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是反“清乡”斗争历程中极为艰苦复杂的一个阶段。日伪六个月的第一期“清乡”破产后，紧接着搞了三个月的“延期清乡”，嗣后，又进行所谓“高度清乡”。日伪采用高压政策，到处烧杀，实行“武装特务化，特务武装化”，以所谓游击对游击，行动诡秘，活动猖獗。

四分区军民对日伪新的进攻事先估计不足，又未及时研究新情况，采取新对策，因此，一度陷入被动。面对严重斗争形势，四地委遵照苏中区党委的指示，及时总结教训，制定新的斗争策略，化被动为主动，扭转了不利局面。

日伪的“延期清乡”、“高度清乡”

一九四三年九月底，伪南京国民政府“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赶到南通“视察”，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决定“延期清乡”三个月。九月三十日，张北生在“清乡”会议上叫嚷：以“延期清乡”来“补充完成总纲所定而未了事项”，“重心工作是要加强军警力量，深部扫荡与剔抉，以肃清不良分子”，“巩固苏北清乡基础。”

十月中旬，日伪开始“延期清乡”。日伪不仅在各县组成一支以日军为主体的机动部队，对反抗者进行暴力镇压；而且派兵占领农村大小集镇，到处构筑据点，进一步加强军事“驻剿”。在战术上，则采取机动“清剿”与分散“驻剿”相结合，军事行动与特务活动相结合的花招。日伪还调配宪兵、警察、特工人员等组成“武装特务突击组”，每组二十到三十人，每区派三到五个组，大搞特务破坏活动，收买地痞流氓，网罗叛徒，培植内奸，布置坐探，建立基层特务情报网，以配合军事“清剿”与“剔抉”，继续编查保甲，推行伪化设施。

十月九日，日军大队长山本率领机动“清剿”队，从石港据点出动，到南通县中部地区的同乐、华芦、唐洪灶、严家灶、十总店、新河边、双墩一带反复梳篦“清剿”。折腾了几天后，又窜到西部沈家店等地。他们有时突然分进合击一点，有时昼伏夜行，设伏于交通要道，截击抗日武装和干部、民兵；有时化装成便衣，冒充新四军和地方干部，诱骗群众，刺探游击队和干部、民兵的行踪，发现群众有支持抗日的行动，即加以杀害。他们在哪里遭到袭击，就在哪里大烧大杀，妄图以此割断广大群众与共产党、民主政权、新四军的血肉联系。他们疯狂地叫嚷：“抓他一千八百，至少有几个新四军。”据不完全统计，从十月九日至二十一日，日军在南通就捕捉群众五百六十多人。许多无辜的群众，受到日伪灭绝人性的残害。如活埋、剥皮、“点肉灯”、“吞火龙”、“腌咸肉”、“灌肚肺”、“戳钢针”、上电刑。十月二十三日，山本机动队在石港镇土山脚下，用马刀砍死群众二三十人，割下人头装在竹篮里示众。其中有一孕妇，也被日军用马刀捅腹致死。这是日军继十总店大屠杀之后，制造的又一大惨案。与此同时，以森岛为首的日军机动队，在东南的海中区一带进行机动“清剿”，疯狂残害群众，一次竟将十五名群众逼进竖河镇大河活活淹死。 

四分区军民勇敢顽强，在原地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十一月二十九日，南通警卫团一部，设伏于石港据点附近，出其不意，痛歼山本机动“清剿”队，当场将山本击毙，打死打伤日军十余人。在东南，十一月五日晚，东南警卫团一部，夜袭住宿在东昌镇的日军森岛机动“清剿”队，打死日伪军六名，森岛狼狈逃回久隆镇据点。在“清乡”圈外，抗日武装部队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策应内线作战。十月下旬，新四军三旅特务营和如皋县警卫团对盘踞在李堡、丰利一线的伪军徐容部发动进攻，攻克李堡、丰利镇，毙伤伪军近千人，俘三百七十多人，同一时期，活动于外线的三旅七团，为策应内线作战，不断对日伪发动攻势。二、三分区军民也主动出击，分别攻克了西团、安丰、黄庄、季家市、丁家桥、港湾等日伪据点。

但是，由于四地委对四月至九月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认为日伪军事力量已经削弱，内部矛盾重重，若不作较长时间的准备，全面“清乡”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工作部署上，过多的强调了休整，在战术上，对日伪军事与特务密切结合的新手法，未能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之，时值隆冬，“青纱帐”落，田野里一望无际；河干水枯，断桥暗坝失去作用，对抗日游击活动极为不利。虽然抗日军民在“清乡”圈内外积极开展武装活动，但没有能从根本上击破日伪的计划。一九四四年一月，日伪在“延期清乡”局部得逞的情况下，又开始了所谓“高度清乡”，深入中心区，构筑据点三十多个，并在边缘地区增筑封锁据点十五个，实行分割封锁，压缩抗日军民的活动范围。日伪警特混编，依靠密集的据点，日夜轮番出动，采取多路合围，机动“清剿”等高压手段，妄图迫使抗日军民屈服。

在尖锐、残酷的斗争中，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遭到捕杀，其中有如皋县掘东区区长巩坚，区委书记王荃，南通县袁港区区委书记陆文山等。

一九四四年一、二月份，区级干部牺牲十二名，被捕十一名。据遭受严重摧残的四个区统计，乡级干部被捕共计七十六名。群众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了极大损失。仅据五个区统计，即有一百三十人被杀，一千四百五十七间房屋被烧。另据四个区统计，被抓壮丁一千六百零九人。在这些受到摧残的地区，党的组织被打乱，上下失去联系，干部、群众情绪波动，斗争陷入停顿状态。四分区反“清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制定新的斗争策略

斗争出现严重反复的局面后，四分区干部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些人认为，日伪军事力量过于强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斗争情绪出现退潮。因此对继续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依靠群众性的游击战去战胜日伪表示怀疑；另外一些人囿于前一时期斗争胜利的经验，对日伪的暴行急于报仇解恨，认为只有靠打硬仗才能解决问题，主张硬打硬拚。苏中区党委书记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根据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于一九四四年一月给地委作了《关于提高群众反“清乡”斗争情绪的指示》，针对干部思想上的问题，反复阐述了苏中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分析了敌我力量，提出了继续坚持斗争的策略。《指示》明确指出：群众的情绪不是“退潮”，而是经过长期斗争后的疲劳现象。要加强时事宣传教育，向群众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敌人大肆烧杀，不是强大而是虚弱无能的表现，斗争越是残酷、尖锐，也就越接近胜利。要帮助群众克服疲劳现象，继续作顽强的斗争。粟裕在科学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力量后，深刻地揭示了反“清乡”斗争的规律，指出这是一场艰苦的长期的斗争，不可能很快把敌人彻底打败。关于斗争策略，粟裕强调指出，武装斗争仍然是主要的斗争形式，但只凭过去的一套方法是不够的，还要围绕武装斗争，适时、适当地运用各种合法的秘密的更加复杂的斗争方式方法，才能达到坚持原地斗争，保存有生力量、准备未来大举反攻的目的。《指示》还对救济受难人民、抚恤死难者家属，组织群众生产以及开展伪军工作等提出了重要意见。粟裕在四分区斗争出现曲折的关键时刻，对斗争提出了新的指导意见，为胜利地进行反日伪的“高度清乡”指明了方向。

根据粟裕的指示，四地委认真总结了未能及时挫败日伪“延期清乡”的教训，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月，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斗争方针给各县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发挥各种抗日组织的作用，不断打击日伪、消耗日伪的有生力量，打破与阻挠日伪伪化统治机构的建立，并加强运用各种隐蔽的辅助斗争方式，麻痹、欺骗敌人，以缓和斗争形势，减少群众损失，保存有生力量。在方法上，采取激烈的与和平的斗争方式、公开的与隐蔽的组织形式的密切结合。要求争取时机，掌握空隙，两套方法交互运用，以“达到坚持四分区抗日民主阵地与积蓄革命力量，熬过当前难关，迎接反攻到来之目的”。

一九四四年二月，苏中四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十四日，地委书记吉洛作了《第一期反“清乡”斗争基本总结》的报告，分析反“清乡”斗争的特点和敌我形势的演变过程，剖析了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及方针、政策、策略的运用，对于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的一些“左”的或右的做法及其危害性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对于部分党员、干部中的错误思想、错误倾向进行了诚恳的批评。深刻阐明了辅助斗争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号召四分区军民作好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继续坚持斗争到底。苏中四地委扩大会议和吉洛的报告，为夺取反“清乡”斗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贯彻新策略 化被动为主动

苏中四分区军民坚决贯彻执行新的斗争策略，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整顿了遭受破坏的党、政、群组织，一部分长期坚持在“清乡”圈内的部队和地方干部调到圈外休整训练。在军事方面，力求隐蔽，速战速决，不打浪战，根据日伪兵力高度分散的情况，以变应变，组织精干武装，打击日伪机动队，派出短枪队到伪化势力猖獗的地区镇压特务、叛徒、奸细。与此同时，通过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非法的各种斗争形式，胜利地开展了反抽训壮丁、反自首、反伪捐等斗争。

日伪“高度清乡”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抽训壮丁、编组伪自卫团，实现所谓“以华制华”，以抽调兵力扩展“清乡”和投入太平洋战争。为此，日伪分别委派了县、区壮丁训练大队长、指导员，经过训练后，分赴各乡“督导”壮丁训练。日伪大肆进行欺骗宣传，说什么组织“自卫团”可以“保卫自己的家乡”，使“民众安居乐业”。规定凡年满十八岁到四十岁的男性都要登记受训。在边缘地区，日伪指使伪乡保长，按保甲户口册，挨户登记壮丁，集中训练。在中心地区，日伪则采取武装抓丁，强迫训练。

四分区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拖、糊、抗、反等各种办法，与日伪的壮丁训练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斗争。首先，各地在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揭露日伪阴谋，提出“抽丁成功，人财两空”、“宁可烧房子，不要出儿子”、“若要不被抽丁，只有去当民兵”等口号。这对群众反抽丁起了巨大的动员、组织作用。其次，组织“爱儿会”、“兄弟会”、“保丁会”等灰色组织，有领导有组织地与日伪展开巧妙的斗争。在日伪下乡抓丁时，青壮年纷纷跑掉，让老弱妇幼在家与日伪周旋；在日伪采用武力强行抽丁训练时，主动派干部、民兵隐蔽在壮丁中，利用时机组织壮丁进行捣乱破坏，有时则派聋子哑巴等残疾人去凑数搪塞，使日伪无法训练。对少数日伪卖力抓丁的伪乡保长和壮丁训练大队长、指导员，则坚决予以镇压。南通县短枪队多次潜入据点，严惩甘心附敌的伪乡保长。伪人员大为震惊，有的离职逃跑，有的向抗日政府自新。在不长的时间内，南通余西、三余两区伪乡保长自新的达七十多人，不少伪乡政权有名无实。日伪组训壮丁困难重重，进展缓慢。

日伪还在一些地区强迫群众筑“瞭望台”，站岗放哨。对此，群众创造了许多办法进行斗争，有时送假情报，使日伪疲于奔命，一无所获；有时几个“瞭望台”同时报警，乱点火，瞎敲锣，高喊“新四军来了”，搅得日伪军心惊肉跳，草木皆兵；有时要挟伪方头目发枪发子弹，不发就罢岗罢哨，不少地方还将计就计，将日伪的“瞭望台”变为抗日军民的瞭望哨，日伪军一出动，就发出暗号通知干部群众。诡计多端的日伪有时冒充新四军通过岗哨，值勤的壮丁识破后，就将他们痛打一顿，再绑送据点“报功”，弄得日伪有苦难言。在整个斗争形势由被动转为主动后，南通县骑石区，于四月二十八日夜间，在部队的掩护下，男女老少一齐动手，把沧南、圩田、沙坝、太平、堤东、中雁、中道、新沙八个乡八十多个“瞭望台”全部烧光平毁。

在抗日军民的不断打击下，日伪编组“自卫团”的计划大部分落空。据南通县统计，全县一百九十七个乡中，日伪编训过壮丁的有一百六十五个乡，其中被抗日军民控制的就有一百四十七个乡，日伪实际编成的只有二十多个乡。在反日伪编训壮丁的斗争中，参加“齐心会”、“兄弟会”、“保丁会”等组织的青壮年，通过斗争提高了觉悟，以后大部分参加了民兵。南通县亭东乡一百九十八个“保丁会”会员中，参加民兵的有一百三十八人，参加农抗会的有三十四人，参加工抗会的有二十六人。他们说：“参加了抗日组织，等于进了保险箱。”

在反抗壮丁训练的同时，四分区军民开展了反对日伪“自首”政策的斗争。日伪在其“清乡”区，按保甲户口名册普遍办理“居住证”，规定取得“良民”身份方可“自由”行动，还到处张贴布告，威胁党员、干部、民兵搞“自新户”登记，把他们的家属抓去作人质。针对日伪这一阴谋，各地党组织在干部、党员、民兵中加强了坚持民族气节的教育。许多党员、干部、民兵为了抗日，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发扬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艰苦不能移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

南通县沧南乡乡长刘剑人是一个党外人士，在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下，毅然投身抗日。在反“清乡”斗争中，他的长子、次子先后英勇牺牲。日伪为迫使刘剑人“自首”，将他的妻子、儿媳抓去作人质。刘剑人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地说：“我儿子为国牺牲，死得光荣。父不能遂子愿我还算什么父亲，要我的头可以，要我自首办不到。”为了表彰刘剑人的民族气节，南通县政府和苏中行政公署分别授予他“正气却敌”的锦旗和“满门忠义”的匾额。后来，刘剑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东南启西区副区长、共产党员秦士文，带领群众顽强地坚持斗争，日伪将他的妻子、儿子捉去，胁迫秦士文去“自首”，秦士文严辞拒绝，群众深受感动，自动筹款为秦赎人，秦婉言谢绝。后经组织营救，秦士文的妻儿才得以获释。

如皋掘马南区区长、共产党员白桐本，斗争机智勇敢，日伪视他为眼中钉，曾悬赏伪币四十万元捉拿他。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白桐本在堤南乡开会，被曹埠伪军突然包围。突围时，不幸多处负伤被捕。日伪威逼利诱白桐本“自首”，白桐本坚贞不屈，终因伤势恶化，于三月二十四日牺牲于南通城伪“江北中央病院”。

在开展辅助斗争中，四分区各地加强了对“两面派”的控制和利用。

“两面派”的成员相当复杂。一种是流氓、地痞、二流子。他们见风使舵，投机钻营，既想借日伪“清乡”大发洋财，又对抗日军民心存畏惧，想拉关系留后路。第二种是小商小贩、知识青年等，他们是在环境恶化时，被群众推去敷衍日伪的。这种人有一定的民族意识，拥护新四军，赞成抗日。第三种是封建势力的爪牙，他们是在日伪推行伪化时，接受封建地主的安排充当伪乡保长的。这些人既听命于封建势力，又害怕抗日军民镇压。第四种是国民党特务布置策动的“两面派”，他们秉承“国特”机关的意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因此，争取、控制和利用“两面派”，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是一场复杂的斗争。

为了分化瓦解日伪，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两面派”为抗日军民所用，各地按照四地委的指示，把“两面派”工作作为开展辅助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采用两种办法。一是在日伪委派伪乡保长时，主动物色一些政治上比较可靠，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的人去当伪乡保长，要他们明里敷衍日伪，暗中为抗日军民做事；另一种是对已经当了伪乡保长的人，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认清形势，做些有益于抗日的事，为自己留条后路。南通余西区九个伪乡长中有七人、海中区二十一个伪乡长中有十八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抗日军民的控制和利用。有的在摊派伪捐伪税时，既应付了日伪，又设法减轻了群众损失；有的在日伪进行壮丁登记时，消极应付，拖延时日，有的在日伪“驻剿”时，还设法掩护干部、民兵。

“两面派”工作的开展，在阻挠伪化进程、麻痹日伪、减少群众损失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广泛开展互助救济运动

日伪在“清乡”中，烧杀抢掠、抽丁拉夫、毁坏农具，群众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造成了田园荒芜、粮食歉收。一九四四年春，四分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饥荒，群众生产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不少人流离失所，衣食无着，陷于难以生存的困境。

苏中区党政军领导非常关心四分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苏中行政公署发出号召，要求各地救济四分区被难同胞。苏中四地委决定，在全区广泛开展社会互助救济运动，二月十五日，发出了《开展救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解决饥荒，不能单靠政府拨粮临时救济，而要发扬同生共死患难团结奋斗的精神，开展广泛的社会互助互济运动。《指示》要求各地深刻揭露日伪暴行，以提高干部群众仇敌情绪，增强斗志；并通过救济工作，健全各种基层组织，活跃民兵与各项群众工作。《指示》还要求在劝募过程中，必须说清道理，以随缘乐助为主要方式，团结包括地主富农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各县按照四地委的指示，成立了救济委员会，加强对互助救济工作的具体领导，在群众中进行了“贫富相帮，齐心抗日”，“协力生产，坚持斗争”的教育，动员群众有粮捐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屋借屋，有物助物，有田租田。有的地方由政府出面，帮助负债户与债主协商暂缓还或适当减少债额。经过发动，互助互救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根据地内，开展了“一斤粮”、“一张小牛”（五角的江淮币）的捐献活动。一九四四年春，日伪在吕四区二补乡烧毁二百多户群众房屋，县委发动各乡群众，从四面八方给二补乡送来木料、稻草、被子、棉衣和粮食，帮助受难同胞重建了家园。有的地方干部、积极分子还到日伪据点附近进行劝募，不仅募集了钱物，而且从政治上团结了这些地区的群众。

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在互助救济被难群众活动中，节衣缩食，捐钱捐物。苏中区党政军领导人，将保健费全部献出，机关工作人员捐出伙食尾子、夜餐费，共计四万多元（江淮币），还厉行节约，以减轻群众负担，将点蜡烛改为点豆油灯，不领公家发的布鞋，自己动手打草鞋。四地委从党费中拨出十三万元用作救济群众。兄弟分区开展了救济四分区群众的捐献活动。

为了帮助群众度过难关，四专署以及各县人民政府，都及时拨出粮钱发放给灾民。四专署一次拨粮七千石，南通县人民政府给受灾严重的五个区群众发放了救济款。为了帮助群众解决缺肥困难，政府设法购买豆饼贷给群众，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劳动互助，突击抢种、施肥、锄草。

互助救济运动的开展，战胜了严重的饥荒，安定了群众生活，群众抗日斗志更加坚定，对党和民主政府更加信赖。

在日伪“延期清乡”、“高度清乡”阶段，苏中四分区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斗争虽然出现过挫折，但依靠党制定的新的斗争方针策略，在坚持公开武装斗争的前提下，开展了多种辅助斗争，终于扭转了不利局面，达到了坚持原地斗争，保存有生力量，休整自己、准备反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