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和同志，一个女青年，一个共产党员，在进入南通城任城区特派员的第三年，敌人的“清乡”开始，此后她在更复杂、更艰险的环境中做工作。这复杂和艰险，一是由于敌情的严重，二是她自己勇于冒险犯难，主动承担艰难的任务。

反“清乡”准备时，也就是1942年冬天，世和同志从根据地回来，她带回来《 文献》，组织我们学习，约期作了讨论。带回来谭震林同志作的形势报告，让我们学习宣传。此外还带了一些文艺书，笑着读着内容，把书交给了我们。重要的是，她传达了地委关于敌人即将“清乡”的形势估计和敌区斗争的部署。她要求我们作好面临更复杂的地下斗争的思想准备，同时又要主动出击，寻找机会，及时打入敌人内部，为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为夺取反“清乡”斗争胜利而斗争。同时，要求我们还要利用新的合法条件开展活动，加强群众工作。

我们都有考虑怎样“打入”。首先她打入到汪伪的苏北特工实验区站。她在根据地开辟前后，就是很重要的活动分子，比较知名。1941年冬入城以后，敌人就逐渐得到情报，在打听她，寻找她，甚至在她刚到江北病院做护士班教师，就有办公室的日本人核出了“马世和”这个名字，在打听了。反“清乡”之前，地委还曾打算安排她撤退，然而她去了地委，带回了继续留在“地下”的决定。告诉我们时，是愉快地笑着说的，我们也高兴地笑了。虽然，我们常常耽心她的安危，但我们的耽心同她的平静成了对比。现在，“清乡”开始，公共场所出现了带着墨镜、穿着西装的特务，更添了杀气。街头挂着“自首运动”的巨幅，城门洞里早就贴了“清乡”宣传队即将到南通的标语。而在这时，世和不是隐蔽起来，而是为了获取情报，打入特工机关了。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在特工机关，活动是很困难的，难以取得权力，难以参与机要，却更容易受到注意和侦伺。但是她终于猎取到种种情报，最后又以击败敌人的追捕而赢得斗争最终胜利。她所建立的地下党组织发展着、斗争着，一直到城市解放，虽然这座城市解放时，她的坟墓上的青草，已经反复绿过两次了！

反“清乡”时的城市秘密工作，位置如何？作用如何？马世和同志在此之前与我谈过。

当时，敌人最害怕的，是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敌人最主要的目标是要摧毁“清乡区”的民主政权。所以应该说，最艰苦的斗争是在根据地，反“清乡”中的一个个斗争的胜利，所产生的影响，使城市秘密工作得到了特别有利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条件，以及根据地党对城市秘密党的领导，我们将一无所成。这是世和同志的看法。

在那时候，马世和同志入城不到两年。我们，作为南通城秘密工作的战友，人是少的，主观力量是单薄的。而且，世和入城时才19岁，虽然她入党很早，经过战争的锻炼，新四军在黄桥决战后来通，她做了最早的区委书记之一，后来又做了县委组织部长，在地委、县委领导下发动、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农民运动，但是在地下斗争环境里，“清乡”开始，她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生疏的战斗了！

现在回想起来，反“清乡”开始那年，我们都才21岁，卫域也大不了几岁，有的同志比我们还小。无论是年龄，无论是身份，要说打入敌伪机关，尤其是世和同志打入伪特工实验区站，本来是无“尺寸之地”可以待的。以后能得到的地位和条件，取得情报的艰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当时世和的处境，或者也可以说，这就是最后她遇到极大的艰险的缘故。康生陷害一个地下党的女同志时，竟然说，  这样漂亮，不会是特务么。后来听卫域说，当年参加审查她并及世和的几个年轻的同志，从材料引起感动，以至于热忱地尊重世和了。我认为，这正是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卫域是长期掩护世和的，她们朝夕相处，世和突围出城后，卫域接任地下党领导。卫域掩护世和时，还注意教她学一点闺秀的风范，去掉战地生活养成的豪放。有一次，为了她的病，卫域制止她多吃酒酿，她像孩子一样，抢着再吃一口，卫域笑着打她。

反“清乡”开始前，世和同志在日寇掌握的江北病院护士训练班以语文教师的身份作掩护，这同她在反“清乡”后期，被敌人围困时，得到护士提供情报并冒险参加营救，极有关系，亦见她团结群众的气质和力量。  为了准备反“清乡”，她原来领导的唐闸女工支部和其他一些同志划归别的地下党系统联系。按照党的任务，她打入了伪特工实验区站，而卫域是准备反“清乡”而出入于伪警察局，打入伪清乡政工团秘书室。此外，在汉奸张北生的左右，她也有了通声气的知情者。世和打入的那个阴森森的地方，人称朱公馆，我去过。这第一道门要签单子，经过花园到第二道门又再签单子，后进了门  ，有标语贴着。再进会客室，里面坐着一个特务，目光阴沉沉的。这个部分，是汉奸特务李士群的爪牙，其中麋聚着国民党的军官、中统人员，还有共产党的叛徒。

世和去了朱公馆后，特务姚某去日本，说是带她同去。这是试探还是偶然，不知道。不过忽然要她审讯我方被捕人员，虽然正是她营救的对象，但她在事后还泰然应付了敌人，没有使敌人继续怀疑。 她甚至麻痹了一个特务骨干，从这人口里得到情报，说他们知道了世和家的院子里住着一个新四军的负责人，这使世和得以安排了对地下党的安全措施。我记得，她搞到潜伏在根据地的特务名单，从而保卫了我军行动的机密，陶勇同志有表扬传达过来的。多年以后，也就是陶司令遇难前几年，说起她，说世和不同于集群的队伍作战，“而一个人在那样的环境里作战，要看对党忠不忠了！”敌人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力图装成全由汪伪当权的假象，也允许学生们出来参加点文艺活动，世和就要我们好好运用话剧、写作这些合法形式，扩大了同学生的联系。又叫人在教师里建了党。那一场发动3个中学学生打全城大烟铺的斗争，说明了世和作为党员的魄力。那样规模的激烈的斗争，决策不慎，后患就不小，而且我们对此是没有经验的。但是，世和认为，争夺鸦片毒品的收入，正是敌伪内部激烈斗争而达到公开化的时候，在上海已有人公开鼓吹“三禁”。这口号是冠冕堂皇的。这就是在全局上，是合法的。而在南通，敌伪为了“清乡”的秩序，害怕当地学生也闹起来。但他们毕竟不能公然镇压。加上一些落后的学生也跃跃欲试，行动的人越多，敌人越难对付，他们不敢落个保护烟毒的丑名。而这个斗争却是对敌人的大揭露，对群众斗争勇气的大锻炼，对“清乡”敌人的虚弱的大暴露。所以决定发动这个斗争，另一支地下党的负责人林克，也在我家里商量过。别的系统不约而同地工作起来。斗争以后，世和特别强调取得组织上的成果，她要我们（包括顾迅逸、钱健吾）通过话剧演出和刊物《纯文艺》巩固与三个中学中活动分子的联系。她自己还要确定一个女学生作为联系的“点”，这是任若云，才17岁，世和还介绍她入了党。她在21岁时壮烈牺牲了。世和实事求是，因此而有气魄，不“左”。她对那次斗争中的一个女学生，作了思想上的估计，安排了专门的工作，这个女孩子终于参加了革命。

在那些日子里，世和因肺病卧床，却又布置了一次集中的情报活动。当时我也不知道，病中的她，在执行任务时候，夜色降临，却还没有吃上午饭呢！马老先生在失业中奔波，弟弟马骏和妹妹、母亲又常不在家，而这个女革命者，是在这样斗争着。到了病好些起来，又见她在刺绣，学会装收音机，以便于收听战事新闻。

世和是极为眷念根据地的斗争生活的，她时或谈起战斗的回忆、根据地的消息，直到离开南通两年多以后，她在上海治病时（在做地下工作时肺烂成空洞了），在去世前的几天中，时而一个人会说“回去吧！回去吧！”她在去医院的车上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