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大地回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拨乱反正，许多受到冤屈和不公正待遇的老干部得以平反昭雪。而这时，健在的老同志均已步入高龄。为抢救党史资料，1979年，按照党中央部署和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成立了党史办。当时南通地委虽尚未成立党史办，但党史研究、整理工作已紧张有序地开始了。因为刘瑞龙同志多年来已着手研究编写他的《回忆红十四军》，而南通地区的一批党史工作者对地方党史也已收集、整理多年了。

党在南通地区的活动始于1925年。1930年，在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创立了红十四军。南通地委的抢救党史工作就从调查、研究、整理红十四军史料开始。受地委领导谢克东、王益众、纪元同志的委托，1979年８月,陈汝明同志组织了南通师专和地委党校的黄一良、江焕如、周桐淦、董剑南、夏宝川5位同志成立了《回忆红十四军》编校组。就这样，在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南通地区抢救党史工作上马了。我和黄一良同志参加外调、采访、收集史料，并负责最后的核实和执笔。当时搞党史工作，并无专项经费，一切费用均从师专和党校支出。我们发扬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从地委宣传部借了一只旧的盒式录音机就开始采访、收集史料；无办公地点，平时整理史料就在宿舍里，出差途中就在火车上、招待所，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工作。我和黄一良前后多次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走访了叶胥朝、石光、李俊民、汪蓁子、黄逸峰、陆植三、施亚夫、谢克东、钟民、洪泽、周一峰、马一行、赵毓华、唐守愚、孟一如、孟桂林等几十位老同志。又得到南通地区各县负责党史工作的庄奂、李实秋、俞茂林等同志的大力协助。在他们的支持下，组织召开了尚健在的参加过红十四军武装斗争的老同志座谈会。许多年过八旬、参加过当年斗争的老同志，他们口述暴动经历、提供珍贵史料和实物。我们还到中央和江苏省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图书馆查史料，复印原始资料及摘录资料卡片数千张，许多犹似石沉大海的珍贵史料、记录着当年斗争的二三十年代的旧报纸、国民党的档案材料被寻找出来，以印证老同志口述史料的真实性。

记得1980年冬，我们到北京出差两个多月。为节约开支，黄一良用一根小扁担挑着资料和御寒衣物行李上路。我们吃住在中央党校招待所，每天两人住宿费仅5元钱。每周我们要到刘瑞龙同志处核实史料两三次。刘老家住木樨地，我们就买了北京市公交月票（每人每月仅6元）。为了到中央档案馆查找史料，我们还贸然开口向中央党校杨献珍校长多次借用了红旗轿车，这样进出中央档案馆查阅史料更为便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964年我们从北京下放到海门，时隔15年又来到原来的工作单位——中央党校，又重新从事自己热爱的党史研究工作，又同许多十几年没有音讯的老领导、老同志相聚，就像回到了久别重归的娘家，内心的喜悦和兴奋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国家改革开放，蒸蒸日上，快步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自己的所谓历史“问题”也已彻底解决，放下包袱，扬眉吐气，全身心投入工作。就是这样，我们振奋精神，焕发出超常的工作热情，白天外出采访，查阅史料，晚上执笔整理材料，常常工作到深夜。经过两个半月的细致、艰苦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这次出差外调编校任务。刘老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满意，在刘老家工作时，他和夫人江彤同志多次留我们用餐，有时还留宿，亲如家人。并同我们合影留念，成书后还送我们一部三卷本《辞海》作纪念。

我们出差外调的对象，不少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求实存真、严谨治史、谦虚谨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教育、影响并始终贯穿在我们的抢救党史工作中。如在走访钟民同志时，他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个人只是沧海一粟、沧海一粟。”表明他在革命中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在南京访问王野翔同志时，他第一句话就直爽地提出：“你们（指南通地委）怎么才来找我。”他的意思是要说明抢救史料的紧迫性。在上海出差之便，黄一良和我又专程去了几次杭州，协助赵毓华同志整理回忆江北特委的初稿。在成稿中，周一峰、洪泽同志还从上海、南京专程赶往杭州，多次反复商讨定稿。我们到南京瞿树滋老同志家走访时，他还拿出一架望远镜交给我们，说这是在一次战役中从日军军官手中缴获的战利品。

1980年4月，我们去刘瑞龙同志家，他告诉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把参加过的会议记录、来往电报、文件放在随身携带的文件箱中珍藏，行军中宁可丢掉衣物，也要保存革命资料。当年4月29日，我们又去刘瑞龙家商讨工作，由刘老口述，黄一良执笔写给李维汉同志一封信，信中写道：“《回忆红十四军》这本书即将完稿付印，您所说的‘真实’两字，我们还是做到了；所提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也是努力去办的……”李维汉同志1927年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刘老当年在他的领导之下在通海如泰地区从事革命斗争。李老、刘老都十分看重史料的真实性，刘老根据自己的回忆和记录，纠正了书稿中多处的错误。甚至在《回忆红十四军》1983年再版之后，还认真斟酌，多次来信，提出修改意见，充分体现了他对史料的严谨态度。因此，我们在采访、执笔整理史料时按照老一辈革命家的要求，从浩瀚的史料中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考证、核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抓住规律，掌握本质，使我们的工作尽量符合党性、科学性，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李维汉同志多次对《回忆红十四军》的写作提出的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是：党、群众和集体三方面的作用。我们在抢救史料中认真遵照执行，把工作落在实处。1979年秋，我们去海门，在县委和党史工作者俞茂林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50年前参加过红十四军武装运动幸存的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十余人，开了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回忆当年农民暴动的情景。会上几位年近八十高龄的老人生动地讲述了自身亲历的英勇战斗。这些老人大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但多数仍是农民，没有退休养老金，因历史的原因没能享受到应得的待遇，但他们却是党史中应该浓墨重彩去写的人民群众，是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贡献、不惜献出生命的劳苦大众。此后出版的《回忆红十四军》就用了许多篇幅真实记录了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

1980年10月，地委决定由赵一平和黄一良去南京参加研究地委党史办的筹建工作。1983年3月南通地、市合并，正式成立了市委党史办。这时，我到龄办理了离休，黄一良同志即调回党校工作。人生短暂，除去儿童、求学、老年，真正能做事的时间也只有30多年光景。能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实在不易。1957~1979年这20多年，由于极“左”路线和“四人帮”横行，白白浪费了许多青春岁月。所庆幸的是，我们离休前的几年亲历了这一段难忘的岁月，接触、访问了刘瑞龙等许多革命前辈，多次聆听他们讲述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历史，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们的高风亮节激励着我们。今年恰逢南通市委党史办成立30周年，刘瑞龙同志诞辰100周年，谨以回忆30年前参加抢救党史的二三事作为纪念。

（本文作者系南通市委党史办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