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整顿

为了适应根据地的迅速开辟和游击战争开展的需要，南通地区各级党组织在党的建设中，十分重视发展与壮大党的力量，“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经过江北特委时期和根据地初创与全面建设时期几次发展，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建立。反“清乡”斗争开始后，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得到了加强。根据“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发展党员的方针，一方面将一批经过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另一方面，极其慎重地进行组织整顿，把一些自首变节分子和混入党内的流氓、地痞等投机分子清除出党，从而使党员的政治素质得到提高，党组织更加纯洁。党组织的分布也由中心区扩大到边缘区，甚至扩大到日伪统治的城镇。据1943年底统计，与反“清乡”斗争前比较，苏中四分区党员增加了38.14%。党的组织，海启增加了两个区工委，南通增加了一个区工委；乡一级，海启增加了五个乡支部，南通增加了26个乡支部，如皋增加了21个乡支部。

在加强党的组织整顿的同时，南通地区各级党组织还注重党的思想整顿。1942年初，党中央在延安发动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此后，逐步向敌后各根据地发展。1942年6月至1943年初，苏中四分区首先在部队中开展了整风运动。1943年8月，四地委根据苏中区党委《关于整风学习的决定》，部署了地方上的整风。部分县、区级党员干部集中到苏中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7月，进入大整风阶段，四地委在如皋县苴镇、东台县一仓河和三仓河一带开办了三期整风队，抽调区以上党员干部分批参加，直至1945年5月结束。在整风学习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广大党员干部通过整风，提高了思想觉悟，增强了党性，不同程度存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名利观点等得到了纠正。通过整风运动，党的领导机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密切上下级关系，党的集体领导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精兵简政

1942年12月，中共苏中四地委召开会议，决定为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提高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和部队的战斗力，适应反“清乡”斗争的需要，对四分区党政军机构和人员实行精简、调整。四地委机关工作人员由128人精简为40人；四专署工作人员由221人精简为109人。南通县、区委由109人精简为65人，县、区、乡行政人员由1574人精简为1066人；海启县、区委由173人精简为84人，县、区、乡行政人员由466人精简为101人；如皋县、区、乡行政人员由1112人精简为634人。精兵简政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机关、部队更加精干。

建立党的乙种组织

1943年初，为应对日伪对根据地的大规模“清乡”，中共苏中四地委决定建立党的“乙种组织”（即党的秘密组织），把一些政治面目没有公开、又有社会职业作掩护的党员划入其中，以便斗争一旦出现严重形势后，能够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2月，四地委建立秘密工作部，具体领导各地的“乙种组织”进行工作，并委派了各县、区“乙种组织”特派员。

党支部的建设和整顿

在党组织整顿的过程中，南通地区特别强调了党支部的建设和整顿，使支部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司令部。海启地区启西区正诗乡党支部领导全乡人民，坚持公开武装斗争，把农抗会、妇抗会、儿童团都充分发动起来锄奸，捉“黄狗”（群众对穿黄色服装伪军的蔑称），破公路，割电线，拆桥梁。日伪多次“围剿”正诗乡，捕干部、烧房子，但他们在正诗乡始终未能编成保甲，收到伪捐。正诗乡党支部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党员由十多人增加到60多人，成为海启地区反“清乡”斗争的“最坚强的战斗堡垒”。南通县张沙乡党支部、如皋县杨曹乡党支部，在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反伪化的斗争中，也都出色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成为特别能战斗，拖不垮、打不烂的坚强领导核心。

通过组织整顿与思想整顿，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得到了有力的保证。特别是在武装斗争中，党员勇敢坚定，冲锋在前，为保卫群众利益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据四分区1943年底统计，参加民兵的党员，海启占30%，南通占46%，如皋占34%。海启合堤乡的党员全部参加了民兵；如皋丁陈乡党员除几名妇女外，都参加了民兵。各乡的基干队、狙击组成员和农抗、工抗、妇抗、教抗的领导人，大部分也是党员。在整个抗日斗争中，南通地区牺牲的县级党员干部有启东县县长顾民元、海门中心县委书记陈国权、南通县独立团团长孙占彪、南通警卫团团长殷逸、东南行署主任兼警卫团团长王澄、海启县委书记兼县警卫团政委鲍志椿等。区级党员领导干部牺牲的有数十人，党员民兵、群众牺牲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共产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南通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加强党对基层政权的领导

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南通地区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完成了专、县两级政权的接管、改造工作，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建立了行政专员公署和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后来，又对区级政权进行了改造。这样，在根据地内，区以上各级政权，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党外抗日进步人士手中。但由于频繁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乡、保两级政权一直没有来得及改造，乡、保长大多数还是原来国民党政权委派的。有的地方建立的临时乡政委员会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1942年冬，基层政权的改造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初步改造，到1943年7月，在苏中四分区418个乡中，由共产党员担任乡长的有47个，新增党员副乡长的有169个，建立临时乡政委员会的有126个。党员乡长、副乡长在反“清乡”斗争中不屈不挠，坚持工作，提高了乡政权的威信。但是，此时的改造还仅仅是个别乡长的改选或撤换，而不是对机构进行改造，共产党组织还不能完全掌握乡政权，工农、小资产阶级在乡政权中还未取得完全的优势，因此基层政权基础还不很稳固。

随着反“清乡”斗争的激烈展开，地区被分割日趋严重，上下联系更加困难，这就要求各乡能独立作战，因此，加强对乡政权的领导，在乡政权中进一步确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优势，也就显得特别重要。1943年7月下旬，四地委作出《关于基层政权改造之决定》，指出反“清乡”斗争实际上就是政权斗争，要求利用一切反伪化、反贪污斗争的时机，争取时间，采取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由乡到保进行改造。根据地委的决定，苏中四分区各县，于8月份开始了对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按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对能够参加反“清乡”斗争的旧乡长，配备党员副乡长协助其工作；对擅离职守、动摇逃跑、久假不归、工作消极、不敢坚持斗争或贪污腐化、挪用公款、盗卖公粮的旧乡长，则采用上级政府另行委任、民主推选等方式予以撤换，由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能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担任。没有建立临时乡政委员会的地方，则利用时机逐步设立；有了临时乡政委员会但不能发挥作用的，则予以充实、改组。对被撤换的旧乡长，注意团结教育，并安排其适当的工作。在改造乡政权的同时，也注意到保的改造。经过改造，许多经过斗争锻炼的工农干部担任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领导职务。在海启，党员乡长占12%，党员副乡长占77%；在南通县，党员乡长占42%；在如皋县，党员乡长占69%。这些党员乡长、副乡长善于做群众工作，有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能关心群众的疾苦。担任乡长、副乡长以后，与乡指导员、民兵大队长、乡财经助理一起战斗，成为带领群众抗日的砥柱。他们坚持贯彻执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更加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苏中四分区1943年夏季开始的基层政权改造，是在反伪化、反保甲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反伪化、反保甲斗争，为基层政权的改造和建设扫除了障碍；基层政权的改造，又进一步推动了反伪化、反保甲斗争。1944年春，为了彻底改造基层政权，废除长期统治农村的封建保甲制，建立新乡制，四分区在日伪“清乡”圈外的如皋串场河以北地区普遍开始“乡选”，人民群众自己选乡、村长和乡政委员会，出现了“实行新乡制，大家出主意，不分男和女，管理国家事”的新局面。与此同时，还在日伪“清乡”区内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试行新乡制。各地组织乡选工作队，划分村组，建立选民小组，发动群众，选举代表。村长由选民直接选举，正、副乡长及乡政委员，由乡民代表会议“豆选”。据海启地区统计，全县七个区113个乡，其中民主选举的29个乡，人事调整的84个乡，建立乡政委员会的55个乡。如皋县双岔北区洋涨乡有三千多选民直接参加了选举，占选民总数的75%以上。通过改造基层政权，加强对基层政权的领导，根据地的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