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海安市委史志工委的杨斌，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党史党课主题是：苏中抗战旗帜——新四军“联抗”部队历程。

1940年10月10日，一支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现在的海安市曲塘镇（时苏北泰县曲塘镇）宣布成立。战士们右臂都戴着臂章，臂章上鲜红的火炬上面衬着“联抗”二字，而“联抗”就是这支部队番号的简称（图1）。人们都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支部队：为什么抗日三年有余，忽然在这里成立起这支部队？为什么参加这支部队的武装，有新四军的，有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有税警团的，有保安旅的，还有地方保安部队改编过来的，更有很多青年学生来参军？总而言之，这是一支非常特殊的部队（图2）。

“联抗”部队的建立，是与苏北抗日军事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息息相关的。下面我从这支特殊部队成立的时代背景、主要历程和历史意义等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做个回顾和探讨。

一、时代背景

1939～1940年，江南的新四军进入苏北，东进抗日，苏北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著名的黄桥战斗，就是造成形势变化的决定因素。在黄桥战斗中，新四军依靠广大人民，消灭了以韩德勤、李守维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和一部分保安旅，基本上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苏北长期不抗日只扰民的统治，韩德勤率残部困守曹甸。新四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实际控制了苏北，为建立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这时候，在沿长江和里下河一带，仍驻有一部分国民党非嫡系部队，大约三四万人，这些部队没有积极参加韩德勤对新四军的进攻，有的还曾经向新四军表示过中立和友好的态度，如鲁苏皖边区的李明扬部，税警团陈泰运部和少数保安旅。这些部队在韩德勤主力大部被消灭后显得忧心忡忡，即便知道新四军坚定履行团结友军一同抗日的诺言，他们也还是心存疑虑，企盼在新四军和他们驻地之间能建立一个缓冲地带，驻一支他们能够信任的部队。这样一支部队当然既不是新四军，也不是他们所谓的“友军”。

为了在这样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的地区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尽可能团结更多的群众到抗日队伍中来，尽量将潜在的敌对势力转化为共同抗日的友好部队，1939年8月、12月和1940年春，新四军军长陈毅先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与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进行谈判，协商团结抗日大计，成功争取了李明扬等中间势力信守中立，达到“联李、孤韩”的目的。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建立“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简称“联抗”），“联抗”部队由此闻名。

部队创建时，副司令李俊民、副司令兼参谋长周至堃、政治部主任张孤梅，这几人都是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联抗”的，而司令黄逸峰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但同时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图3），这一特殊身份担任“联抗”司令在当时苏中团结抗日斗争中起到了特殊作用。为了便于进行军事统一战线工作，“联抗”部队需要保持国民党的番号，作为我党的外围军。部队按先后顺序编为四个大队，分别驻防于胡家集、曲塘、白米、小白米一线。后来共产党又先后派贺敏学、戴为然等十多名同志到“联抗”部队工作，加强并保证党的绝对领导，逐步把“联抗”部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和爱国人士的抗日武装。“联抗”成立之初，公开活动范围限于曲（塘)北、海（安）北两区，但秘密活动的范围包括兴（化）南、泰（州）北、东台西部的水网地区（图4）。

“联抗”部队的建立，在苏中树起了一面团结抗日的旗帜，产生了积极而又广泛的影响，在成立不到1个月时间里，各地慕名而来的官兵和进步青年就有千人。部队建立后即在连队建立政治指导员制度，配备文化教员，开设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政治、军事干部。同时，建立战地工作团，创办《联抗报》，以宣传和组织群众。

为了扩大影响，1940年12月，联抗部队司令黄逸峰、副司令李俊民率1个连的兵力，去苏中四分区（即通如海启地区），建立“‘联抗’部队东南办事处”，并开展一系列争取友军联合抗日活动，建立“联抗”东南支队。

二、主要历程

（一）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又名曲塘会议）

“联抗”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筹备苏北抗敌和平会议。这次和平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在黄桥战斗胜利之后，团结苏北国民党武装力量和地方上层民主人士一致抗日。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那些表示中立的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也有韩德勤部队的代表，同时还有韩国钧、朱履先这样的开明士绅（图5）。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新四军军长陈毅提出，通过“联抗”进行联系和组织的，并确定以“联抗”司令部所在地——曲塘为开会地点（图6）。1940年10月31日，曲塘会议顺利召开，陈毅军长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主旨报告，这次会议通过了苏北各部队联合抗日的通电，各方面交换了意见，进一步巩固了新四军在苏北的领导地位，也稳定了这些国民党非嫡系部队的军心，更加孤立了死心塌地坚持反共的韩德勤顽固派。同时，在苏北军民的心目中，“联抗”管辖的地区成为公认的中立区，“联抗”真正成为国民党部队同新四军合作的桥梁。

（二）讨李战役与北上整训

1941年2月，鲁苏皖边区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投降日军，新四军决定讨伐，“联抗”部队在参加了解放马沟和姜堰的战斗后，又奉命在胡集、曲塘一线阻击从如皋前来支援李长江的日寇。经过两次战斗，“联抗”部队得到了很好的实战锻炼，在群众中也产生较大的政治影响。

李长江率部投敌后，日寇完全控制了里下河一带，泰州、东台、兴化和海安先后沦陷，曲塘、白米成为伪军的据点。“联抗”部队转入农村，在曲塘、白米以北地区坚持反“扫荡”、打游击。由于“联抗”部队兵员来自各方，构成又极为复杂，部队在尚未完全磨合、巩固的情况下就投入了战斗，加之由城镇转入农村，部分旧官兵受不了流动性较大、物质条件艰苦的战斗生活，发生了逃亡现象。

为切实加强部队管理，1941年7月上旬，“联抗”部队奉新四军军部命令，留下少数干部战士坚持原地区的斗争，大部北上盐阜地区进行整训（图7）。北上途中，在新四军军部直接指挥下，“联抗”部队配合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多次参加反“扫荡”斗争，坚持在行军中战斗，在战斗中行军，历经艰难。7月下旬，在坚守硕家集的战斗中，“联抗”损失了一个连，但保证了军部、三师师部和“联抗”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联抗”部队经过20多天的行军和战斗，到达军部新的驻地——阜宁县洲门镇，因战斗伤亡和行军减员的原因，指战员虽然减少到只有800人，但仍坚决执行命令，一边协助保卫军部，一边进行部队整训。通过两个月整训，官兵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都坚定了坚持原地区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对“联抗”部队作为外围军的概念也有了明确的定位，正如出发前陈毅军长所说：“联抗”部队是属于党绝对领导下的外围军，是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整训后的“联抗”部队辗转半个月，穿插于日伪军封锁线之间，于中秋节前夕胜利返回海曲北地区。随后，华中局决定划姜堰、海安、通扬河以北，东台溱潼河以南，李堡、海安串场河以西地区为“联抗”部队活动地区（后来还包括紫石县的海富区和李堡区），在苏中第一、二、三地委之间成立兴东泰地委，其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支持抗日武装斗争并争取国民党的残余武装李明扬部、税警团和保三旅一同抗日。

（三）讨伐野三旅，争取较为安定的局面

野三旅亦称保三旅，即“江苏省人民保安第三旅”，因旅长是张星炳，不少人也称之为“张三旅”，该部队游离于共产党、国民党、“和平军”之外，没有明确归属，往往被海安老百姓称为“野三旅”（下文统称）。

在“联抗”部队离开期间，国民党税警团由溱潼、姜堰地区进入曲塘以北地区，野三旅由时堰进入仇湖墩头地区，收税要粮，加上日伪军经常烧杀抢掠，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得知“联抗”从盐阜地区沿途打回来后，老百姓十分喜悦，纷纷表示：还是“联抗”回来好。

为理清斗争局势，更有效的打击日伪，在几股势力中，“联抗”首先恢复与李明扬及税警团的关系，集中力量对付野三旅。税警团曾经与新四军苏中军区部队发生过摩擦，怕新四军报复，因此对于“联抗”出面协调表现极为积极，经多次协商，税警团保证不破坏我军群众工作、不欺侮老百姓，接受“联抗”部队的经济援助，并答应军事上情报互换。双方约定，在日寇大举“扫荡”时，税警团可以转移到“联抗”部队活动地区及苏中其他地区。

对于顽固的野三旅，“联抗”部队在多次劝告其撤出“联抗”地区无效之后，与苏中三分区联手展开打击，经过墩头、鹿汪、曹庄几次战斗，歼灭其主力，迫使野三旅撤离墩头，不敢再向南发展。

1942年苏中各分区都遭遇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只有“联抗”部队通过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和对伪军的政治攻势，取得了本地区暂时的安定，并一度成为苏中获得日伪及国民党军队情报的中心。部队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与建设武装。

（四）参加反“扫荡”，争取胥金城等部起义

1943年，日寇在苏中大举“扫荡”，在个别地区实行清乡、清剿，“联抗”地区面临成立以来最为紧张的局势，一时间敌伪军大小据点增多至60余个。但由于情报灵通，“联抗”部队往往能够准确选择敌人的弱点进行伏击，坚决打击不遵守诺言骚扰“联抗”部队的伪军。在艰苦的岁月里，“联抗”坚决执行党关于团结国民党抗日军队的指示，给友军以经济上的援助，把截获的日伪军“扫荡”的情报及时通知友军，并欢迎友军在日伪“扫荡”的时候向“联抗”地区转移。

1943年春，日伪大举扫荡兴东泰地区，其时的野三旅被日军打垮，旅长张星炳私自丢弃部队逃跑了。7月，野三旅副旅长胥金城多次派人秘密联络“联抗”司令部，要求参加新四军或“联抗”。胥金城率部起义后，“联抗”部队帮助他收容了野三旅旧部，真正走上抗日的道路。胥金城被苏中军区委任为兴化新七纵队司令，随后他率部700余人赴兴化驻茅山地区，不久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初冬，日伪又大举“扫荡”。税警团总指挥陈泰运仓皇中率少数人逃跑，而副总指挥林叙彝在进步军官陈振、李浩的支持和帮助下，求助于“联抗”部队。“联抗”部队除给予经济援助外，还掩护其冲过日伪封锁线，到苏中三分区休整，其间，一切给养都由新四军供应。两个月后，又在“联抗”部队护送下回到原地区。但陈泰运在危机解除回到税警团驻地后，不但不感激“联抗”的帮助，反而怀疑部队受到共产党“赤化”，千方百计地逼走进步军官，并与“联抗”部队频繁发生摩擦。面对逐渐加剧的矛盾和斗争的需要，苏中军区考虑到“联抗”部队兵力有限，遂将原在通海地区活动的汤景延支队与“联抗”部队合并，建立“联抗”二团，并任命汤景延为“联抗”副司令员（图8）。1944年春节前，“联抗”部队分别在邓高庄、校林乡和马家甸，对税警团的驻军进行突然袭击，消灭其一个营，俘获百余人，税警团残部仓皇逃窜到姜堰以北地区。

1944年3月3日，日伪顽军乘“联抗”部队集中整训，对“联抗”地区进行联合“扫荡”。顽军陈兵邓高庄河西，日伪军则从姜堰、曲塘、海安、东台等分八路，水陆并进进攻“联抗”地区，企图于厉家窑水网地带，一举全歼“联抗”部队。但“联抗”部队在当地群众、民兵大力支援下，以小部队阻击敌人，大部队于次日黄昏前成功突围。同年，税警团残部投降日军，苏中军区当机立断，集中各分区主力配合“联抗”部队，再次组织歼灭税警团，激战十余日，税警团大部分被歼灭。

1944年10月10日，“联抗”部队基本完成了特定时期的特殊任务，按上级命令，正式改编为新四军。

三、历史意义

（一）统一战线战果辉煌

虽然存在仅短短4年时间，但“联抗”部队灵活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打击日伪顽军。4年中，“联抗”部队与日伪军、国民党顽军作战50余次，歼灭日军200余人，伪军1700余人，国民党顽军500余人。1944年11月，为悼念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紫石县政府和联抗部队在现在的海安市墩头镇境内兴建联抗烈士墓。1991年，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重新题写“新四军联抗烈士纪念碑”碑名。

通过红色武装割据，“联抗”部队尽可能的团结各杂牌武装共同抗日，壮大自我，稳定江淮大局，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19块根据地中唯一的、影响较大的政治特区，为新四军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圆满完成了党的战略意图

刘少奇曾明确指出，“联抗”部队在统一战线中担负了特殊使命，把千百万能够同我党合作抗战的部队、人士，通过党的外围军的形式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争取最后的胜利。4年中，“联抗”部队先联合李明扬、陈泰运部，共同对付“野三旅”，多次通过团结、斗争、分化、瓦解，将胥金城部争取过来。在巩固北部防区后，又歼灭勾结日伪的税警团部主力和李明扬旧部投敌的部队，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并不断扩大。

（三）影响深远而多元化

“联抗”建制虽短，其影响是深远而多元化的。

首先是培养、造就、争取了一批优秀人才，这些人为后来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都作出了贡献。“联抗”司令黄逸峰、副司令李俊民、参谋长贺敏学、姜茂生、政治部主任张孤梅、彭柏山、顾复生，以及团级干部宋生发、袁捷、沈仲彝、熊少南等人，都成长为人民军队和社会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在联抗统战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部队中一批有识之士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如前文提到的原野三旅副司令胥金城，新中国成立后，任吴淞炮台副司令，解放军总后勤部驻大同办事处副主任（正军级）。李明扬于解放战争中起义，建国后任江苏省农林厅厅长。陈泰运在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炮声中起义，后在贵州省贵定地区任职等等。

其次是建立兴东泰特区。后来的紫石县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海安市的现有版图，原是兴（化）、东（台）、泰（县）交界的三角地带，是新四军东进后“联抗”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海安市（前身为紫石县）是由“联抗”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没有“联抗”，也就没有今日的海安。当然，“联抗”创建的兴东泰特区（紫石县）原有十个区，远比今日海安市要大，范围涉及到如今的姜堰市、东台市和兴化市等地的少部分地区。

第三是重视文化教育。“联抗”初建时，在司令黄逸峰、副司令李俊民的影响下，从上海、南通等地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参加了工作。其后几年，在海安大地上恢复和创办了几十所学校。大批学龄儿童有了上学的机会。1942年3月12日，恢复了紫石中学（即现在的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还资助成达中学、进德中学和紫石中学堤东分校的办学，聘请苏南苏北一批名教师在各校任教外语和数理化教学任务，为海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2年11月，著名人士邹韬奋特意到“联抗”地区考察5天，对解放区浓厚的文化氛围大为赞叹。

如今，海安人民继承“联抗”精神、苏中七战七捷精神，调动一切力量，团结一心，奋力拼搏，发扬海安人特有的“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见奖杯就夺”的精气神，创造出海安革命老区新的辉煌。

今天的党史党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