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黑暗的旧社会，为穷人探寻生路；

他，在敌人酷刑下，英勇不屈，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

他，将火红的青春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他，就是工人领袖顾臣贤。

一

顾臣贤，化名季子通，1909年11月14日出身于南通唐家闸褚家埭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国难当头、豺狼当道、民不聊生的年代，顾臣贤从小挨饿受冻，七八岁就随父母下地干活，12岁才到白龙庙小学念书。

童年的顾臣贤每天看到的是父亲那张为生计担忧的愁眉苦脸，看到的是母亲因无米下锅偷偷流下的泪水，看到的是土豪劣绅在乡里的横行霸道，看到的是穷人食不果腹、啼饥号寒，这些都让他幼小的心里装满了“世道不公”的愤懑。也正是这种愤懑，让他形成了正直、勇敢、倔强、反抗的性格。

1925年，受上海五卅运动的影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郁达夫《沉沦》等书刊流传到南通，在进步青年学生中传阅。此时，顾臣贤已初小毕业，进入唐闸私立敬孺高等小学，他深受感染，口袋里常装着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一有空就躲起来细读。慢慢地，他知识长进，视野开阔，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更加痛恨这黑暗的旧社会，决心要为穷人找条活路。

1926年，唐闸一带农村发生严重灾荒，加上“苛政猛于虎”，广大贫苦农民在饥饿中苦苦挣扎，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卖儿卖女和饿死人的现象。顾臣贤也因家中揭不开锅，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唐闸资生铁厂学钳工。他看到工人整天辛苦劳作，铁锤把手都抡肿了，发的工资还不够养家糊口，一个个瘦得皮包骨。而资本家却花天酒地，养得脑满肠肥。

种种的不平，让顾臣贤愤怒极了。他曾竭力反抗，多次痛打恶工头，为工人们打抱不平。还多次解囊接济比他更穷的人。然而，现实告诉顾臣贤，靠他个人的努力是改变不了穷人受苦的命运的。他偷偷地同母亲说：“看来只有像《新青年》刊物里所主张的那样：大家团结起来，彻底砸烂这个旧世界，穷人才得过生。”

资生铁厂同大生一厂是紧相毗连的。1927年冬，大生一厂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震动了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顾臣贤心里十分痛快。不久，他从报纸上看到“共产党煽动工潮”的消息，心里既佩服又激动。佩服的是共产党真的有本领，能使这么多工人心齐；激动的是共产党就在身边。他下决心要找到共产党。

二

1928年下半年，通过在通师上学的堂侄介绍，顾臣贤认识了中共南通县委书记林子和及县委委员、通师学生刘瑞龙。在接触交往中，这些中共党员注意到顾臣贤的优秀品质，开始对他进行教育和培养。顾臣贤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当年8月，由林子和、刘瑞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上，顾臣贤对着党旗，激动而又坚定地表明入党动机：“入党就是为了革命！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只要世界上能公平合理、大家过上好日子，就是死了，我也情愿！”顾臣贤是这样宣誓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心里只有“革命”二字，整天东奔西走，埋头苦干，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顾臣贤注意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入党，把资生铁厂的进步工人团结起来，组织成一个足球队，利用踢球的机会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先后发展工人王何生、吴桂生、陈小金等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29年11月，全厂已发展到7名党员，单独成立铁厂党支部，顾臣贤担任支部书记。

1929年3月，顾臣贤任城区区委委员；9月，任南通县委委员。其活动范围由唐闸扩大到南通城乃至南通地区。他家成了党在唐闸活动的一个点，大生一厂、复新面粉厂等工厂的党员也经常到他家“串门”；县委会议常在他家召开；刘瑞龙还曾以纺织学校学生的身份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领导全县的斗争；共产国际派来考察南通地方党组织的两名同志（苏联人）也曾在他家作过指示。

在顾臣贤的影响下，母亲和妹妹由革命的同情者成为革命的参加者。顾妈妈是位慈祥的母亲，她知道顾臣贤做的事是正确的，就默默地支持着他，常常为顾臣贤和其他党员的活动打掩护，特地将家中一张床前移了两尺，以防有危险时让党员同志藏身。妹妹顾瑞荣是顾臣贤的小帮手，经常帮忙送信，站岗放哨。

随着南通地区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1930年初，通、如、海、启、泰5县国民党当局联合起来，向革命力量发动“五县包剿”。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牵制敌人的兵力，顾臣贤积极在城市开展活动，对敌发动政治攻势，扩大党在城市的影响。这段时间，他几乎每夜与通师的学生党员写标语、印传单，第二天再亲自把宣传品送到党员和进步工人手上，让他们散发。“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传单贴上了南通城区和唐闸的墙上、电线杆上。标语和传单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贴上了军警岗亭，夹进了大生一厂“先生”的记事本里，甚至在公安局的操场上也常有传单飞舞……敌人惊呼“城里共产党猖獗”，不得不抽调兵力，进城维持“治安”。

因工作出色，1930年3月，顾臣贤被任命为中共通海特委委员，参与领导6县的革命斗争。

三

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随时面临坐牢、杀头的危险。顾臣贤从入党的那天起，就将生死置之度外，时刻准备接受严峻的考验。

1930年五一前夕，顾臣贤去东乡红军游击区活动，临行前将一支短枪秘密交给工人党员朱兰生修理。没想到朱兰生修枪时，被大生一厂黄色工会的理事李海峰看见。朱兰生被捕后，经不住敌人一顿软骗硬吓，一五一十地供出了实情，朱兰生叛变了。

5月23日，顾臣贤从东乡回来的第二天，在唐闸西洋桥附近被预伏的警察逮捕，一场严峻的考验真的来临了。

在唐闸国民党公安分局刑讯室，敌人对他残酷地用刑。先用一根木棍压住他的脚弯，棍子两头各站一人用力踩住。同时把他两手合起来扎住，再穿进一根棍子，两头拉着往上提。另一人用脚拼命地踩他的背脊，使他身体变成弓形。他全身的骨节都响起来，骨头差不多被拉散了。人昏过去了。

敌人用冷水把他浇醒问：“你的枪是哪里来的？”他回答：“我没枪，朱兰生害我！”“胡说！来，再换换口味！”敌人咆哮着。

于是顾臣贤被绑上老虎凳，垫上一块一块的砖头。他忍受着折磨，嘴唇都咬破了，又一次昏了过去。被敌人浇醒后，仍是这两句。

敌人疯狂了，逼着他跪在一堆铁链子上，一根碗口粗的木棍压住他的两条小腿，反剪着吊起双手，木棍两头各站一人，死命地用木棍在他腿肚上前后滚。铁链嵌进了他的膝盖，他浑身疼得在颤抖。敌人说：“我问你，你有多少人？在哪里？”“多少人？唐闸周围五里都是我的人！”顾臣贤终不屈服。“格拉”一声响，他的肩胛骨被吊得脱了臼。再一次昏了过去。敌人最终什么也没得到。

后来，敌人将顾臣贤押解到南通县政府，由县长审问，依旧是什么也没有问到。

党时刻关心着顾臣贤。时任通海特委书记刘瑞龙亲自到唐闸，号召唐闸的工人党员学习顾臣贤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让人秘密带信，介绍顾臣贤参加监狱党小组，让顾臣贤能更好地坚持狱中斗争。

1930年7月22日，顾臣贤被押到苏州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庭受审。敌人以“共产党嫌疑”，判他有期徒刑11个月。在苏州狱中，顾臣贤很快与狱中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英勇斗争。为此，敌人两次把他送往“反省院”，并对他延长禁期，直到1932年12月顾臣贤才出狱。

四

顾臣贤出狱后，立即寻找党组织，又投入了新的斗争。1933年3月，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书记，兼任南通县委书记，主持恢复南通城乡的革命工作。这时候的顾臣贤政治上趋于成熟，斗争经验丰富，加上他过人的胆略，将南通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民族纺织工业受到严重威胁，南通土布的滞销直接影响大生各厂棉纱的销路。4月，大生一厂厂方为了减少损失，开始策划大批裁减工人，同时，大生一厂资方代理人准备以“不良分子”为借口解雇千余名职工。顾臣贤知道这个消息后，紧急召开中心县委会议，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卢世芳、团省委巡视员周振国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分析研究当时的情况，决定组织工人罢工，迫使资方取消裁减工人的计划。

4月30日清晨5时，大生一厂罢工开始，至上午11时工人全部离厂。当天下午，部分工人回到厂里举行罢工大会，成立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发表罢工宣言，提出“反对解雇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反对搜身，保障人权”等口号。5月1日，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0日，厂方在国民党当局的密切配合下，正式宣布解雇1200名工人。党组织决定一边坚持罢工，一边组织被解雇的工人进行斗争。13日晚，国民党当局抓走了17名工人，这更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愤怒。14日，中心县委组织大生一厂工人进城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捕工人，并发动复新面粉厂、广生油厂、资生铁厂、阜生茧厂4厂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参加请愿，支援大生一厂工人。大生副厂工人、黄包车夫、店员、菜贩、学生也参加了斗争，规模空前，影响很大。县政府前人山人海，附近大街小巷也挤满了人。顾臣贤为了摆脱特务的追踪，假装到上海去，由他父亲陪同到天生港，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等轮船停靠任港时，他又乘着小舢板上了岸，回到南通城里继续领导大生一厂的工人斗争。他冒着危险，也站在请愿人群中。

慑于请愿工人群众浩大的声势，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工人。当天下午，当请愿工人回到唐闸大洋桥一带游行示威时，遭到省保安团的血腥镇压，女工顾王氏（孕妇）中弹牺牲，另有7名工人受重伤，其中还有一名13岁的童工。这一流血事件更加激起了工人无比愤怒，当即和保安团进行了英勇搏斗，砖头、瓦片、木棍一齐上，打得保安团狼狈退却。

面对这样的局面，顾臣贤再次召开了中心县委紧急会议，决定领导工人继续斗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惩办凶手、医治受伤者、从优抚恤等条件。罢工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革命怒潮席卷了整个南通。

6月8日晚，南通中心县委在十里坊附近开会，研究下一步的斗争部署和策略。会后，县委军事委员陈俊（又名王梦祥）被捕叛变。当夜，其他大部分县委委员也都被捕。9日，顾臣贤正在三衙墩巷党的秘密机关内整理文件，听见远处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经验告诉他出事了。他迅速将手边的文件和手枪一并打入一个小布包系在腰间，夺门而出。顾臣贤一直跑到北水关桥附近，为了不使党的机密文件和武器落入敌手，他跳入河中，将文件和枪支藏入河底。被敌人包围后，他在水中同敌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

在狱中，顾臣贤见到卢世芳、周振国及其他领导人，知道中心县委已被彻底破坏。他们分析了原因，提出要“无条件保卫党”的口号，坚不吐实，做好就义准备，在牺牲前尽力为党做好工作。

7月2日，卢世芳、顾臣贤等被押解到镇江小市口监狱。在审讯中，顾臣贤被钉上20多斤重的脚镣，受到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竹签刺十指等10多种酷刑，但他拒不招供。当他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地回到牢房后，仍慰勉战友说：“我们骨头硬，敌人就软；我们软，敌人就硬。”

他虽身陷囹圄，却始终不忘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职责，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时间长了，连牢房的看守也十分钦佩他。

顾臣贤等中心县委的同志预料到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拖着被严刑摧残的身躯，利用放风的机会，秘密碰头，作好牺牲的准备。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在就义前又作了分工，要求县委以下的同志，坚定立场，爱护身体，学习文化，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

1933年9月14日，一声高昂的“共产党万岁”，打破小市口监狱的晨寂，敌人向顾臣贤等人下手了。卢世芳在走廊里发表了告别辞。顾臣贤不顾看守、士兵的阻挠，严词揭露国民党叛变革命、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并高呼口号。难友们也都高呼起来。惊慌失措的敌人费了不少周折，才把难友们与他们分开。他们唱着《国际歌》，从容地向刑场走去。

枪响了，年仅24岁的顾臣贤身中数弹，他用最后一口气喊出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万岁！”才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