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翻译、传播、捍卫和实践了马列主义；他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关心百姓疾苦，忧国忧民，在黑暗中点燃了指向前方的明灯；他是一位英勇无畏的钢铁战士，在身陷囹圄和敌人的枪口面前，毫不畏惧，大义凛然。他就是南通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吴亚鲁。

传播革命思想，影响一批青年

吴亚鲁，乳名肃官，名肃，又名渊、渊之，字亚鲁，笔名耐苦生，曾化名李汉民、陈俊卿、吴野鷺、吴雅鲁、吴野鲁等，1898年12月8日生于江苏省如皋县潮桥镇(现如东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仪表端庄、生性温和、颖悟，从小就受到了曾在前清中过举人的父亲吴绍穆的良好教育。他关心劳苦大众，善于助人为乐。他先在潮桥私塾读书，后进马塘第四初等小学学习。

1916年，吴亚鲁考人如皋师范，毕业后在金沙小学教书半年。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求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还参加了中国少年学会，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主义者。1922年2月5日上午，他与侯曜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梅庵主持召开了南京地区首次团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委员会，他被推选为青年团南京地委的主要负责人。会上还决定于5月21日成立公开的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年，吴亚鲁在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南通籍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2年暑假，吴亚鲁回到家乡，积极开展宣传活动。8月27日下午，他在如皋第二代用师范附小，联络邀请了旅宁、旅沪、旅京等地的如皋籍学生50多人，成立了进步团体平民社，并创办社刊《平民声》，吴亚鲁自任主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学教师团结论)的文章，影响颇大。与此同时，吴亚鲁又积极地联合潮桥附近的一些青年，组织潮桥青年学友会，刊行《潮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苏德馨、叶胥朝、陆植三及吴亚鲁的表弟丛允中、弟弟吴亚苏等一批青年就是在其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暑假后的南京高师，教师和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吴亚鲁和东南大学的周世钊发起组织了一次“社会改造讨论会”。他们在校刊上刊出通告，邀请各派代表人物参加讨论会，明确要求着重讨论“现今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是一个病的社会，则病的根源在哪里”，“要除掉那些病根，要医好这个社会，我们是采用社会改良，还是采用社会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切中时弊，甚为广大青年关注。

接受党的指派，辗转多地工作

1923年夏，吴亚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党派他到徐州开辟工作。他以省立第三女师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组织学生阅读《新青年》《向导》和其他进步刊物。后来，革命宣传活动扩大到徐州七所中学、部分小学和铁路工人中，培养考察了一批积极分子。1924年6月1日，经团中央批准，他在户部山召开团员大会，成立了徐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并担任书记部主任。12月，团支部扩建为团徐州地委，他任书记。1925年1月26日，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徐州后，他领导党、团员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声援活动。他与苏同仁(后来成为他的伴侣，在三女师掀起学潮，赶走了压制学生运动的顽固派校长。他遵照团中央指示，在团内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创立了徐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徐州特别支部(后发展成中共徐、海、蚌特委)，由他兼任书记。由于吴亚鲁在第三女师驱赶校长的斗争中暴露了身份，7、8月间党组织为保护他，便调他去河南郑州豫丰纱厂从事工人运动，后又调往南京，1926年4月，中共南京地委成立，他任宣传委员。

1926年下半年，吴亚鲁受组织派遣参加北伐军。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在叶挺部下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8月1日，他与爱人苏同仁一起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离开部队去广东开辟工作。1927年底，他调到厦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8月，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厦门召开，他当选为中共福建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9月中旬，他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同另一位同志到永春开展工作。在他主持下，召开了中共永春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他代理县委书记。他还深人基层指导工作，整顿了农民革命团体“觉民社”，改组了东区农民协会，举办了党的训练班。11月中旬他被调回省委，1929年任秘书长，不久增补为省委常委。1930年8月，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合并党、团、工会等组织，成立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吴亚鲁任候补执委。不久，他转山东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常委等职。

多次身陷囹圄，仍忧国家命运

在革命斗争中，吴亚鲁多次被捕。1930年，他在山东青岛人狱，因无证据而获释。1932年他到上海，在党领导的互济会担任负责工作，秘密组织赤色工会。1933年初春，一次去某秘密机关联系工作，因机关被敌人破坏，不幸被捕。当时他身患肺病、胃病和比较严重的哮喘病，敌人多次严刑逼供，甚至施加电刑，但他坚贞不屈，始终不吐露任何革命机密。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将他释放。当年夏天，因叛徒告密，吴亚鲁在法租界被捕，幸经亲友姚尔觉通过柳亚子聘请律师史良进行辩护，方免于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后被法院以“鼓吹共产主义，危害民国”罪被判刑三年六个月，他坚持上诉申辩，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互济会援救部部长，但是法院不予接受，维持原判，直到1936年冬才出狱。

吴亚鲁在身陷囹圄期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由于吴亚鲁的努力，在狱中组织了秘密通讯网，进行狱中斗争。他利用亲友设法送进狱中的进步书籍经常给难友上马列主义课。他还教难友们学习英语，后来相互间竟能用英语通话传递信息。他经常利用放风的机会，向难友们讲述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鼓舞他们的斗志。

吴亚鲁出狱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暂住在亲属家搞点翻译，后来经同狱难友介绍到上海新知书店工作，在约半年时间里，他与沈经农合作翻译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英文读物。他在翻译中做了大量的考证鉴别工作，注重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和捍卫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新知书店濒临倒闭的危险，吴亚鲁不愁自己生活无着落，只忧国家危在旦夕。一面抓紧寻找党组织，一面和书店其他职员一样去摆地摊，积极推销抗日书刊。

平江慷慨就义，天地知忠烈心

1938年上半年，吴亚鲁找到了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秋天，他在湖南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徐特立，徐特立安排他到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1939年4月后改称通讯处)工作，任秘书主任，党内职务为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秘书长。

留守处设在平江县嘉义镇，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农村小镇，近一华里的街上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吴亚鲁到这里工作后改用本名，虽人地生疏，但凭着他政治宣传家的才华，凭着他待人忠实诚恳的态度，很快就和留守处的同志结成知己，与当地群众亲密无间。留守处人少事多，他白天参加会议，听取汇报，接待来访，处理友党友军之间的问题，晚上草拟文件，撰写汇报材料，编写党课教材，经常忙到深夜。当时，他肺病复发，经常咯血，但他有极强的事业心，工作任务不完成，就坚决不休息。

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视新四军留守处为限中钉，时刻派人监视，多次挑起事端，必欲除之而后快。1939年上半年，国民党炮制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杨森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加快了反共步伐。6月11日，他派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余启祜率领全连和重机枪排及特务队到嘉义镇，秘密将新四军通讯处包围，而当时新四军通讯处只有10多个工作人员和一个保卫班。1939年6月12日午后3时，一个国民党军官以请涂正坤(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公开职衔为新四军上校参议)到乡公所商谈抗日紧急事宜为名，把涂骗出通讯处杀害。接着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官兵窜到街上戒严，并冲进通讯处，一边抢劫，一边抓人，把通讯处的同志赶到通讯处的“救亡室”，气势汹汹地嚎叫:“你们谁是负责的?”吴亚鲁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我是负责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枪杀抗日战士?你们为什么要破坏团结抗战?我要控告你们!”暴徒们蜂拥而至捆绑吴亚鲁。吴亚鲁一边挣扎边斥责敌人。他被敌人拉出大门后，为了让附近群众知道事实真相，更加高声地呼喊“不准破坏团结抗战”“打倒汉奸卖国贼”。暴徒们慌忙向他颈部、腹部连击数枪，他中弹后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直至壮烈牺牲。当晚，特委组织部长罗梓铭和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也惨遭国民党顽固派杀害。

平江惨案发生后，延安、重庆、桂林等地相继举行追悼大会。1939年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被害烈士大会上，毛泽东送了挽联，写道:“日寇凭凌，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向外，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并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著名演说。中共中央送的挽联写道:“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吴亚鲁在其短短的一生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如今，在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旧址左面20米处，屹然矗立着一块纪念石碑，上写“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新四军平江嘉义通讯处秘书吴渊烈士牺牲的地方”。这块石碑象征着吴亚鲁那高大的形象，微笑着站在那里。千千万万个过路的行人，无不对他投以敬佩的目光。

 （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单志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