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有广袤的滩涂、无际的泽乡，自古以来就有渔盐之利，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这决定古代南通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宋元以来，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早出晚归，精耕细作，对土地实行最经济的利用。明清以后手工棉纺织业速发展。南通鱼稻饶足、盐棉丰盛，成为“江海大聚”。

鱼稻饶足

南通地区，居江海之汇，地处偏僻，开发较晚，史载“其地舄卤而瘠，无丝粟之饶，其民苦窳而贫，有鱼盐之利”。随着沙陆并接的进程，到唐代，海陵县东境、今海安、如皋一带的开发，已达可观的程度，盐业、农业都相当发达。五代十国期间，姚氏家族在静海东洲“安民庶，务耕桑”，南部地区逐步开发。宋以后，通州社会经济逐步开发、发展，人口逐渐增多，有后来居上之势。南宋，静海、海门已成“望县”，有“鱼稻饶足”之誉，渐成鱼米之乡。

由于东部海岸线不断东推或局部内蚀，江岸线南北摆移，以及灾害和人口迁移，南通地区的土地资源和人口数量常有增减，总的趋势是在不断扩大中。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通州第一次在文献上留下的户口统计数——共17527户，43189人（古代编审户口是为了计征赋役，统计数字不会精确）；明初洪武九年（1376），通州（不包括海门）有16714户，人口69649人；崇祯六年（1633）增加到19786户，86276人；清代乾隆以后南通人口迅速增长，乾隆四十年（1775）33.4万人，至1909年已达128.6万人，明永乐二十年（1422），通州官田、民田、草场387321亩，征税粮22610石；清乾隆七年（1742），丁漕田已达1247210亩。

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世代人民的开荒辟壤、艰苦创业。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曾撰《通州海门兴利记》，褒扬海门知县沈起带领人民兴利除弊，开发海门的事迹，沈起到任后“诚爱民而有以利之”，他组织筑堤挡潮，兴修水利，放宽禁令，缓征税捐，招集流亡，使“创残穷敝”之百姓“莫不蹶蹶然奋其惫而来”。沈起离任后，百姓为之立生祠纪念他对海门的贡献。

在这部创业史中，清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记述的“海门先啬”陈朝玉故事也具代表性。陈系崇明人，生活在康熙至乾隆间。陈朝玉幼有异禀，年13岁即将家产让于伯兄。后率妻迁至第四次沙洲连陆的海门新地，“斫木为耜，冶釜为犁，夫任半耦、妇任半耦”，进行开垦种植。他们经过艰苦奋斗，开发了大片良田，过上了“不封不爵，乐衎自保”的小康生活。远近之民闻之纷纷效仿，来到海门，加入开垦创业的行列，使海门又重为桑田，“国家岁入地丁漕米累千近万”，成为“江海大聚”。

清末以后，南通海岸线持续东移，南通人民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开发、垦殖。沿海的开发引进了全新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推进了区域现代化的进程。数千年前的茫茫大海今天已变成了万顷良田。

煮海积盐

南通滨江临海，自古以来就有渔盐之利。《史记·货殖列传》中记，汉代东南一带的吴郡、广陵郡因海盐生产而富庶。汉初，坐拥三郡五十三城的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积蓄实力。刘濞为运输海盐，从扬州茱萸湾到蟠溪开挖运河，蟠溪在今如皋境内。南北朝至唐代，沿海胡逗洲、南布洲等沙地“上多流人，煮盐为业”，盐民成为沙洲上最早的开拓者。唐代，南通一带设有盐亭场。五代，姚氏家族割据今南通市区及海门一带，“司煮海积盐，嵯峙山岳，专漕运，副上供”，“更移雄镇，开拓狼峰，盐铁之场监殷繁……”，由扬州东来的运盐河已经通到这里。后周通州建州，通州刺史边珝“课鬻盐于狼山，岁增万余石”。这都反映了本地盐业的重要。此后，南通地区一直是我国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

北宋时沿海一带遍布盐场，在今南通市范围内共有淮南盐场利丰监、海陵监所辖的14个盐场，年产盐48.9万石，位列淮东盐区之首，通州因盛产食盐而著称于世。

自宋代以来淮南盐场盐政管理制度屡有变更，但管理机构和转运中心均设于扬州。海边生产的盐源源不断地通过运盐河转运到扬州。元明两代，通州的盐业生产继续发展。明洪武初年，设在扬州的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曾在通州设立分司，管理在通州境内的石港、西亭、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吕四7个盐场，以及如皋县境内的掘港、马塘、丰利盐场。至明代中叶，年产量达到12万吨左右，创市境古代盐产量的最高纪录。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起实行商人垄断盐运制度，盐商拥有购销权，并可世袭。由此可见，南通盐产利益为扬州的盐官和盐商所控制。

明末清初，南通盐业生产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经清代前期历朝政府相继采取扶持盐业发展的措施，至清代中叶，盐产量逐步恢复到接近明代的水平。其后因海势东迁，产量渐减。同治年间两淮盐政大力整顿淮南盐色，而市境吕四、余东、余西等场盐因色白味咸备受推崇，列为淮盐之冠。清末，海岸线外伸，淮南盐场衰落，盐业生产开始进行改良，南通盐业进入新的阶段。1903年，张謇创立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所产精制盐于1906年运赴意大利米兰万国博览会参赛，荣获优胜奖牌，是中国盐产品在世界上最早获得的大奖。

衣被东南

南通地区的土壤、气候适合棉花的生长，明清时期，江海平原逐步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区，棉花不仅产量大，而且品质优良，成为重要的外销商品。手工棉纺织业随之兴起，清代南通已成为重要的土布产区。近代，土布业与机器纺织业间产生了强大的联进效应，为南通社会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通海地区气候温暖，土质呈碱性，宜于植棉。明《嘉靖通州志》已有“木棉花”的记录。清《康熙通州志》及《乾隆通州志》中记载了沿江农民“善种棉”、“种业多棉花”。当时通海棉花已北销徐、淮、山东，同时也大量南销福建、广东。通州乾隆时人汪芸巢著《州乘一览》中记载：“闽粤人秋日抵通收花衣，巨舶千百，皆装布囊。”可见南运数量之巨。而江南纺织业发达地区如松江也使用通海棉，《嘉靖松江府志》载：松江用棉花“邑贩自崇明、海门两沙来，碾去子卖于诸处。”通海棉花不仅产量大，而且品质优良。如通海普遍种植的鸡脚棉，其纤维“绪理紧密、绵绵不断”，为各地所乐用。甘熙《白下琐言》中记载：道光年间其叔父在南京孝陵卫设机织布，所用棉花“必得崇明、通州所产”。丰富的棉产为通海土布业发展奠定基础。

明代棉布已是当时通常的衣料，《康熙通州志》及《乾隆通州志》均记载了通海农民善织布，“所为布颇粗，然紧厚耐着”。早期通海土布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江一带，这一区域被称为“北沙”，产布称为“沙布”。从元末至清初，长江主泓北移引起北岸持续坍塌，海门沿江一塌再塌，由于土地日削、人口日密，人们加重了对纺织副业的依赖。《乾隆通州志》载：“海门兴仁镇值播迁转徙之余，尚能自食其力。家有机杼，户多篝火，一手所制，若布若带若巾，易粟足活三口，三手事事，则八口无虞。”土布的生产已向商品化方向发展。

清兵入关后，关内外交通畅通，山东青岛、烟台各帮商贩往来于大连、营口及苏北徐淮之间，将通海棉花及少量土布销往东北。东北地区棉布需求量巨大，除了做衣被之用外，土布还用于刷制炕面、豆制品布袋、帐篷、船帆等，通海粗厚的土布在东北出现后便很受欢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通海土布改为从上海转运东北，交通较先前便利许多，北销因而增长。通海稀布逐渐改进为上海地区北销的“套布”规格，即每匹长2.2丈，宽近1尺，以求替代松江土布占领东北市场。至1858年营口被辟为商埠前，通海土布已占上海北销总数的1/4。营口开埠后，上海、营口间的海上运输迅速发展，通海土布北销数量持续增长，形成了近代闻名的“关庄布”业。

1884年前后，印度的机制粗纱开始销于通海地区，并逐年扩大，逐步将劳力从低效的手纺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织造中，土布生产从此突飞猛进。机纱条干均匀，不易断头，有利于土布质量的提高，织户用其作经纱，织出“洋经本纬”的“大尺布”。这种门幅宽1.2尺、长4丈的大尺布，更受东北的欢迎，逐渐代替了尺套布的销路。八、九十年代，通海每年已有两三万件（每件40匹）大尺布北销，而1895年时通海地区对机纱的需求每日达20大包。这为南通大生纱厂的建立奠定了市场基础。

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出纱，土布原料更为充足，有的布牌已全用机纱织造了，以大尺布为主的关庄布生产与日俱增。经营土布的布庄大量涌现，形成众多布牌，其中以世昌德、得记、同兴宏、章源大四大关庄最为著名。土布业与机器纺织业间产生了强大的联进效应，两者的共同繁荣使南通的地方经济迅速崛起。

在关庄布业形成发展的同时，苏北徐州、淮阴及以南里下河地区各县客商也多来通海采购土布，形成“县庄布”业；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苏皖后，江南的土布业遭战火破坏，南京客商以采购通海土布代替了苏松扣布，除自销外还转运安徽，形成了“京庄布”业；有上海商人将关庄布中的滞牌、霉布染成灰色，南运浙、赣，形成“灰坯帮”；民国初，又有浙江商人购布运至杭州，再转销金华、衢州、严州，形成了“杭庄布”业。但近代通海土布业的主体仍是关庄布业，县、京、灰、杭各帮庄销布的总和不及关庄布销量的一半。各路土布业的发展使通海地区成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土布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