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秋至1930年底，南通城寺街朱文英家，先后成为南通县委和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领导同志常来往于此。

朱文英1910年4月出生于扬州一个贫民家庭,1921年全家迁到南通城内寺街居住。文英姑娘排行老二，父母见她聪明好学，就省吃俭用，供她读书。朱文英也体贴父母的苦心，从小学读至南通女子师范，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五卅”运动以后，朱文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于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南通女师首批共产党员之一，曾任女师青年团支部书记、团县委妇女部长。她为党努力工作，争取了许多人参加革命，常把同志带到家里开会，印发文件、传单。在县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等人被捕，白色恐怖笼罩南通城时，她仍继续活动，还参加了发动城郊工人农民的工作。朱文英的母亲朱姚，被人们称为“革命妈妈”。在朱文英的影响下，她由同情、支持女儿革命，进而参加革命，把自己的家庭作为中共南通县委和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县委、特委和红十四军的主要负责人李超时、刘瑞龙、韩铁心等同志经常来往于她家。朱姚不仅掩护他们开会，为他们收藏文件，而且还用洗衣、帮工、借债以至典卖衣物得来的钱贴补同志们。她自己虽然过着清贫、困苦、劳累的生活，但看到来来往往的领导同志紧张战斗的身影、通宵达旦地工作，朱姚感到无比欣慰：南通党组织的许多重大决策，正是在她家里产生的，将来革命成功，也有朱家的一份心血！ 1929年，朱文英遵照党的指示，离家去上海、无锡工作。临走时，她再三叮嘱父母要好好掩护机关、照应同志们。1930年初，朱文英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党的会议后，即去上海安迪生电灯泡厂参加领导罢工的斗争，1月16日不幸在该厂门口被敌人逮捕。她改名周林宝，任凭敌人严刑拷问，始终不吐真情，后被押至苏州监狱。不久，受折磨染上了严重的伤寒，经组织营救，始得保外就医，但终因治疗无效而于1930年5月29日逝世。为了保护设在家中的党的秘密机关的安全，朱文英从被捕到病逝，一直未给父母写过一封信。

失去年仅20岁的爱女，朱姚悲痛欲绝。她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将革命工作做到底。1931年，党调朱姚到上海，为“中华赤色革命济难会全国总会”（即互济会）机关做掩护工作。第二年，朱姚经黄励介绍人党。不久，朱姚又奉命去掩护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她对外把朱镜我、罗小红夫妇称为自己的儿子媳妇，把假儿子当作亲骨肉，让他们安全顺利地开展工作。她还机智地掩护过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使之安然脱离险境。由于朱姚工作出色，她所掩护的我党地下机关，从未遭到敌人破坏。

朱姚还曾负责照护我党一些领导同志的孩子。彭湃烈士牺牲后，朱姚就担负起扶养其子的任务。有一次，党组织又把一个叫“毛毛”的孩子交给朱姚，因为孩子的母亲被敌人关押在狱中。朱姚精心带养，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不久，组织上又交给朱姚新的任务，为了同时兼顾做秘密工作和抚育革命后代，朱姚把“毛毛”送往乡下做弹花工的大儿子家中，作为其养子。抚育多年后，她才知道，原来“毛毛”是刘少奇同志的孩子。

在这条革命的特殊战线上，朱姚呕心沥血，继续女儿朱文英未竟的事业，一直战斗到全国解放。

（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单志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