，还要打人。鬼子的可恶行径戳穿了他们的鬼话。另一次，胡霖同志的两个女儿长得比较漂亮，一天鬼子小队长喝醉了酒，兽性大发，要找花姑娘，幸好有一个还没有丧尽天良的日本士兵跑来报信，才使这两个姑娘闻讯及时避开，免遭蹂躏。我们就以这些事实广为宣传，使群众认清敌人的真面目，不断激起和加深群众对侵略者的仇恨，起到了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

1943年夏，日军眼见“政治清乡”的阴谋像肥皂泡一样的彻底破灭了。在哀叹其软的一套失败的同时，就变换反革命策略，疯狂地搞起“强化清乡”来，鬼子经常下乡骚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它们妄图用这一套高压手段，逼迫我军民屈服。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情况更趋紧张，斗争更为激烈。敌人在穷凶极恶地搞“政治清乡”的同时，推行伪保甲制度，建立基层伪政权，妄图巩固其反动统治。在反伪化斗争中，敌伪人员要编保甲、造花名册，我们乙种组织的成员就在群众中采取各种方法，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叫它搞不成。办法是：第一步“磨洋工”、拖时间，说这个人不存在，那个人不在，叫他造不成；第二步，实在拖不下去了，就报老或报小，造假名单，让伪乡保长交假账。对那些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劳的坏蛋，我们就提供情况，让短枪队来把他镇压掉。

在争取敌伪人员工作中。我们为公开组织提供可靠情况，有时利用亲友关系也搞一些联络工作。海西区永安乡有一个叫包叔君的伪乡长，他经常出入于敌人据点，此人被我们争取过来后，表示洗心革面，不再做危害群众利益的事，后来，还为我们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在斗争中，我们也尽可能争取上层人员，以利于斗争的开展。如富余区的梁鹤琴同志，他父亲在敌占区四甲坝有一定社会地位，与伪区乡政权有关系。我们通过梁做争取他父亲的工作，后来梁父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我们乙种组织的成员，除了响应地方政府号召，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电话线，在部队打了胜仗后进行慰劳外，也单独搞过一些宣传工作，1943年在北固乡秘密散发过抗日宣传品。

1944年冬，敌人的“清乡”迷梦被粉碎，形势日益好转，党在农村中已建立起了比较牢固的根据地，秘密活动逐步移向城市，上级对乙种组织作了相应变更，根据地的乙种组织宣传撤销（海门境内农村仅保留永安乡一个地下党组织）。南通城、海门茅家镇敌占区的乙种组织仍然保存。但名称改为城市地下党组织，四地委秘工部亦改为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乙种组织撤销后，它的人员分别被介绍到公开组织里去工作或选送到有关部门去学习。1944年冬，我调到地委城工部工作，我的工作由李尊一同志（又名李文逵）接替。搞乙种组织工作，是一项比较艰险的任务，需要有一颗忠于党的红心，在执行任务时，又要胆大心细、坚定沉着。一天夜晚，我正在海西区特派员李尊一家中商讨工作，突然，长兴镇据点里的敌人下乡来了。一群日本鬼子在距离我们不远处的一块场地上奔跑，“哇啦哇啦”，边喊边追。起初我们感到很惊奇，为什么这么晚了敌人还出动？这时我们不动声色，看看事情怎么地发展再作行动。一会儿李的大哥李文华（是一伪保长）忙来打招呼，说是鬼子下来演习捉“强盗”。于是我们也就装作捉“强盗”一齐跑了出去。结果敌人捣鼓一阵后，收兵回据点去了。上级党组织对从事乙种组织工作的同志，要求党性强，在任何情况下严守党的纪律。他们当中也有因敌人下乡催捐、抢粮而被抓到据点，或者因敌人搜捕公开组织的干部而被牵累逮捕的，这些同志在敌人面前都表现得坚贞不屈，没有干出有损于革命气节或损害党组织的行为。在这两年多的艰苦斗争中，绝大多数同志对党、对革命都无比忠诚，对胜利充满信心，表现都很坚定，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