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中共华中局获得一个重要军事情报：日寇准备派遣3个特种师团，进犯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此，华中局提出了坚持原地斗争，保存有生力量的方针。一面精简机构，精减人员，将一部分体质较差的同志撤离根据地，去城市“打埋伏”；一面在根据地的城镇和交通沿线，建立党的乙种组织，以便配合我抗日部队打击敌人。中共苏中二地委根据决定，设置了秘密工作部，对外称内勤部，部长是杨天华。

1943年春，我从台北县小海区委调到地委秘工部，任台北县特派员，负责建立该县的乙种组织。乙种组织的任务是：把部分党员隐藏在群众之中，以一般群众的身份团结周围群众，响应党和民主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减租、减息，缴纳公粮，组织生产等工作，并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收集各方面反映，及时向领导报告。如果这些城镇和交通线被敌人侵占，就及时搜集情报，掌握敌人动态，团结和带领群众，采取各种形式与敌人展开斗争。

我根据地委秘工部的要求，在台北县所辖的城镇和交通沿线的党组织中，挑选了一些阶级觉悟较高，政治坚定，面目比较隐蔽的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乙种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小海、沈灶、西团等市镇及交通沿线，建立了10多个党支部和党小组。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又配备了区特派员。那时，我在边缘地区物色到一个可靠的群众，就住在他家里，依靠他的掩护。

党的乙种组织建立后，我们对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乙种组织的基本任务和党的气节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使党员对严峻的形势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能在任何情况下忠诚党的事业，积极工作，坚持斗争。

1943年4月，地委秘工部为了开辟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派我进兴化城，任兴化城工委书记。我在兴化城里3个月，由于立足点安排得不妥当，无法开展工作，不得不撤出。

1943年9月，我回到地委秘工部后，又被派到台北县，任乙种组织的副特派员，协助特派员黎叔岩开展工作。我主要负责东台城郊和角斜、李堡、唐洋、安丰、富安一线的组织工作。不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有了根本的转折，抗日战争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党中央提出加强敌占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迎接全面反攻，因此，根据地党的乙种组织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宣布撤销。

随着形势发展，苏中二地委和四地委合并，成立华中一地委，同时设地委城工部，部长是谢克东。1944年11月底，苏中区党委撤销苏中二地委，原苏中二地委所辖党组织随行政区划，分别划归苏中四地委、一地委。我调到城工部后，参加了城市工作训练班，学习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斗争策略，秘密工作的办法、技术等。1944年12月，我随谢克东部长前往南通城闸区，筹建中共南通城市工作委员会。从此，我开始了在南通的战斗生涯。

南通城市工作委员会建立

1944年12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指日可待了。根据党中央加强敌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要求，中共苏中四地委决定以南通县城闸区为基础，成立中共南通城市工作委员会，直属四地委城工部领导，对外仍沿用城闸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名义。积极发展地下军和加强武装工作队活动，一旦时机成熟，就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我新四军，收复被日寇侵占的南通城。

12月下旬，地委决定城工部部长谢克东，去南通城闸区筹建城工委，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前往。从东台三仓河到南通城闸区，有100多公里，我们沿着交通站的路线，由交通员    一站站护送。虽然日夜兼程，但每天最多只能走二三十公里，有时还得昼伏夜行。

马塘的北面，横着一条大河，沿河是竹篱笆构成的封锁线，那边就是敌人的据点和碉堡。这里是我们的必经之路，白天是无法通过的，只能在夜间行动。那天，下了一整天鹅毛大雪，天黑以后，雪停了，但仍刮着刺骨的西北风。我们在交通员带领下，要偷越这条封锁线。河对岸，敌人的碉堡群隐约可见，如果被敌人发现，步枪射击就可以构成火力网。走近竹篱笆，我们先拔掉几根竹子，通过后再把竹子插好，把脚印抹平。通过竹篱笆，就到了河边，交通员从群众家里背来一只澡盆，他先上盆，然后扶谢克东坐进盆里，把澡盆轻轻划到对岸。谢克东上岸后就伏在河边，交通员再划过来接我。就这样，我们依靠群众的帮助和交通员的勇敢机智，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又步行了10多里路，到了另一个交通站。送我们过河的交通员稍事休息后，乘着黑夜，又护送北去的同志了。交通员不怕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第二天午饭后，我们在交通员陪同下出发了，走了10多里路，突然发现离我们二三百米处，有身穿黄军装的日本鬼子。我停住脚步，轻轻地说：“前面有鬼子。”大家立即跳下岸沟，向后撤退，幸好没有被鬼子发现。退了一段路，便在群众家里休息，直到天黑，鬼子蜷缩进据点后，我们才继续前进。经过几天的日夜迂回，终于到达了城闸区。

谢克东在了解城闸区的全面情况后，于1945年1月上旬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了苏中四地委的决定，宣布建立中共南通城市工作委员会，程俊贤任城工委书记，胡林为副书记，李海珊为区长，邵野、孟桂林等为城工委委员。城工委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和开辟南通城、唐闸镇和天生港的地下党工作，建立地下军，加强武工队活动。城工委工作分两条线，一条是公开的，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名义公开动员，召开各种座谈会，举办小型训练班，做上层统战工作等，在活动中注意培训群众骨干，发展党员，有条件的相机转入秘密工作。另一条是秘密的，主要是敌占区的地下党工作。

南通城工委的建立，标志着南通沦陷区人民渴望的天亮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进城，准备武装起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南通城工委接到苏中四地委通知，准备解放南通城。城工委立即进行部署，决定派我进城，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我感到任务光荣，责任重大，内心无比激动。城工委一面为我进城选购衣料，赶制衣服，一面为我安排立足点。经与地下党磋商，决定让我住到张绪武的家里。张绪武是南通中学学生，张謇的嫡孙，他在几次学生运动中都很积极，曾多次到城闸区地下党的领导机关，接受党的教育，接受工作任务，是个可靠的积极分子、建党对象。因此，利用他家庭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和居住条件，作为我立足的地方，是比较恰当的。经陈安羽、姚干和张绪武协商，并征得他母亲同意，我作为她的内侄住进他家，名字改为“陈克然”。

8月18日午后，我换上进城的衣服，在政治交通员王生的陪同下，在唐闸附近的三牌楼摆渡过河，沿城闸公路向南，到了十里坊姚干家里。张绪武从城里匆匆赶来，初次相见似挚友重逢。城工委为了及时掌握我们的活动情况，决定姚干的弟弟姚俊德负责联络工作，因此，他作为我的“书童”与我同行。

下午3时许，我们各乘一辆人力车进城，到西城门口时，为防暴露，便下车步行。只见街道两旁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庆祝抗战胜利”，“庆祝南通光复”。所谓“南通光复”，只是所有伪军换了一套军装，都成了“国军”；很多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成了“接收大员”。这一切，对长期受敌伪统治的老百姓来说，好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凉了半截。因此，一路上听不到人们的欢声笑语，看不到一点欢乐景象。

我住进张家濠阳小筑的第二天，就与南通中学的地下党员邓勰、职工中的地下党员印瑞祥等取得了联系，分别传达了城工委关于武装起义的部署，向他们了解群众情绪和敌人动向，布置他们绘制地形图和收集情报等任务。根据地下党掌握的情况，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后，积极分子迫切希望新四军进城，当听到要解放南通城时，都欢欣鼓舞，情绪很高。一般市民对新四军打鬼子的印象很深，认为新四军进城受降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有一些正统观念较强的上层人士，希望蒋介石从峨眉山下来，接收南通城。不过，他们对汉奸成了“接收大员”，伪军成了“国军”的丑剧，都很不满。只有那些汉奸显得耀武扬威，在维持治安的幌子下，准备对付共产党和新四军。

进城的第四天，姚俊德带回城工委的信，说：孙励和杨福元两同志已进城，参加武装起义，要我尽快与他们接上关系。他们的立足点，是地下党通过喜一峰安排的。喜一峰是南通名中医喜仰之的儿子，孙励以学医的名义住在他家里，杨福元住在喜一峰的舅舅严毓清医师家里。严毓清是南通江北病院的内科主任，他思想进步，同情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喜一峰的革命活动。他还接受了苏中四专署的委任书，一旦南通解放，他就任江北病院院长。

我首先去接孙励的关系。那天，我到喜仰之诊所假装就医，走进诊所挂了号。不见孙励，只好静坐着候诊。轮到我就诊时，喜医师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食欲不振，睡眠不佳，头昏目眩。”他为我诊脉开处方。这时，孙励进来，我示意他外出，然后跟着他走出诊所，两人在马路上边走边谈。我要他尽快接上城西地区地下党员的关系，将城西的地形，敌人的工事碉堡、武器装备、兵力分布查清楚。同时，广泛动员积极可靠的群众参加地下军，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并由他担任武装起义的西路指挥。

接着，去环城东路严毓清医师家。一进门，就碰上严医师，他知道我是杨福元的朋友，打了声招呼就坐着包车出门了。我即与杨福元商量起义的准备工作，要他接上城东地区地下党员的关系，并宣布他为武装起义的东路指挥。

我通过地下党员丛昌源，与他父亲丛敏之取得了联系。丛敏之是我党的统战对象，当时，在敌伪修械所任所长，我们想通过他搞一批枪支弹药，以适应武装起义的需要。后经他多方努力，共搞到了200多颗手榴弹，几十支长枪和两支短枪，还替我们买了不少子弹。这些枪支弹药都隐藏在敌人的修械所里。

同时，我亲自接上了几个党员关系，有穆烜、周国辊、王彪等。穆烜和王彪为了工作需要，从城外住到了城里，团结、联系知识界、文化界的积极分子，准备参加武装起义。邱云联系女教师、女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并向她们布置工作，还通过王彬在江北病院组织了两个救护小组，在基督医院也联系了几个护士，积极搜集抢救器材和药品。后来，城工委又转来一个地下党员，是大生副厂实业警察队的排长，由杨福元负责联系，要他做好工作，争取把他那个排拉出来，成为城南地区起义的骨干力量。

几天后，我们又接到上级通知，为了充实力量，准备调二三百名我军战士进城，要我们给找几处隐蔽的住地。我与张绪武的母亲商量，她提供了几个地方，一个是空关着的启秀楼，一个是马家巷内的一所空关房，还有龙兴客栈也可以使用。估计二三百个战士潜入南通城，隐蔽的问题不大。上述地点我一个个察看后，立即写信向城工委汇报，城里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正在调动，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加紧进行。

不久，城工委通知我回机关，程俊贤和林克向我传达了上级决定。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发动反革命内战，为应付日益严重的内战危机，南通城暂时不解放，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转为地下党的经常工作。因此，孙励、杨福元和姚俊德撤离南通城，我留在城里负责地下党工作。我回城后，立即传达了城工委的决定，要求党员和积极分子认清形势，准备迎接更严峻的斗争。隐蔽在敌人修械所的武器弹药由姚俊德和地下党员印瑞祥分批运出，交给了城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