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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钟楼广场的六张地图看通城变迁
发布时间:2020-03-18     作者:贾涛根


新建成的十字街钟楼广场,东北侧的两处地下通道口建筑大墙上,相向嵌装了 6幅石质阴刻的地图。它们分别是明万历《通州志》上的“通州治图”、清乾隆《直隶通州志》上的“州治旧图”和“州治新图”、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上的“城隍图”、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1996年《南通城区图》。这6张不同年代的地图,正是南通历史发展的珍贵证明资料,也使修复一新的钟楼广场增添了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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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是一座国家级的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而她历史文化的精华部分,就在南通老城区这块地方。自后周显德五年(958)设州建城开始,老城就是南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十字街一带更是老城的核心区域。如今这里建设市民广场,在公共艺术的表现上,要求能够充分体现南通城历史文化的内涵,确实十分必要。


这6张古今地图反映了南通古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地方志上的地舆图,如城域图、市貌图、衙署图、庙宇图、河道图等,其实质是中国古代广泛使用的城市规划图,是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同样,这6张地图也是南通市历史文化十分珍贵的资料,它记录了各个历史时代通城的实际形态,通过对比也可以反映南通千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虽然这6幅地图中,明清的4幅属于示意性的舆图,近、现代的2幅是比较精确的测绘图,但从这些不同年代的地图中,还是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南通这座千年古城的变化,尤其是近代,特别是在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


这6张地图反映出了南通古城的一些历史变迁。就拿南通城的基本形态来说,从明万历志的“通州治图”、清乾隆志的“州治旧图”上,可以看出明代万历以前,通州城保持了四方城的城垣形制。而在清乾隆志的“州治新图”上,通州城的格局从四方形变成了葫芦形,这反映了通州城形态在那段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与当时的时局有着紧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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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通州志》上的“通州治图”


明代中叶,倭寇对通州的侵扰日益严重,嘉靖年间倭寇曾从狼山登岸,烧杀抢掠直至南城门下,将通州城围困月余。通城军民靠城垣合力守卫和援兵夹击方得脱祸。在倭患不断的情势下,大量抗倭部队集结,原州城已难以容纳,便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动工于南城门外拓建新城,这半葫芦状的新城,在乾隆志的“州治新图“上已作标示。原先城外的教场,已经进入新城之内,南濠河也成了城内之河。


随着倭患的日益平息,通州新城的屯兵御敌功能亦日渐消失,到清乾隆年间因年久失修而倒塌、废圮。从光绪志上的城隍图可以看出,通州城廓的规模、形态,又与明万历时基本相同,乃至是恢复了宋、元时期通州城垣的大体轮廓。新城的城垣虽不复存在,但建城后原先的荒郊农村也有一些城镇化了,所形成的一些街巷、河道、桥梁、庙宇等,成为了后来通州城南片的框架部分。


到了20世纪初,张謇为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策动地方当局对新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清理,用拆除城墙的泥土填塞部分河道,使新城区由半圆形扩展为方形。在土地扩大和平整的基础上,先后在南门外新城旧址上创办了大学、师范、中小学、职业学校、贫民学校和博物苑、图书馆、养老院、伶工学社、五公园等一批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这些成果在1928年《南通县市图》上得到标识。


从明万历到清光绪的地图中,可以看出通州老城区在数百年里,基本保持了四方形的城垣格局,以州署为中心的向东、西、南三面伸展的“丁”字形主干道路,以东、西水关和外濠河相通的市河,以及棋盘状街坊里巷的内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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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直隶通州志》上的“州治旧图”和“州治新图”


20世纪初,老城部分的面貌也开始有所变化。1921年拆除了已有千年历史的东、南、西三面城墙,只保留了3座城门楼子。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上,可以看到三面城墙的遗址和尚存的北城墙。到了1928年,北城墙也被拆除。后来,在原先城墙的基础位置,建成了南通城的环城马路。


南通老城区面貌的更大变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底,人民政府应广大市民的迫切要求,拆除了东、南、西三座城门,废土用来填塞了臭气熏天、蚊蝇孳生的市河,为改善南通城里的交通,创造了条件。


地处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古代通州,其交通长期以水运为主。货物进出通州城,也以装船从濠河经水关进入城内的市河为方便。市河除了交通之利,还是城市泄涝和排放污水的主要渠道。直到20世纪初,市河还是泄排无阻,十分畅通,依然发挥着城市动脉的作用。但在城墙拆除后,市河河面不断被填塞占用,河床日益淤积,逐步丧失了运输和排水的功能,成为了一条污秽不堪的臭水沟。人们也能从古今的6幅地图看出市河变化的端倪。清乾隆志的“州治旧图”和光绪志上的城隍图,都比较显著地标示了纵横全城的市河;1928年的地图上,还可看出市河的存在,而在1996年地图上,这条古河道已是踪迹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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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上的“城隍图”


纵横城内的河道,虽然带来了水运的便利,但也导致了陆上交通的阻隔,必须在市河上多处架设桥梁,才能保持街巷的交通。这在老舆图上就有所反映。清乾隆志的“州治新图”上,就标示了多座市河上的桥梁,如城东片的通圣桥、元武桥、泮宫桥、崔家桥等,城中片的丁家桥、岳家桥、中正桥、文武桥、平政桥、市桥、虹桥,城东南片的通天桥、展龙桥、玉带桥、凤凰桥,还有城西北片的拱辰桥等;清光绪志上的城隍图、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上,也都标注着许多的桥梁,如乾隆志上尚未标示的察院桥、大圣桥、石桥、筷儿桥、五步桥、东北水关桥、西水关桥等。这表明在通州城内的市河上,曾经有过20多座桥梁。这些桥梁有木桥,也有石桥,!除南大街上的平政桥外,一般都不大。如西北角比较简陋的筷儿桥,就是两块条石搭建而成,像一双筷子。


河填则桥废,市河在南通解放初期填塞以后,所有的桥梁也相继拆除,这就为城里道路交通的改善扫除了障碍。从明、清直到20世纪50年代,城内的街巷都很狭窄,连主要的商业街道十字街和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宽处不过四五米,最窄处只有3米,别说汽车,就是人力车也只能擦肩而过。次级街道的寺街、官地街、中学堂街则更为狭窄,而城里巷子的宽度又比街道为狭,最窄的只能两人侧身而过。这些街道、里巷没有一条水泥或柏油路,多是碎石、煤渣铺路,也有一些泥路,坑坑洼洼,路况很差,交通的落后状况严重影响了南通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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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


南通城里道路交通的改善,是1953年开始的.当时在填没的市河上新建了一条宽阔的的道路——建设路;1958年,拆除东、西大街3000多间房屋,建设了宽达35米的人民中路,随着向东、西城区的延伸,南通形成了最早、最宽的主干道。南大街也在1972年从宽5米拓宽至14米,到20世纪90年代建成具有宽阔的人行道和双向四车道的商业大街;环城马路数度拓宽,已经成为了南通城内机动车辆的环状主干道。从1996年南通市城区图,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可喜的变化。


古今地图上衙署、庙宇的变迁。明、清图上的州治、州署,民国年间的县署,解放后的市政府,都是指本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官署,即政府机关的所在地。从图上看,他们都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表现了权力机关的崇高地位。到了21世纪初,随着南通城的迅速扩大,市行政中心已迁往新区,这里不再是政府机关所在地了。在明、清地图上,还有不少机关部门,如军事机关总府、总镇府、把总司、总镇署、中军厅、守备署、游击署,法纪监督机关察院,科举考试场所试院,税务机关课税局、课税司署,治安部门兵马司,知州的秘书部门吏目署,文教主管部门学正署、调导署等,这些名称在通州改县以后已经废弃使用,到了解放以后,市里的党委、政府机 关和部门则有了全新的设置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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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南通城区图》


在庙宇文化盛行的封建社会,寺庙道观往往是城市中最为显眼、高大的人工构筑,用现代语言表述,主要的庙宇建筑物大多是城市的地标。因此,在古代城市的地舆图上,庙宇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将这6张古今地图进行对比,则可从庙宇的变化看出南通这数百年来的发展和进步。


明万历志的“通州治图”上,通州城内的古庙有千年唐寺天宁寺,北极阁上的真武庙(北上真殿),十字街附近的城隍庙,东街的儒学,西街和西南营的关王庙,仓巷里的玄妙观。清乾隆志的“州治旧图”上,老城区里除了上述庙宇外,还增加了一些道观、祠堂,而新城里标注了几个著名的古庙,如兴化寺(西寺)、兴国寺、东岳庙和城外的千佛寺等。光绪志的城隍图上,城内增加了寺街的华王庙,西南营的上真殿,东南营的 大王庙,城北的万寿宫等。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上,也标示了不少庙宇。但这些庙宇在20世纪末,除了天宁寺和兴国寺(东寺)还是宗教场所外,其余因城建需要或已废圮,进行了拆除、改建,如北上真殿、玄妙观、东岳庙等;有的改作了其它用途,如文庙成为了群众文化场所,西寺成了印刷所,千佛寺从师范校改建为工厂;也有的后来拆迁到了城外,如城隍庙。


从钟楼广场6张古今地图上看出的通城历史变 迁,肯定不够全面和准确。只是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人士来关注和研究南通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而更多地展现千年通城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个性,让文化策动力更好地推动这座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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