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不顾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挑起全面内战。南通解放区军民配合主力取得苏中战役的胜利。从1946年10月起，南通地区转入极为艰苦的敌后坚持期，对一些战略要地进行反复争夺，最终挫败国民党军队“全面清剿”，扭转被动局面，迎来全境解放。解放战争时期的南通经济呈现复杂多变的状况。在国统区，国民党实行重要物资的管制，对大生纺织公司等企业加强控制，由于滥发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一片混乱，导致国民经济的总崩溃。在解放区，开展“五四土改”和土改复查，实行平分土地的方针，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根据地成为全国解放的大后方。

一、抗战胜利后的南通局势

1945年3月，在苏中四地委、三地委领导下，抗日军民协同主力，收复除南通城以外的大多数城镇和乡村。8月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后，国民党政府强令解放区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派员到沦陷区接收日伪财产。不仅控制南通城，还纵容日伪军重新占领茅镇、三厂镇和青龙港。11月，国民党正规军开抵南通。南通城成为南通地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中心和制造内战的大本营。

抗战结束后，解放区发起练兵、减租、生产运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上来。部队和各级党政群机关作好表率，实现部分自给。1945年11月起，南通解放区开展大规模群众性减租减息运动，老解放区重点进行查租退押，新解放区则实行减租减息。1945年冬至1946年春，南通地区全面开展除奸反霸运动，惩办汉奸、恶霸，沉重打击封建势力。1946年6月至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南通地区快速完成分田工作，为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国民党反动派以“和谈”为幌子，抓紧备战。1946年1月和3月，先后制造了强占白蒲事件和暗杀进步青年的“南通惨案”。7、8月，国民党军集中12万兵力，在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华中野战军奋起迎战，取得苏中战役“七战七捷”的辉煌战果。苏中战役有5仗在南通解放区展开，南通解放区出动民工50多万人次，供应粮食13万担，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强大后援。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对南通地区实施“全面清剿”，华中九分区1946年7月，苏中战役打响，通榆公路通如段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华中一分区被分割为东西两部。8月，根据斗争形势，中共华中分局决定划其东半部分为九分区，西半部分为新的一分区。九分区辖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和崇明5县。境内主要市镇、交通干线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以反动逃亡地主为骨干的“武装还乡团”大肆捕杀共产党员与翻身农民，扒田倒租，敲诈勒索，疯狂进行阶级报复。在国民党占领一地后，还乡团大小头目充任区、乡、保长，强行编制保甲，组织特务情报网。至1947年春，国民党控制区增至250个乡，我方控制区仅188个乡。1947年5月灵甸战斗后，九分区斗争形势的被动局面逐渐扭转。之后，阵地日渐恢复。1948年秋，南通解放区军民转入主动进攻阶段。在粉粹国民党反动军队最后“扫荡”的同时，积极开展支前，迎接全境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二、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对南通的影响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为加强物资控制、服务内战需要，成立一系列经济垄断机构。1945年10月成立“经济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并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对花、纱、布实行管制。1946年8月，外汇汇率变动，1美元换法币2020元改为3350元。法币贬值后，纱、布价格随之上涨。“纺管会”责令棉纺同业公会依照限价集体配售棉纱。1947年1月，“纺管会”又规定限价收购各厂以外棉作原料的半数棉纱，交中纺公司代售，并由中纺公司联合民营厂进行“联合配销”。当时收购棉纱的限价是低于成本的，纱厂每被收购1件纱就要亏损140多万元。“纺管会”将所收限价纱用高价配售，从中获取厚利。国民党政府还禁止纱布南运，名义上为杜绝纱布走私，实质上为官僚资本集团垄断棉纱外运创造条件。国民党政府还加重捐税征派。至于地方政府、军警宪特的勒索摊派，更是花样百出。1946年，每万锭摊派捐税法币3亿元；1947年发行“美金公债”，按开锭数每锭缴美金4.478元摊派，大生各厂共缴美金60.67万元；1948年每件纱摊捐税450万元。沉重的捐税给企业经营造成很大困难。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伪资产。大生各纺织厂因一度由公司董事、汉奸陈葆初出面经营，也被列为接收对象。原大生官股董事洪兰友、陆子冬奉命接收大生纺织公司及所属各厂。国民党政府江苏省第四区专员到南通后，向大生一厂强提棉纱作为“复员需用费”。国民党海门县政府一度搬到大生三厂“办公”，并强借钱物以供补给。针对官僚资本企图控制大生的阴谋，大生资本集团中张謇家族代表张敬礼（张詧之子）联合私股中的大股东进行坚决斗争。经核定，日本投降时大生纺织公司大股东占全部股额32％，官股占23.6%，其余都是零星中小股。通过团结中小股东，张敬礼所能控制的私股股权达半数以上，在1946年股东会改选中保住了公司经营管理的实权。

抗战胜利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市场商品逐渐畅通。南通土布外销交易逐渐恢复，上海、浙江、江西和苏北等地客商接连到南通采购。一时间投资土布经营成为热门，南通城内外土布商号林立，至1945年底土布业竟发展到421家，其中仅有十余家为自营，其余均为代客收购。土布业户数虽多，但资金实力大不如前，全行业资金折合棉纱只有2000件左右，相当于抗战前的1/9。机纱来源渐多，农村织户实际生产机台有所增加。土布生产以各式改良布为大宗，土大布、“尺一五”布等也有不同程度增长。运销台湾的各种彩条、彩格改良布尤受欢迎。为解决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加强运销能力，1946年夏，由土布业同业公会发起、联营社组织，与中国银行办理押汇业务，同业参加的有51家。至1947年6月办理押汇累计总额15.81亿元。

正当各业渐趋活跃，土布产销亦趋振兴之际，国民党大打内战，滥发纸币，物价飞涨，市场动荡。不少行庄为避免货币贬值遭受损失，以土布为筹码，囤积居奇。更有少数大户为了在上海大量抛售牟取暴利，在南通滥买抢购，市场秩序一片混乱。

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经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大生纺织公司为图生存，采取一系列对策。一是纱布南运。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10月至1947年5月，一厂、副厂南运棉纱1522件，三厂南运棉纱622件，分别运往广州、汕头一带销售。销售后换成港币，汇存香港。1948年5月，大生纺织公司在香港成立“南生行”，在广州、台湾两地设立分销处。二是增加外销。由于原棉供应不足，国内纱布滞销，1948年4月起，大生一厂、三厂与“纱布外销委员会”订立纱布换棉合约，以纱布外销方式交换外棉进口。当年两厂外销棉纱2272件，棉布48975匹，换取外棉6666包。三是转移资金。“南生行”组建后，大生纱、布货款以港币、美元形式汇存香港银行、美商大通银行，同时将通、沪方面售得的纱、布款，由上海事务所秘密汇至香港。这段时期，大生集团获得巨额利润，各厂的生产设备亦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1946年、1947年，大生各厂总计获得利润140.89亿元法币。到解放战争后期，大生企业的大批利润都以外汇形式储存到海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大生纺织企业累计获利皮棉近10万担。大生纱厂畸形繁荣，建立在对廉价美棉的依赖和棉纱棉布成为储备手段这一非正常的基础上，随着国统区经济的崩溃，大生各厂很快步入衰落。至1948年底，大生各厂流动资金日渐减少，不得不减工维持生产。大生一、副厂减工50%，大生三厂减工30%。南通解放前夕，官股董事裹胁私股董事筹划各厂南迁，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影响和工人群众的反对下，大生企业的拆迁企图未能实现，各厂得以基本完整地迎接解放。大生三厂库存的清花、钢丝、粗纱机件及线锭4000枚被运至台湾。

除了花、纱、布外，国民政府加强对物资经营（包括煤炭、木材、石油、金属材料和机电产品等）和粮食业的控制，主要通过各种同业公会来实施。为保军需，国民政府实行粮食禁运，通过田赋征收和市场收购两条途径实施粮食征收。1946年7月，省政府征购南通县军粮2万石，因征购不到粮食，借用积谷仓的储粮，只完成5000石。次年，全县有193家粮行、加工厂领取粮食护照，由于产地粮价不断提高，运粮途中又被军警、土匪敲诈勒索，粮食到南通的数量不多，城区粮价因此暴涨，发生多次抢米风潮。

由于连年战乱和官僚资本集团的压迫、榨取，加上通货膨涨、物价飞涨，在解放前夕，南通的工厂已经到了勉强维持的地步。一般厂年开工率在80%，低的仅有50%左右。工业衰落，市场随之萧条，不少行业濒临破产，工人失业，民生困苦。国统区的农村依然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广大贫雇农受到地主的残酷剥削。农业生产基础薄弱，生产总体发展水平较低。

解放战争时期，南通其他各业在连年战乱和金融动荡中艰难求生。织染和纺织机械行业。抗战胜利后，得益于大生纺织业的恢复，色织业所需的原料机纱供应充足，1947年产改良布240万匹，占土布总产量的47%。1948年，由于通货膨胀，销售市场萎缩，色织布产量下降。1948年，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为筹办漂染整理厂，在上海订购的部分机器配件在船运回通途中被国民政府军飞机炸沉于长江，办厂因此搁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通生产铁木布机的纺织机械厂先后有20余家，年产铁木布机500台左右。西门吊桥附近的信昌机器厂专门生产手摇织袜机，是南通最早的一家针织机械专业厂。轻手工业。1947年11月，张通武筹集法币6.1亿元，投标购买原属日伪资产的南通造纸厂设备，在唐闸北市街创办南通通成造纸厂。1948年底建成投产，年产纸浆5.56吨、灰色纸5.5吨。此外，城区还有4家生产土纸的纸行。造船业。为发展内河运输需要，简易的造船业应运而生。一些工商业主利用河道建坞造船，建造木质轮船（时称“机器快”），“永利”、“云和”、“新发”、“新华”和“新顺”轮先后下水，开通南通至二甲镇、南通至吕四航线。这些内河轮船均为木质结构，采用从美国或英国进口的20～30千瓦汽油机，船长30米左右，载客80～120人不等。建筑业。抗战胜利后，营造业增加，南通县有营造厂14家、木作25家。除承包工程外，一些营造厂还兼做建筑材料生意。城内公共建筑大多通过招标发包。营造厂商中标后，即到西吊桥（今和平桥）等处茶馆发布信息，将工程分包给各包工头。商贸业。抗战胜利后，一批又一批的美国剩余“救济”物资，大量充斥南通市场，给本地商业带来冲击。抗战胜利至解放前，南通私营百货商店由51家增加到80家，稍具规模的仅有9家，批发经营的只有1家。1946年，南通县相继成立稻麦棉花运销、棉花土布生产等合作社，另有乡镇合作社95个。大多合作社被地主富农、土豪劣绅所把持。解放战争时期，南通市境内有吕四、余中、丰掘、栟茶和角斜5个盐场。国统区和解放区均对食盐实行有管制的自由行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接收敌伪物资得到一大笔财政收入；同时国土收复，税源激增。但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长期存在财政赤字，加上积极准备内战，财政支出猛增。为改变战后严重的财政赤字状况，国民政府不断提高税赋。1946年起，南通县按国家税和地方税分别设置税务机构。随着内战全面展开，国民政府和南通地方政府各种摊派和杂捐杂费不断增多，百姓不堪重负。1948年，国民党南通县政府财政预算法币466.34亿元，是1946年财政预算的53.72倍。当年县政府为扩建地方武装、补充自治经费，绥靖临时费支出高达法币8470亿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类金融机构相继恢复。同时，代表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中央信托局、中国农民银行等也在南通设立分支机构。从抗战胜利至国民党政权垮台，通货膨胀始终缠绕当时的社会经济。国民政府滥发货币的政策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生活。1945年11月起，国民政府规定法币与伪中储券以1：200的比例收兑，由于兑换率偏低、兑换期较长，加上兑换期内伪币继续流通，导致物价暴涨和法币发行量大幅度增加。1946年3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抛售黄金，没有起到抑制市面金价，反而再次导致法币发行额增加和物价上涨。1948年8月，濒于崩溃的国民政府改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实行法币与“金圆券”三百万比一的疯狂比价,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物价上涨之风愈演愈烈，货币如同废纸，国民经济迅速崩溃。

以粮食这一生活必需品为参照，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物价变化情况。抗战胜利后，粮价曾有短暂的平稳。1946年1～9月，南通城粳米从每石9000元涨至6.6万元，上涨6.3倍。1948年1月，粳米每石涨至155万元，8月再涨至6850万元，比内战前上涨1518.2倍，法币已完全丧失货币职能。8月28日，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对粳米限价，每石为21.7元（金圆券）。限价令出台后，米价涨势依然不止，至1949年1月南通解放前，粳米每石涨到2800元（金圆券），比限价时上涨129倍。

三、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动员

解放战争时期，南通解放区隶属于苏皖边区一分区、九分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取消帝国主义特权，实行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经济纲领和政策，推动了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在解放区率先实现耕者有其田。南通解放区加快土改进程，出现“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白天打仗，夜晚分田”的场面，至8月底，土地分配基本结束。据统计，南通、如东、海门、启东4县共有470个乡，在人民政权控制的437个乡中，进行土改的有378个乡，占86.5%。对沿海垦牧公司也进行了土改，垦牧公司不复存在。共分配土地512万余亩，约有179万亩土地从地主富农手中转到贫雇农手中，得益户约150万，占总人口的60％左右。另据如皋县统计，全县221个乡，有137个完成土改。通过“五四土改”，广大贫苦农民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由于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清剿”和地主还乡团的反攻倒算，南通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了消灭地主阶级和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阵地恢复后的南通解放区再度掀起土改高潮。九分区控制的338个乡中（时敌占132个乡），进行平分土地的有334个乡，占98.8%，农民群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身”。

中共南通党组织在重视武装斗争的同时，注重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把根据地建设成为抗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后方。土地改革的实施，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使广大农民成为革命战争的可靠后备力量。土改后的农民踊跃报名参军。1947年秋，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南通解放区6县共动员1.09万人入伍，除小部分组建地方武装外，大部分参加华中野战军。1948年冬，南通解放区军民正势如破竹向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反攻，为响应“扩大主力，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号召，各县动员群众参军，仅东南县（1946年12月启东、海门两县合并而成）就有3300多人应征入伍。

解放区军民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广大农民踊跃支前。1946年7月开始的苏中战役，华中一专署支援前线的粮食有360多万公斤。在战区附近设立临时粮站，集中储存军粮。南通全境解放后，为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南通专区成立4个粮食转运站，组织民间小船1700艘，大船460艘，小车1.98万辆，牛车10辆，挑担2.7万副，日夜送粮，在较短时间里，集运粮食330多万公斤，公草81万公斤。

解放区地处农村，仅有一些被服厂、印刷所等服务军需的轻工业。为打破国民党封锁，1946年10月，苏皖边区第九行政区专员公署在如东掘港镇北俞家荡建公营江海贸易运输总公司，组织收购解放区生产的土特产品，换回解放区军民急需的物资。

中共领导的南通地区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长期以农村为基地，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村的田赋和公粮收入，支出以军政人员的给养和保障革命战争供给为主。解放战争时期，公粮征收工作困难，部分地区允许征收粮赋代金。1947年，华中九分区财政收入共103.62亿元（华中币），货物产销税收入68.997亿元（华中币）。1948年秋征粮赋，全分区总田亩共451.6万亩，实征粮食3215.925万公斤、棉花454万公斤。解放战争时期，财政工作在保障军需的同时兼顾地方文教卫生、优抚救济等事业需要，地方财政可在征收的公粮中动用2%。从1947年开始，通海地区实行“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方针，由县民主政府发给税票和粮串自行筹措所需经费，如有多余则上交县财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通过限制使用伪币和法币，保持了金融相对稳定。1946年，国民政府军队在向解放区军事进攻的同时，进行经济封锁,并煽动群众拒用华中币,以扩大法币流通范围。而此时外地大量华中币涌入南通地区,以致一度物价上涨,5、6月间,粮食价格上涨417%,土布上涨227%,豆饼上涨472%,“五洋”、杂货平均上涨222%。华中一地委、一专署采取果断措施，布置各县银行大量抛售除黄金、白银、布匹以外的储备物资，并支持粮食部门实行平粜。同时对大额贷款只收不放，并催促提前归还，回笼了大量华中币，使物价逐步下跌，稳定了市场。1947年春，因国民政府军队向九分区大举进攻，华中币暂时缩小流通范围。在这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华中币的流通地域不断得到恢复，与法币的比值也不断提高。至1948年7月，华中币对法币的比值提高到1：400。

为发展农业生产，民主政府和边区政府积极发放农业贷款。1942年起抗日民主政府每年拿出5000石公粮用于发放“青苗贷款”(即粮食贷款)。华中银行建立后,发放棉农贷款、农户杂粮贷款（以粮食实物形式的贷款）。1948年2月，发放华中币贷款7000万元，10月再增加2000万元。10月，苏皖边区九专署成立生产推进处，主管贷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