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了组织地下军，准备里应外合，解放南通城，我住进了张绪武的家——濠阳小筑。1946年3月，南通“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为了及时掌握和领导地下党开展斗争，我又一次住进濠阳小筑。两次都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时间急迫，任务艰巨的情况下进去的。我能以濠阳小筑为立足点，全靠张绪武的母亲陈石云女士的精心安排和掩护。她冒着风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把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共产党干部作为亲人对待，是难能可贵的。40多年来，每当我回忆起她老人家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热情，在掩护工作中表现的干练和机智，以及她的正义、豪爽的性格，就会情不自禁满怀崇敬的激情，深深地怀念她。

1945年8月，为我住进濠阳小筑，张绪武征求他母亲的意见：“有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想借住在我们家里，你看行不行？”她一口答应，并说：“可作为我的内侄，改名陈克然吧！”又说：“要绝对保密，但必须告诉阿宝（阿宝名丁淑娴，是她的贴身丫头），她懂得我家底细，不能瞒她。”

8月18日下午，张绪武到十里坊接我和“书童”姚俊德进城。我们经过西大街景福斋茶食店时，选购了火腿、白兰地酒等4样礼品，走亲戚似地穿过十字街，到了南城门外的濠阳小筑。这里庭院不大，却十分幽静雅致，葡萄架上果实累累，荷花缸里荷花正艳，几棵松柏挺立，令人顿感清凉。沿着走廊经过客厅，便进了书房。我们刚坐下，书童阿福送来了毛巾和茶水。阿福只十四五岁，长得很壮实，很灵活，口口声声称我“陈家少爷”。

在书房里休息了一会儿，我便在张绪武陪同下走进客厅。他的母亲坐在藤椅上向我微笑，我连忙鞠躬行礼，叫了声“姑妈。”她亲切地问了我年龄、家庭情况、何时参加革命等问题。接着，谈到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景，她对蒋介石消极抗战、坚持独裁表示极大不满，说蒋介石比孙传芳、吴佩孚还要专制。她说：“当有人传布谣言，污蔑共产党新四军时，我总是说，没有亲眼看到不能瞎说，如果共产党新四军像你们说的那样坏，它还能存在到今天吗？”她那热情豪爽的性格，对我党我军的鲜明观点，初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问我：“你在城里怕不怕？”我说：“不怕，参加革命就不能考虑个人的安危。”她说：“你放心，他们不会注意这个地方的。”她还告诉我，民国十七年，有一个共产党员在南通被捕，是经她营救才获释放的。

进城时，城工委为我特制了服装，可是住进张家，就显得很不相称。她意识到了，当着家里人的面，以责怪的口吻说：“克然实在太俭朴了，从来不讲究穿着。”然后对书童说：“阿福，你陪陈家少爷去买衣料，要好一点的。”阿福陪我到南城门外大亚绸布店买了衣料，她又叫阿宝陪我到环西路一家成衣铺去裁剪。那个裁缝认识阿宝，知道是张家的，格外殷勤，   第二天下午就缝制好了。

阿宝年仅十七八岁，做事干净利落，作风正派，忠实可靠，张绪武的母亲很喜欢她，有事都和她商量。我的身份阿宝是了解的，她遇事很机灵，善于应付。当账房李庆祥和来往亲友们问她：“家里来的什么人？”她总是神态自若地答：“是少太的侄儿，想来找事做的。”所以人们都尊敬地叫我 “陈家少爷”。阿宝是个得力助手，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在张家期间，张绪武的母亲对我像亲侄儿一样，与我谈家常，谈身世，谈她的经历。她原籍安徽，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嫁到张家以后，上上下下都称她“少太”。她耿直、正义，富有同情心，对仆人很和气，谁家里有困难，她都乐意相助。逢年过节，还把他们的亲属请来相叙，视同亲友，因此仆人们对她很好。而她的婆婆曾为此说她有失身份，背逆家规等等。

抗日战争初期，她深受进步青年沈絮的影响，赞成我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后来，沈絮去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她还经常怀念她。她曾支持一些女师学生奔向根据地，甚至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她的小女儿张聪武，就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随着我们相互间的进一步了解，她对我的掩护更周密了。当有客人来访时，她主动介绍：“这是我的侄儿，陈克然。”她知道我白天没有写报告的地方，就当着人说：“克然，你到我房里去，把我写的信重抄一遍，我写的字太大了。”这样，我就走进她的房间，关上房门，密写报告或书信。如果我外出工作，没有回来吃饭，或回来迟了，她都为我找借口，为我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直到1946年1月，城工委要培训地下党骨干，我必须参加，才向她告辞。

1946年3月，南通惨案发生后，地委指示：地下党领导机关设在城外，无法掌握南通城内复杂多变的情况，要我再次进城，仍然住到张家去。因此，我于4月初又一次住进濠阳小筑。那时，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张绪武因参加“三一八”斗争，面目较红，已被迫撤离南通，转移到了上海。在此情况下，陈石云女士不顾个人安危，一如既往，热情地让我住在她家里。她积极支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她对国民党制造的“南通惨案”，非常愤慨，对我说：“绪武虽然走了，你放心住下，不会出事的。”

有一次，邱云从解放区来，我要约邱云和穆国纯一起研究工作。我就告诉“姑妈”，要约两个女同志谈工作。她说：“早点来，在这里吃晚饭比较好。”下午5时许，她们先后来了，我们一起进晚餐。她当着家里人说：“这两位是非武（她的大女儿）的同学。克然，吃过饭，你陪她们到书房里去谈谈。”为我们研究工作，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

6月，她要去上海。动身前，向留在家里的人交代说：“我和阿宝要去上海，你们要照顾好陈家少爷，有事由他作主。”她到沪后，才发觉上海的房子已被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占用了，她只好住在旅馆里，而且一气之下生了病，开支也大了，就叫阿宝回通，向账房李庆祥拿钱。李庆祥说收不到房租，付不出钱。在此情况下，我立即写信告诉城工委，政治交通员很快送来法币200万元。我将此款交给阿宝，以应燃眉之急。后来，她写信给李庆祥的儿子李茂林，请他设法筹款，李茂林无法解决。我又写信给城工委，又带来法币300万元，以表党组织对她的关怀。不久她回来了，8月份她的两个女儿要从重庆回家，因此，我不能再住下去了，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想不到从此就没有再见到她。

1947年9月的一天，我随“公民普训”的队伍经过濠阳路，看到濠阳小筑门口挂着一对白灯笼。经了解，惊悉陈石云女士不幸病逝。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她的音容笑貌，她对我的工作精心掩护和积极支持，都历历在目。那时，只能以默默的回忆，寄托我的哀思。解放后，我才能到她的墓地凭吊。

她死得太早了，如果她能多活几年，看到南通解放，看到全国解放，看到祖国大地阳光灿烂，人民群众意气风发，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勤奋劳动，高歌猛进时，她老人家该多高兴啊！陈石云女士拥护共产党，支持革命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坎里。

安息吧，陈石云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