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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地区党的秘密工作
发布时间:2018-12-17     作者:谢克东


(1982年8月19日)


现在,我讲第二个问题,南通地区乙种组织的概况。我只能讲概况,许多好戏都在你们头脑里面。请你们讲。

 

南通地区乙种组织两个历史阶段,在新四军东进以前,有上海地下党在这里工作,这个将来再谈。这次主要谈谈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我在这里,解放战争时期我就不在这里,尤旭同志在这里。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谈不起来,我只能谈谈抗日战争时期情况。但也谈不完全。具体经过同志们都亲身经历,靠大家,靠各位,你们谈的要比我具体、深刻得多。

 

第一,我想谈谈乙种组织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建立的。乙种组织实际上是在根据地内及周围的敌占区建立的我党秘密组织,实际上是个秘密党。为什么叫乙种组织?是个代号。实际上与南通城里的地下党没有什么区别。那是1943年初正式开始建立。在这之前,已有少数党员在据点里面。但是,建立乙种组织是在1943年初。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党员派到敌据点。马世和同志、林克同志,那时已经派到南通城里来了,还有邵野同志。当时建立乙种组织之前,因为敌人扫荡,“八一三”扫荡,占领了一些点线。为了坚持斗争,派了一些忠实可靠的、有比较好的社会关系作掩护的党员进入了敌占区工作。到1942年底、1943年初,才正式建立乙种组织。在建立乙种组织之前,1942年10月份,在南坎开了一个大会,整个苏中开了大会,那时谭震林同志作报告,谭震林同志很高兴地讲了,今年打倒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大家非常兴奋。但过了没有几天,说日本八个皇协军调来苏北了,形势急转直下,(实际上也没有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敌人要来四分区“清乡”,因此考虑建立乙种组织。

 

那么为什么敌人到四分区来“清乡”呢?我想(这是我的分析),一个因为当时日军在江南“清乡”得手了。江南同我们这里不同,我们这里是根据地,江南是游击区,因而比较容易得手。第二,我们这里地处上海的对岸,我们的物资要从上海运来的,同志们看过一个电影,叫《51号兵站》。他为了割断这个联系,减少对他的威胁,因此到南通地区来“清乡”。另外,南通地区是产棉区,比较富裕,棉花是战争需要的资源,因此,“清乡”以苏北的南通为重点。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重,也确实是严重的,为了接受江南反“清乡”的教训,作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去努力,因此,准备革命的两手。一方面,积极进行准备根据地的反“清乡”斗争,武装斗争作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迅速建立乙种组织。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这完全是必要的。我们建立秘密组织,乙种组织作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根据地不能坚持,让乙种组织来长期坚持。但是,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在党的正确导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直到最后,1945年8月15日鬼子投降,这当然是全国的形势啦!乙种组织,实际上是抗日战争、反“清乡”斗争重要的一部分。这是当时建立乙种组织的历史条件。

 

第二点,讲讲乙种组织状况及其变化。苏中区党委在反“清乡”斗争开始后,在苏中区党委建立了秘工部,当时秘工部长是杨斌同志。各个地委也建立了秘工部,一地委是陆铁夫同志;二地委是吴志明同志(老二分区);三地委是叶梯青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四地委是我;联抗地区是王向明同志。南通地区各县都建立了特派员,如东是杨增同志任特派员,还有洪秉奇同志任副特派员;南通县是薛驹同志;启海是徐智同志;通海地区是王克刚同志。(王克刚同志这次没有来呀!)崇明是陈伯明同志。城里是叶恭同志,当时在城里开了个店,做店老板。当时上海也有些党员,根据地派到上海去的,他们原来家在上海,再派回到上海。为了不同上海的组织混在一起,以免暴露上海的组织,因此也建立了特派员,是王浩同志,就是薛惠民。到了1944年下半年,老二分区撤销了,东台、大丰并过来了,东台特派员王敏之同志,大丰是李克和同志,现在生病住在医院里。组织系统就是这样。区里面也建立了特派员,启海是所有的区都有,有些县不一定会都有,但大部分都有特派员,副特派员。华东局张登(即沙文汉)同志负责秘密工作。地委、县特派员及区的负责人,都找了一个可靠的关系作为掩护,建立立足点。像杨增同志在一个农民家里,叫陶二聋子;陈伯明同志是在崇明家里;叶恭同志是在城里开了个店,这个店一直到解放才收回来。解放后,当时地委还不知道,后来我跟王野翔同志讲,我们还有个店在那里,你们要收回来。有意识把它放到解放以后才收回来。也有些同志打入伪乡公所、区公所里作为掩护,而这些上下联系都是靠单线领导,靠交通,政治交通来联系。秘工部也有两个变化。在 1944年下半年,敌伪军工作,本来有个敌伪军工作委员会,也叫敌工部。后来合并到秘工部来了,那个时候,就改成城工部,但在县里面,它是分开的。以后又叫敌区工作部。另外,成立了城闸区,直接由地委城工部领导的,程俊贤同志是区委书记,李海珊是区长,以后改成城工委,这中间有几个变化。区党委1944年杨斌同志走了,到上海,徐平羽同志接城工部的工作。这是关于乙种组织的组织状况和变化。

 

第三,乙种组织的党员和干部的组成。乙种组织的党员,有的是根据地的边远地区或者是边远交界地区的农村里面、集镇上有一些本来没有公开的党员,这个时候,划到乙种组织里面;还有大部分是1942年精兵简政时,把一些政治上可靠的、能找到好的社会关系掩护的党员干部,或者组织上帮助找些社会关系,派到敌占区去工作。有的是在建立城工部之前,已经由分区保安处或组织部派出去了,像林克同志。马世和同志、邢白同志是组织派出去的。马世和同志除了做了一些敌占区的群众工作以外,以后就打到敌人特务机关里面去了,以后邢白同志、林克同志就转到城工部来了。另外,派到敌人占区去的有周志方同志、叶恭同志、谢惠珍同志、汤仁寿同志、陆丕文同志、理明同志,还有陈璞、陈均同志。另外一部分同志回到上海,像曹四妹、陈清风。马世和同志到南通城比较早,“八一三”扫荡以后就去了(10月份)。她原来是如皋县委组织部长,利用她的家庭关系去了南通城。马世和同志不容易,那时她跟洪泽同志已经是恋爱关系了,派她去打到敌人的特务机关里去,如果没有高度的党性、坚强的革命精神,准备为革命利益牺牲一切的革命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不可能深入到敌人的特务机关里去。1944年她生病了,到西门基督医院,被敌人发觉监视起来了,地下党配合,在医院几个护士的帮助下,根据地短枪队把她接出来了。以后因为肺病,由陈世昌同志送到上海,病故在上海。她在医院的事情,吴强同志在《堡垒》里写到过。乙种组织党员由三个部分合起来的,一个是原来的城工部,还有保安处派出去的党员,合到乙种组织里来了,一个是原来的城工部,还有一个是在敌伪军里面工作的党员,这三部分组成。在敌伪军里面的是少数。党员干部派到敌占区去,一般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自己或组织帮助想办法的可靠的社会关系,建立立足点。立足点建立以后;第二步,有的马上找到职业,有的以后找到职业来掩护,不进行其他活动。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把面貌灰色下来,随后进行一些可能的活动;第三步,经过长期隐蔽,面貌灰色下来了,立足点稳固了,搞好与周围关系,交朋友,做群众工作,在可能的情况下,深入到敌人的心脏里面去,这时组织上才去取得联系。有的甚至一两年与上头不接关系,等面貌灰色了,敌人不注意了,再接关系。过早的接关系,对本人、对组织都不利,容易遭到敌人的破坏。同这些同志联系都是单线领导,不发生横的关系,即使这两个同志原来认识,在据点里面也相互不来往。所以在敌占区工作,必须做到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另外,要做到入污泥而不染,因为污七八糟的事情在敌占区比较多。因此,要有很强的党性。到敌占区,以什么身份出现,穿什么衣服都要注意。一不小心,也容易暴露自己。我在二甲镇,人家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在上海做裁缝的,碰到陆丕文的堂哥哥,有一次拿了一块料子来要我做衣服,我说我是做洪帮裁缝的,这个中国服装我不做。还有一次,我到薛惠民同志那里去,我在南通城里买了一件绸褂子,我以为很漂亮,跑到上海,有两个小姐叫我“土地主”,原来上海都穿“派力司”。还有搞的假“良民证”、假的通行证,这些城工部都有的。章是牛角刻的,印泥是从上海买来的。所以欺骗敌人也容易。最好也要有个家庭,单身一个人容易引起敌人怀疑。有些人找个老太太做“妈妈”,带小孩子;汤仁寿同志是上海大新公司的职员,不能呆了,因此回家做生意了,开个小米店,我就跟他“合股”,“合股老板”。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有些同志派到敌占去工作,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我们很多同志做过公开工作,像马世和同志做过县委组织部长,叶恭同志、王敏之同志也做过公开工作。我跑到南通城,坐在黄包车里被人看到了,他跑回去跟叶胥朝同志讲:“叶县长,我看到某某人了,坐在黄包车上,在城里。”但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生问题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是民族斗争,假使当时是解放战争,是阶级矛盾,那就没有这么好过了。因为是民族斗争,地主也受到侵害,地主我们跟他讲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我们根据地新四军力量很强大,反“清乡”也取得了胜利,如果反“清乡”失败了,我们根据地的主力撤出来了,那局面就不同了。同时,我们自己警惕性也很高,像叶恭同志店对过有一个人,年纪比叶恭同志大一点,30多岁,他的店里没有东西,经常注意叶恭同志那个店,我们看了不行,就把叶恭同志撤出来了。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不清楚。当时我们怀疑这个人是特务。就在南通东门望江楼外。另外,我们有个同志,当时在苏中整风,因为大家对他批评得很厉害,他就吓跑了,跑回家去了,大家很紧张。这个同志现在看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吃不起批评,跑回家去了。以后又回来了。所以,要随时提高警惕,同时要准备好口供。

 

第四,敌占区的工作方针。在敌占区同在国民党地区的工作方针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毛选”里面也谈到了,十六个字: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因为我们是在敌人心脏里工作,在时机没有到来之前,切忌冒进,即使有有利时机,也要考虑,考虑前后,现在做得,以后还要不出问题,要长期考虑,不能麻痹,否则一定会暴露,一定会遭到损失,这一点,毛主席在好几篇文章里专门批评了这个事。有些同志不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为问题不大,结果遭受损失。所以这个方针非常重要,违背了这个方针,一定会出问题。我们在敌占区工作,是点滴积累力量,有时成绩不容易一下子看出来,实际上你能隐蔽好,立足好,长期坚持下去,就是成绩,应该这样看。但是,刚刚参加革命的年轻人就是想轰轰烈烈搞一下。只能点滴积累力量,等待时机,真的时机到了,你不搞也不对。这个时机不是一下子就能到来的。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我们很兴奋,也曾经设想过,城闸工委、地下军,配合武工队一下子进城,后来考虑这样太冒险。因为国民党不会让你来接收的,要遭受损失。在这样的方针下,在敌占区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法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之内,稳扎稳扎地积蓄力量,进行斗争。那时打入国民党、三青团,打得愈深愈好。林克同志、王承志同志就是利用同孙永刚的师生关系,孙永刚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认为是他的亲信,因此给他们加个官儿,王承志同志当了科长,县政府的科长,那个时候要孙永刚搞起党部,你们加入国民党,那就更变成了他的亲信。我们俞隐同志开了个布店,我还去买过布,那时我们还不认识。对地方上的经济团体、文艺团体、军事团体,应该广泛地打入。总之,我们要无孔不入,有机会就打进去,愈深愈好。有机会就得利用,像马世和同志就是利用家庭关系打进去的。

 

第五,抗日战争阶段,主要做了三件工作。第一件工作,开展交朋友工作,和工人、青年、学生。像女师,马世和同志在那里;青年知识分子里,顾尔镡同志在里面;从各方面开展工作,来积累力量,开展了一些小的斗争,小学教师的斗争,同时,也送了一些干部到根据地去。第二个工作,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林克同志他们搞了第二期“清乡”计划、“清乡”图。赵峰同志被敌人包围了,人脱险了,文件包丢了,有些机密文件、党员名单,当时李鹤皋同志是伪“清乡”公署政工团办公室主任,送到他那里,他就把机密的文件烧掉了。如送上去就要遭受损失,这些东西很重要。马世和同志也搞了许多材料。第三个工作,城工委建立了,城闸区利用这块基地开展城市工作,建立了武工队。鬼子投降前,搞了地下军,以后里应外合,配合得很好。同时也掩护了工作人员通过这块基地进城,到唐闸来开展工作。

 

你们比我了解得多,我只是大概地讲讲。

 

我们这次开座谈会,还有一些党员同志没有来,如周大同志,请孟桂林同志,在这次会议以后,召集他们开个座谈会。市里请你们也负责开个座谈会。

 

(本文系谢克东同志在南通秘密工作史料征集座谈会上的讲话。标题系编者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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