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四地处启东市北部。2000年前，这一带还是一片沙洲。《海内十洲记》对这里的描述是：“其遥遥浮现于烟波之上，视若飘渺仙境。”唐五代时，这里称作东瀛洲，清代张宗绪所撰“慕仙楼志”载有：“八仙中吕洞宾四次遨游吕四而得名。”早年，这里水草丰茂，麋鹿成群，海鸟、丹顶鹤等翔集歇息，因而又名鹤城。明、清时期这里盐业、渔业兴盛，吕四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渔场之一。

《吕四渔民号子》属于我国汉民族民歌的原生态渔歌。主要反映吕四一带渔民出海捕鱼劳作过程。从目前已整理出的对草、拢绳、接潮、拔蓬、起锚、测水、摇撸、盘车、拉网等40多种长短不一的号子中，可以感觉出其高吭嘹亮、连绵悠长、节奏明快、音节委婉等不同的艺术风格特征。

《吕四渔民号子》大致可分四篇，包括：“出海篇、打渔篇、接潮篇、归港篇”等。“出海篇”由打草号子、拢绳号子、扯蓬号子、点水号子、起锚号子、盘车号子等组成，打草号子、拢绳号子等是在出海前准备工作中的号子，而扯蓬号子，点水号子等则属出海的号子；“打渔篇”由网绷号子、拉网号子、收渔号子等组成；“接潮篇”由接潮号子、挑鲜号子等组成；“归港篇”由称鲜号子、补网号子等组成。这些号子都以吕四民歌的基调为主要音乐元素演变而成，不同的场面、不同的作业便会产生不同节奏、不同旋律的号子，跌宕有致，辉映成趣。

《吕四渔民号子》没有规定的乐谱及刻意的艺术雕琢，在使用过程中，表现的是一种即兴填词，灵活多变的表演方式，即在音乐旋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演唱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感受随意填词演唱，演唱中可随意添加倚音、波音等装饰音，完全是一种在生活、劳作中即景生情、即兴抒发的演唱形式。

《吕四渔民号子》种类繁多，因为受当地方言“四甲话“（也称“通东活”，系吴方言的延伸）的影响，其独特的音乐语汇较多地体现了吴方言与江准方言交错过渡的种种特性，明显地区别于启东南部沙地的劳动号子。从号子的调性看，羽调式、商调式居多，其次是徵调式，即结束主音大多落于羽音、商音，但即使属相同调式的不同号子，却也干变万化，有的以商为骨干音，有的以徵为骨干音。从号子的旋律发展看，纯四度加小三度模进运用居多，较多地体现了北方厚实、稳健的风格，既蕴涵了山东方言中的吆喝语腔，又透露出黄土高原上的粗犷、豪放。在演唱方式上，《吕四渔民号子》大多以男女高音为主，有领唱、齐唱、对唱、独唱等多种形式。以“点水号子”为例：船在出港之前，渔捞长站在船的右舷，用竹篙测量水深，并唱响“点水号子”，把实际数据直接上报给船老大。“点水号子”音高声远，余音久回，是《吕四渔民号子》的原生态精典之作。再如渔船进港时，船头的渔民跟港口迎接的亲人对唱“接潮号子”，风格既像山歌又异于山歌，其引用号子的音乐节奏，加上男女声直接对话，把亲人之间、情侣之间等待的焦虑、团聚的喜悦淋滴尽致地表现出来。

《吕四渔民号子》还具有极强的实用性特征。实际上它就是劳动生产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一部分，是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协作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海洋渔业生产也逐渐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吕四渔民号子”赖于生存的生产、生活情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打草、拢绳早已成为历史，竹竿、水砣也已寻无踪影；起网不再盘车，出航不用点水，重体力的船头劳作也没有了。与劳动生活密切相连的劳动号子正在远离新一代的年轻渔民，流传了上千年的吕四渔民号子，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吕四渔民号子》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它的抢救和保护工作被各级政府，特别是文化部门所重视。

自1962年以来，江苏、上海等各地音协派出专家学者先后十几次来到吕四采风，收集整理渔歌、号子百余首。1980年，南通市文化局汇编出版的《南通地区民歌选》中收录吕四地区的渔歌、号子53首；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民间音乐抢救小组采风收集吕四渔民渔歌、号子76首；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过黄慧、杨晓燚等启东音乐工作者的挖据整理改编，《吕四渔民号子》作为一个民俗文化精品相继参加了国家、省、市组织的许多演出活动，累获赞誉。一次次的演出，一次次的展示所收到的强烈社会反响，充分显示出民俗文化的震撼力和生命力。

2007年，吕四渔民祖祖辈辈冒着风浪在这片富饶的海域作业形成的号子、渔歌，被列为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