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顾尔镡1982年8月24日在南通秘密工作史料征集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经曹从坡修订。）

我（即顾尔镡）是1942年开始参加活动的，而南通地下党领导的文艺活动也是那时开始的。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党的具体领导情况，我不具体了解（曹从坡：利用合法条件，开展合法的文艺活动，是地下党负责人马世和同志倡议并具体指导的。事实证明，这是南通革命力量积聚起来的一个正确决策）。我谈谈亲身经历的、直感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因为逼我交代，说我是“日本特务”，促使我回忆起这些事情。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南通的情况我（顾尔镡）一点不了解。回来的时候感情很别扭。以前我在上海，躲在租界里，看不到日本人，不做“顺民”，心里是踏实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靠我父亲、哥哥（顾而已）从重庆寄钱到上海生活的路堵断了，汇款不通，经济来路中断，逼得只好回南通。1942年1月份我回到南通，开始不大愿意接触人，包括小时候的同学，总感到他们是上的伪中学，不愿接触。到了夏秋之间，有一天，与顾永慧、顾永惞（她们常到解放区去）谈起想到解放区去的事，当时永慧表示不一定要走，城里一样有事可干，建议我到日伪合作社青年队新建立的话剧组去活动。那时，日本控制的合作社青年队正在招收话剧组成员。我对它的情况不大清楚，后来进去之后就晓得了。最初是京剧组。参加的大多是伪方人员、纨绔子弟，他们搞青年队的目的，无非是想拉住一部分城里的青年，麻痹一些城里的青年，当他们发现单靠京剧组起不了这个作用，比较正派的青年、单纯的学生或者教师不上门时，决定再成立一个话剧组，在这种情况下，顾永慧找她的哥哥顾永悌（当时在日伪合作社做职员），由他介绍我加入青年队话剧组。他吹嘘，说我的哥哥顾而已，是南通话剧活动的什么什么啰。这个时候，日本人派了个名叫陈联禧的台湾人，他是日本翻译，直接来控制青年队。后来，才知道他是双重领导，一受日本特务机关野岛领导，一受合作社的田畑领导，但主要身份还是合作社人员，野岛有时候也来过问过问。陈对我觉得奇货可居，非常欢迎。从1942年的10月份就开始筹组话剧团。正好夏理亚那时候先在京剧团，我和夏理亚从小同学，这样一下子就结合在一起了。这时开始认识从坡同志，第一次见面在长桥转弯处的卫生粥店。后来才知道地下党的负责人马世和同志要他和夏理亚同志利用可以利用的合法组织、合法活动团结青年。她主张利用话剧活动和文艺刊物活动。她说话剧是进步的组织形式，应该好好运用。所以她指导比较具体。我去，其实也是她的发动。那时参加话剧组的还有习博之，是农科大学毕业的，有女师的王灿、王碧、王友鑫等，还有其他的学生。开了个成立会，有20人左右，选举一个主任委员。那时选上的有3人，我、喜桓（夏理亚）、习博之，记得没有经过详细的讨论，夏理亚第一个提出来选举我，就很默契地通过了。这个事事先我们两个推过，他说他的条件没有我好，因为他身份暴露过，说我刚从上海回来，人家还不熟悉我，但从家庭名望、社会关系、社会影响，他都不如我。这样，他一提，其他的人盲从的很多，结果得了全票，陈联禧讲“我也投一票”，这样就确定下来了。实际上我很幼稚，才17岁，也不懂什么。话剧团叫什么名称，我们有议论。大家的意见反正不能打青年队的旗号，后来就叫青年艺术剧团。接着就开始了活动，进展较快，10月份成立，11月份就演出，演的剧本是田汉的《名优之死》等。这次演出比较成功，不知道敌人那里反映如何，从陈联禧的表情来看，他很高兴，新新大戏院满座，连满3场，表示自己有了成绩。现在清华大学的林克那次写剧评就是写的《名优之死》（曹从坡：那时我也写了一个剧评，但弄不清另一篇署名吉衣的是哪个）。后来才知袁溥（即林克）的笔名叫吉衣，在《江北日报》上登出来的。一次偶然的时机，我们青年队在活动，林克有个叫陈荫根的同学带他来玩，我们才认识了吉衣。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头二十岁，相互的吸引力很大，很快就熟识了。从那时以后，王一林问我是哪条线上的，我说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是马世和那一条线上的，因为这是从顾永慧、曹从坡那头来说的。后来，林克也插了一手。

剧团活动可以分几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维持会阶段，从1942年秋天到1943年夏天。1943春天，青年队就不行了，伪清乡公署一来，它就从停止活动到解散了。但我们一直利用这个名义延续到夏天，并且后来完全掌握了剧团，因为那时徐冬昌、陶应衍等从上海大学里放暑假回来，加上陈昌谦、顾迅逸也因为我们的关系参加了活动，章品镇、余辰、严格也参加了，钱健吾也被曹从坡约进来了。这时林克也经常来往了。这一阶段，不到半年时间，演了大小十几个戏，从《名优之死》开始，到《雷雨》结束。从敌人方面来说，因为它主动办的青年队，是它吸收的人，警惕小。我们则幼稚，年龄小，无所顾忌，演什么剧目，它要我们演这个，我们要演那个，往往要争。那时，碰到两件事：一件是碰到一个特务黄则之，他是专门监视顾永慧的。1938年，我们同钱静人等同志在何克谦常备团的时候，顾永慧在，我也在，还有兰琼（吴禾生）等人，黄则之是常备团的军医，他了解我和顾永慧的关系，也了解我在常备团呆过，所以他在宪兵队告了密（曹从坡：那时我们三个人在夏理亚家里商量如何对付，最后决定利用他们的一些矛盾，把黄则之的阴谋提到陈联禧面前去）。陈联禧这个人，年纪不大，有他很坏的一面，但也有对我们有利的一面：一个是他要邀功，在我们身上又没有发现什么，另一个他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表示他领导下的团体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因此，他坚决抵制了黄则之的告密，他在日本人面前拍了胸。另一件事，有一次突然要我们演一个《江舟泣血记》，就是后来政工团演的《怒吼吧！中国》，同题材的戏。这个戏写的是万县惨案，反映的是英国人残杀中国渔民的事情。孤立地看，它是伸张我们民族气节的，但是摆在当时日本人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角度看，它是想模糊中国人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麻痹一些青年，所以叫我们演这个戏。当时，我们感到不演不好，演又不好，怎么办？就采取拖延的办法，排的时候缺这缺那的，不是这个演员生病，就是那个演员不得来，后来就拖掉了。这个戏后来清乡政工团演了几场。

顺便讲一下《江北日报》副刊的情况。《江北日报》总编辑席时贤，他自称叫席涤尘。从坡就有意地去跟他接近。《副刊》的第一个主编是钱素凡，第二个主编就是曹从坡。这也像剧团一样，是延续下来的，一直到1945年，钱素凡、曹从坡、章品镇、顾迅逸都搞过，后来我也搞过一阵子。当时吸收了一些学生参加写稿，主要有穆烜、范恒（王子昌）、徐虎。此外，邱丰、余辰刻了不少木刻，徐惊百同志带病写作。副刊里头有一种叫《诗歌线》。利用副刊《诗歌线》这条线，又通过通中的钱健吾、穆烜等联系了一批学生，后来其中又有一批人合流参加了话剧活动。马世和领导的卫域同志正在开展小学教师工作，还在1944年春天，组织教师办了几期《儿童》副刊。

1943年反“清乡”开始，曹从坡在参与编文艺副刊的同时，做了《北极》半月刊的编辑。秋后，又利用《北极》半月刊副刊的名义，同林克办了《纯文艺》。

剧社所经历的第二阶段是反“清乡”时期，其实前面说的1943年春天以来，敌人就开始“清乡”了。伪清乡公署一来就撤销维持会系统的伪县政府，以枪毙两个民愤比较大的侦缉队长许俊和王敬益来欺骗群众，伪装一套改革的姿态。日本方面解散了他们直接出面控制的合作社青年队，伪清乡公署成立了政工团宣传队，可我们还是以青年队的名义演了几场小戏、一台大戏。演小戏时，顾迅逸、陶应衍、陈秉谦（昌谦）等人都参加了。1943年春天，有人从青年队转到宣传队去，后来甚至于对我们的话剧活动捣蛋了。当时陈荫根是青年队的副队长，他后来进了朱公馆（伪特机关），他也想拉一些人到朱公馆去，政工团宣传队也想拉人，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以到上海求学为名，暂时离开了南通。

到寒假时，曹从坡打入的《北极》半月刊有了活动场所，开始了北极社的活动阶段。当时，孙永刚希望搞些文化活动，他有个秘书叫黄仲辉，表面上北极社由他掌握，实际上活动是掌握在从坡手里。编《北极》的是从坡，1944年8月从坡撤退后，给了顾迅逸。林克曾参与领导了文艺活动，《纯文艺》就是林克主持的。北极社这个阵地拿下来以后，我们又利用北极社的名义搞了个轰动一时的《大马戏团》的演出。从坡主张，利用寒假时间，较多地发动学生参加这个活动。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利用了敌人的组织，实际上是逐步掌握了它的活动主导权，那么，到了“北极社”阶段，我们就更有意识地开展一些活动，逐渐地扩大队伍，比较多地吸收一些通中、女师、县中的学生参加活动，例如吸收任若云等人。排戏也有意识地拉到县中。县中校长陈其言，这个人同曹从坡、陈秉谦交上朋友，糊里糊涂的。但这个活动本身也引起了一些纠纷。在北极社本身，黄仲辉是为了权，大权不能旁落。在伪政工团宣传队，某些人自己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对于我们演出这样一个大戏，他们搞了些破坏活动，一种情况出于妒嫉，另一种情况也有小特务活动。开始时想把我们的人拆散，到排练成熟时，他们又霸占舞台，寻衅闹事，把我们张贴的海报撕掉了。又向孙永刚告状，孙永刚把曹从坡喊去，几乎禁演。经过曹的解释，反使孙永刚命令伪宣传队的人维持剧场秩序。曹从坡又做伪教育局长言行一和陈其言的工作，疏通了孙永刚，延长了公演时间。那时有《江北日报》副刊、《北极》、《纯文艺》和剧团等，社会文化活动的阵地相对地来说，基本上是党控制了。1944年七八月间，情况有了变化，地下党人马世和遇险突围出城，曹从坡撤了。1945年1月，林克也撤了。孙永刚也注意到我们这伙人关系比较接近，但因为曹是孙永刚秘书室里的，孙怕认真追究反而影响自己。在此情况下稍微缓和了一下，甚至扬言“从坡在杭州养病，我要寄钱去”。杂志也没有停刊。而且从坡在撤退前向孙永刚活动，使钱素凡、顾迅逸接编《北极》，保留了活动阵地。林克是孙永刚过去的学生，曹从坡是以孙永刚“秘书”的身份出面活动的，他们具有一些有利的活动条件。后来一段时间，我离开了一下南通，由陈秉谦通过上海地下党的介绍，到上海地下党所控制的一个话剧团，这个剧团的领导人是王元化。这时已到了1944年底。

第三个阶段是从抗战胜利到南通惨案发生。

抗战胜利，钱健吾、陶应衍来告诉我（顾尔镡）说：“你还在那里糊涂着嘞，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搞个什么活动吧！”想借这个活动，重新聚集过去撤下来的队伍。于是，就打算搞个抗日战争胜利庆祝大会。这时候，三青团来了，地下的三青团冒出来了，有一个叫邵更世，还有一个姓严的，这两个都是三青团的什么组长，他们要搞，我们先发起，他们要把领导权拉过去。所以，第一阶段是跟敌寇的合作社和汉奸维持会作斗争，第二阶段是跟清乡政工团作斗争，第三阶段是跟三青团作斗争。我们怎么办？就利用一些社会关系，南通商会会长李艺农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李振鸿，一个叫李振鹃，动员她们也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得到李艺农的支持，他说：“他们搞肝肠（官场），我们搞肚肠。”就以李艺农为首发起组织了一个后援会，工商界的名流支持我们，加之那时国民党的实力还不强，徐谟嘉（国民党专员）还只是块空牌子，还不像汉奸张北生、张德龙，他们的力量还来不及进城。李大我、张为群还摸不清南通的底细，仅仅有一段仓促的时间。后来，伪军陈传九缴了刘化龙的械，徐谟嘉才有了一些实力。在那个时候，说工商界支持我们，他也无可奈何。那时，从坡已经到了郊区，完全靠健吾来联系大家，就搞了这样一个庆祝胜利大会。这个活动是有争议的，成绩是有的，但也有缺点。缺点现在怎么估价也很难说。那时，健吾对我说：“城闸区委有一个同志讲，这个活动对敌人有利。”那时具有正统思想的人多，活动中有个歌，是顾迅逸的词，陶应衍作的曲，名叫《我们讴歌胜利的九月》，歌词中有“祖国，你的国旗到处都在胜利的飘扬”，从哪里到哪里，哪里到哪里。他们那一边讲是共产党的旗，我们家里的人讲这个国旗，是国民党的旗，有些争议。但总的是好的，如上演了话剧《风波亭》，很多小学、中学都有节目参加，是整个县的活动，有工商界的支持，所以等于是全城各界的活动。通过这个活动，我们的人又重新积聚起来，下一步我们就准备恢复“青艺”。邵更世是参加庆祝胜利演出的，《风波亭》中我演的岳飞，他演的岳云，邵更世、李大我是三青团的人。这时有个黄真良是张为群的人，他要挤进来。他们有些矛盾。我们考虑两者选择的话，黄真良只要虚名，邵更世比他厉害，因此，我们就支持黄真良，排挤三青团，排挤邵更世。但是，黄真良不同意我们沿用“青年剧艺团”的名称，说这是敌伪时期的。我们经过斗争作了一些妥协，就将“团”改为“社”，全称“青年剧艺社”。三青团说：你们既叫青年剧艺社，应归三青团领导。为此谈判过几次。我们这里派年龄较大的顾迅逸、陶应衍去谈判。谈判结果，我们胜利了，保持了独立（根据蒋介石“四项诺言”力争的）。

钱健吾又找我谈：现在要在城里办报纸，无论如何要把钱素凡拉过来。钱素凡在前一个阶段跟我们若即若离，当时说是要准备跟国民党作合法的议会斗争。在敌伪时期，我们演出也好，写文章也好，都是用的化名、笔名，现在开展民主运动，一律要把旗号打出来，用真名字，因此，后来在《东南日报》（伪《江北日报》被接收后，改为《东南日报》）发表文章都是用的真名字，要造就一些社会影响的人出来。有个传说，日本宪兵队还是什么组织，移交国民党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有我们这些人的名字，而且说我们如何利用了“青艺”和《北极》半月刊，什么是核心组织，什么是外围组织，写得很详细。这时，新来的一个姓张的社长就很客气地对我们说：“我们有为难之处，请你们退出吧！”但很快孙平天等人又进去了。所以事实上没有断过。而且那时报纸共有5种，5种报的文艺副刊都被我们的人掌握了。

除去演出活动外，搞文艺晚会（其实是时事讨论和进步的歌咏活动），吸收了昆明等地方的一些经验。当时钱健吾、范恒写了不少歌词，多是陶应衍谱曲的。“三一八”游行时的《坚决等待》一歌，鼓励群众队伍坚持下去，词是健吾写的，曲是陶应衍谱的。并且，当时范恒已进入到民教馆，我们又有了新的阵地。民教馆长是田康，范恒担任宣传股长。并且在《东南日报》争取辟了个“民铎”栏。《东南日报》的孙平天去城闸区，到曹从坡那里去了一次。另外从坡做陈炎的工作，约他下过乡。陈炎就是丁芒，丁芒本来是应衍的化名，他接过去了。也注意到戴西青，他在《苏报》（南通版），从坡也叫他下过乡。郑英年也自动去访问过。顾迅逸、钱素凡同从坡是书信往来。以上4个人都是南通惨案中牺牲的。顾迅逸是剧团、文协的组织者，也是“三一八”请愿的公开的群众领袖。被我们的活动吸引过来的有孙日新、罗镇和，这两个人也是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那时，对罗比较放心，对孙日新我们不太放心，因为他是公安局长的小舅子，但孙日新本人是店员，我们对他做了很多工作，记得有一次在顾迅逸家里谈到深夜，他痛哭流涕。这样，我们就形成了比原来敌伪时期更大的网络。因为文艺晚会不仅有文艺青年参加，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店员、医护人员参加，而且跟学校支部工作结合起来。第一次文艺晚会是在古城隍庙开的。我们演出了《梁上君子》、《夜店》两个戏。那时，我们不晓得横的里头有什么关系，只知道有个南通剧艺研究社，他们演出《三千金》，无形中有争夺人的竞赛。还有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王敏之晓得的，张绪武他们搞的叫“诚干”，我们不了解，只知“诚干”里头有个“二吾”照相馆的小老板叫罗吉淦，他的姐夫是国民党四十九军文工团的演出队队长。到了排《日出》的时候，突然有个通知，说三人执行小组什么时候要到南通来了，是钱健吾通知的。（王一林：当时你不知道他是党员吗？）知道。很奇怪，一些同志秘密工作的原则，没有违反，虽知道，但彼此心照不宣。就连林克、王承志、李鹤皋他们这条线的人，我们心里也有数，他们嘴里没有讲，但我们感觉得到。比如健吾到城闸区，去从坡那里，这个人两天不见，三天不见，你就晓得了。他回来叫我们赶快组织合法团体，建立“文协”，要把当时所谓的社会名流都排进去，要有几个合法团体。这个事情也不要开会研究，只要几句话就能达到，因为积蓄了4年时间的联系和感情。我们是1月份演出的《梁上君子》，2月份演出《夜店》。演出《梁上君子》时，夏理亚参加排戏的，但要演出时，他走了，不得不临时叫丁芒代替。那时很奇怪，谁走了，到哪里去，大家都不问，走了就走了。成立了“文协”，钱素凡他们都进来了。到了第三次文艺晚会，这个中途，我离开了一下。那几天中，三人执行小组到南通，文协出面发动了游行请愿。过了几天，健吾派人赶来告诉我，叫我不要回南通了，说顾迅逸他们失踪了。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南通惨案发生，敌人秘密捕杀了文协的8个人。我在上海接到从坡的条子，是范恒带来的。条子上写了“迅逸丧事，务必隆重，可找丙且（即上海党文委领导的陈昌谦）”，这么几个字。范恒传达了南通城工委要我们在上海揭露控诉的指示。那时候，好多人陆陆续续地逃到上海来了。范恒是派来的。他们没有地方去，在上海地下党的支援下，一部分人住到大陆银行去了，范恒等住到了我那里。在赵丹、而已的协助下，我们大家分头活动，马上各大报纸，包括进步刊物，都报道了这个消息。我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和民主人士招待会。有的在上海地下党支持下，有的在陈昌谦他们支持下搞起来的。上海地下党还有两个南通人，一个纪康，一个梁延锦，他们又利用南通同乡会，叫南通同乡签名抗议，还开了会，为了更有说服力，张绪武去参加的。民主人士招待会是我去参加的。在民主人士招待会上，马叙伦大发牛脾气，他说：“一定要登《大公报》，蒋介石只看《大公报》，这个事情一定要让蒋介石知道。”那时，我们对南通的消息也不准，当我们分访民主人士时，有几个民主人士提出质疑，明显的一个是黄炎培，一个是胡风，他们提出的质疑我们答不出来（因为最早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消息，不大准确，以为陶应衍也失踪了）。我们在上海几乎走访了所有能够接触到的民主人士，有马叙伦、章伯钧、章乃器、王绍鳌、周建人、许广平等等，就宋庆龄没有去找。在上海我们宣传得比较厉害，国民党伪造民意，说没有这回事，终于无法掩盖。上次我跟从坡同志讲的，黄弓在城里，我本来想去看看他的，目的是想在剧本或小说里写反“清乡”斗争时城里这个阶段，想恳谈一下，从他们的角度，到底怎么看？还有从敌人的档案中，甚至在活着的人中（像陈联禧）了解情况。

从上面这个经过的回顾，说明了通城地下党是贯彻了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十六个字的秘密工作原则的。我们通过合法的文艺活动，积蓄了4年的时间，到了“三一八”当天具体的群众游行请愿，我因事在上海，没有参加，但从我了解的前后一些过程来看，为什么它能公开组织起那么大的队伍，行动又那么坚决，文艺界、教师、学生、店员、医院职工，各方面的力量配合默契，这体现了过去4年中那16字原则的正确，表现了4年的公开合法条件的活动和秘密活动的结合。（从坡：当时在青年、学生中选择的种子，素质是相当好的，马世和同志参与选择，甚至个别亲自联系。同样的，当时的文艺骨干演出、写作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如果低，演戏怎么连日满座？办刊物怎样联系作者？进步青年的队伍怎样在活动中扩大？水平低就吸引不住人了！）“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如陈炎（丁芒），主要就因为参加“青艺”，夏理亚走了，把他拉进去临时演了一次戏，受到双开除，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当然他现在解决了。丁芒的结论是总政作的，结论上说他参加了“青艺剧社”，开始接受了地下党的影响，以后在曹从坡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严格也因为参加“青艺”等活动，被人陷害过。“文化大革命”中，有关我的材料，后来全部退给我，原来给我作的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现在取消了，材料退给我了，结论是什么，我不清楚，总之不算问题了。

关于这个组织什么时候同我们党有了联系，在党的影响下开展活动的问题，我记得是这样的：那时，钱健吾在公中办了个油印刊物《属于》，同从坡有了联系，他也是曹从坡这条线上的。林克的主要任务起初不是这个，但后来他作了南通三支地下党中一个系统的负责人，和从坡经常在一起，并且参加了对文艺活动的领导。（曹从坡：他和我们的交往是1943年春天起，为了反“清乡”斗争，他和我们联系起来。发动学生捣毁全城鸦片烟铺，他在我家一起商量决定的。我们演戏，他写了些文章，我们排戏，他也来了，就是这样，逐渐成了好朋友。到1943年冬天演《大马戏团》的时候，他也参加演了。第二天，孙永刚想禁演，他对我说：“天晓得，袁溥还能演戏么！”孙永刚对林克也不完全放心，像对我一样。）我到合作社青年队去。一去，很快就接触了曹从坡。当时，顾永慧说：“你们在一起吧！我现在不管这个事儿了。”她那个阶段比较苦闷，一直到后来她要走，要我通过迅逸下乡的机会，找到尔钥，尔钥说她不是我这条线的，没得办法。后来通过什么线走的，我不晓得，最后，她把弟弟妹妹都带走了。

（顾乐鸣根据录音整理，原载中共南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于1986年12月16日编印的《党史资料》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