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1943年4月至1944年10月的我苏中四分区军民的反“清乡”斗争，是一场极其艰苦卓绝、英勇悲壮的斗争。当年苏中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同志曾评价说：“‘黄桥决战’和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苏中的两件大事。”秘密战线的斗争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我方及时提供了许多日伪内部的重要情报，为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们几个（我、林克、王承志）在四地委城工部长谢克东同志的领导下，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场斗争。在陈丕显同志的回忆录《苏中解放区十年》中曾专门记述了我们几个人在这场斗争的片断：“城市地下工作者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秘密打入日伪、敌特重要机关，剌探情报，掌握敌人的一举一动。我记得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时，南通市我地下工作者林克、李鹤皋、王承志同志，利用伪政工团长孙永刚在中学时的师生关系，打入伪苏北‘清乡’地区政治工作团从事秘密工作，搜集到日伪对我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许多重要情报，及时送到根据地，为我反‘清乡’斗争及时提供了敌人的动向。一次，我海启县委组织部长腿部受伤被俘，他事先把随身携带的文件袋丢藏在河边芦苇荡里。这位组织部长经组织营救保释出狱，但不幸那文件袋被随日寇下乡的伪政工团搜去，放在办公桌上准备上缴邀功。当时日伪政、宪、特等组织系统往往各自为政，相互封锁，我秘密工作人员李鹤皋同志，及时地把文件袋中一些重要秘密文件和有我党组织若干党员名单的笔记本抽出，转送地下党组织，避免了一次意外损失。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我秘密工作人员的机智、勇敢精神。他们不愧是无名英雄，人们将永远纪念他们！”现以陈丕显同志的上列记述为线索，回顾我们当年的亲身经历，写成此文，以纪念这场伟大的斗争。

一

1942年下半年，日伪在苏南“清乡”得手之后，随即策划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清乡”阴谋，其矛头首先指向我苏中前哨阵地的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四县），将其列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地区”。日寇派遣它的第61师团长小林信男为苏北“清乡”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调集日伪军1.5万人，其兵力部署的密集程度在华中敌后战场是罕见的；汪伪中央政府特任原在苏南主持“清乡”立了大功的大奸汉张北生为苏北“清乡”主任，其班底大多是跟他在苏南“清乡”的有功人员；日伪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下，除了调集和培训大批特工人员外，张北生还委派他亲信的妻弟、并受到日酋小林赏识的孙永刚筹建“苏北清乡公署政治工作团”，委派孙打前站到南通城里来招收伪“清乡”工作人员，等等。这一切表明：日伪已在磨刀霍霍地准备对我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更为疯狂的“清乡”。

正当日伪策划和准备到苏北来“清乡”之时，我苏中四分区党委（简称“四地委”）通过情报渠道，得悉敌人将要到南通地区来“清乡”的消息，于1942年秋冬就及早地着手反“清乡”的准备工作：制定了正确的反“清乡”方针，即坚持原地斗争，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结合进行隐蔽斗争。为了在日伪占领的城市里开展反“清乡”的隐蔽斗争，以配合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需要，四地委决定，从根据地内身份没有公开的或面目不太红的党员中，选派一些可靠、较有独立作战能力、并有可用的社会关系或公开职业作掩护的同志，到日伪据点里去，从事各种反日伪“清乡”的秘密工作。这些同志统一由地委委员谢克东同志单线领导（1943年初四地委建立了秘密工作部，年底与敌伪军工作部合并为城市工作部，均由谢担任部长）。根据四地委的这个决定，在受派人员中有林克、王承志和我，组成了一条秘密工作线（后来又发展了宋敬之同志，做我们秘密联络点的工作，这个联络点就设在我所住宋家的房子里；后又吸收王怡同志在秘密联络点帮助搞掩护以及城区内的交通）。

组织上之所以派我们三人一起打入敌人内部，是掌握了孙永刚投敌当了汉奸，并已成为张北生手下大红人的信息；而孙永刚与我们在中学读书时有较深的师生关系，可以利用。

1939年和1940年，我们三人都先后在掘港中学（今如东县中）和角斜通中（省立南通中学迁校在角斜）读书；我们均成绩优秀，又都是学生干部（林是高一级长，王是高二级长，我是高三级长；在相当于学生会组织的级会联合会里，我任主席，王、林是主要成员）；课余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组织同学们开展读书会、时事讨论会或报告会，出墙报和黑板报，唱抗日革命歌曲，办民众夜校等抗日宣传活动。因此我们三人关系密切，相互了解较深。当时，孙永刚也先后在这两所中学当教员，教我们的数学与物理课，在角斜通中时还担任了教导主任兼我班的班主任，加以他当时以“进步教师”的虚伪面目出现，我们与他接触谈心的机会就较多，因此在他心目中，视我们为“得意门生”。想不到这种师生关系，后来就成为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秘密工作的有利条件。

1942年夏，林克同志受党派遣，从新四军军部回到日伪占领的南通城，以家住城里为掩护，做抗日的秘密工作。他首先找到家住城里的王承志同志，接着他俩同来石港找我参加。当时，我家所在的南通县石港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苏中四分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就设在这里；因此，我参加秘密工作之初的组织领导关系就在分区保安处，处长是地委委员陈伟达同志，他嘱我不要公开身份，在家等候组织上布置任务，并由负责情报和锄奸工作的刘志远同志与我联系。是年冬季，陈伟达同志把我的组织领导关系转移给了谢克东同志，谢即来向我详细了解了前述我们三人同学时的情况，孙永刚与我们的师生关系，以及孙从假进步到真卖国的为人等；我也向他提出了入党的要求。隔了不久，谢克东同志就来向我布置了派遣任务，要我在孙永刚到南通来打“清乡”前站时即去通城，与林、王一道利用孙的关系设法打入伪“清乡”组织，以伪职为掩护，做搜集日伪机要情报的工作；同时，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

1943年春节前夕，我从林、王来信中获悉孙永刚已到通城来过年。于是一过春节，我即进城与林、王会合，商定了打入的办法，我们三人便一起到孙下榻的宾馆去看望他。经过一番相互寒暄之后，我们即以失学、失业和家庭经济困难为借口，请他为我们找工作与生活出路。孙见我们来“投奔”他，非常高兴，在吹嘘了一番类似“曲线救国”与“清乡大业”的汉奸理论之后，便说：“现在正是用人之秋，我此番回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招考一大批年青有为的‘清乡’工作人员，你们来得正好，我很了解你们，用不着参加考试了，就帮我做些招考的事情吧！”随后，我们三人就在招考办事处搞了半个月左右的义务工作（帮助甄审考生证件，办理报名登记，发卷监考，统计成绩，发榜录取等；从而我们乘机初步了解到这批新招的伪‘清乡’人中的底细）。3月中旬，我们三人与录取的二三百名学员一同开赴苏州（当时伪省府所在地），参加伪“清乡”人员训练所受训一个月（张北生兼所长，孙永刚任教育长，主持训练所的工作），于4月上旬开回南通，这时日伪在苏北的第一期“清乡”就正式开锣出台了。起初，孙永刚将我们三人都分配在伪政工团的通、如两个分团，后来各有调动。就这样，我们三人一起打入了日伪“清乡”机关。

对于到日伪据点去打入敌人内部做秘密工作的危险性，我们并不畏惧；为要抗日、要革命，就难免会有牺牲，对此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对于在敌人“清乡”机关里担任伪职，就是要以汉奸的面目出现，势必为人所不齿，尤其是会被过去的同学、老师、亲友等熟人所误解，以至唾骂，这在我思想上是一大顾虑。经过谢克东同志的谆谆教导和自己的深入思想斗争，才解除了这种顾虑，认识到这是抗日救国的需要，是反“清乡”斗争不可缺少的一项重工作；党派我们去从事此项工作，既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要选派忠诚可靠的党员去做这个工作），也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首先考验我们有无为党的需要而不计个人毁誉的献身精神）；只要我坚持抗日，忠心为党，暂时忍辱负重地牺牲一下个人的名誉有何不可呢？但望反“清乡”斗争以至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早日到来，那时真相大白，就可痛痛快快地公开为党工作了。思想搞通了，也就斗志昂扬、胆大心细地奔赴新的特殊战场去了。

二

秘密搜集日伪“清乡”的机要情报，为我反“清乡”斗争及时提供敌人的动向，这是党交给我们三人的主要任务，我们称之为特种情报工作。

在我们打入敌伪内部期间，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以何伪职为掩护，我们都想方设法地积极搜集日伪“清乡”的政治、军事、特务等各方面的机要情报，及时送给谢克东同志，以配合我根据地反“清乡”斗争。由于当时我们在日伪“清乡”机关内建立了较好的立足点，并注意扩展和利用了敌方社会关系，特别是有伪苏北“清乡”头子张北生手下第一号红人孙永刚作“靠山”（孙在伪“清乡”公署身兼多项要职：掌管财经税收、教育、文化、宣传大权的第四组组长，政工总团长，新国民运动促进会主任等），因而情报的来源比较畅通，其主要渠道有：1.敌伪上级机关下发的机密文件、材料；2.在参加相当层次的日伪内部会议上获悉的敌人意图和动向；3.与伪方中上层分子以及“消息灵通人士”的公私接触谈话中，所听到的内部消息；4.从下属单位（如驻在各区的伪政工支团、分队，海门县各日伪据点里的学校等）负责人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反映上来的各地日伪动向，并从他们对我方情况的反映作反面的透视与分析，等等。我们所搜集到的这些情报，除定期以密写经秘密交通线送给根据地组织外，遇有急要情况则立即上报；前期主要是谢克东同志亲自前来，后期大多是他指派政治交通员来传达指示，接取情报，有时我们也下乡汇报请示。下面略举几例：1943年4月上半月，我们刚从苏州伪“清乡”人员训练所受训回通，谢克东同志随即来和我们三人详谈。我们将受训期间了解到的日伪“清乡”的计划、部署、地图，“清乡”组织的军、政、党、特等机构的设置，以及其头目人物的底细和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与矛盾倾轧等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并将手里的有关资料上交给了组织。

同年10月，日伪宣称为期6个月的“第一期清乡”濒于破产，接着又策划“延期清乡”（日伪自称为“高度清乡”）的阴谋，这时谢克东同志亲自来到我任职的伪政工团海启联合分团部（驻海门茅镇浙宁会馆），向我取走了日伪“延期清乡”的计划与部署等情报。

1944年初春，日伪在海启的“延期清乡”受到我方沉重打击后，便气急败坏地在海门三厂镇的日寇军营里召开了一个部署“强化清乡”的紧急会议，拟从上海增派日军到海启来加强“清乡”，并严令海启两地的伪军政组织紧密配合日军的行动。这是一个很机密的会议，主持者为日寇从上海派来的一个联队长，参加者除了海启地区的日军头目外，还有海启两县的伪特公署署长（即伪县长）率领其属下的伪科长以上人员。当时打入伪海门特区公署任教育科长的王承志同志参加这个会议回来后，马上告诉了我这一新的紧急情况（随后我也听到参加这个会议的伪政工分团副分团长的类似传达），经我与王分析研究后，由王整理密写成一份情报，次日我就赶赴通城，将这份情报交秘密联络点的宋敬之同志，嘱他立即下乡送到秘密交通站速转谢克东同志。

1944年夏，日伪讳言其“一期清乡”、“延期清乡”和“强化清乡”的相继失败，仍不甘心地筹划“二期清乡”的阴谋，妄图把“清乡”地区扩展到如皋、海安、靖江以至两泰和东台等地，并派孙永刚担任“二期清乡”的筹备处主任。当时，全体伪政工团人员，以及部分其他伪“清乡”人员集中在通城整训、待命，孙永刚派我担任整训班的训导组长，从而让我较为顺利地取得了日伪预谋“二期清乡”的若干内部材料；我还特意从孙那里打听到“二期清乡”日伪内定的兵力部署和人事安排等机密情报。经与林克同志（当时打入在伪“清乡”公署第四组搞财经工作）研究后，我便整理密写成情报。谢克东同志急需了解这些情况，指派秘工部总务科长计兆明和政治交通员陆丕文二位同志，立即到秘密联络点来向我取去这份情报以及“二期清乡地区”的示意图。后来，孙永刚坐镇在如皋城里筹备“二期清乡”将近一年，却始终未能推开，日寇便宣告投降，中国人民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三

1944年初，驻海门聚星镇的伪政工支团有一次随日伪军出发“扫荡”，夜间与我海启县委（当时我海门、启东两县县委精简合并为海启县委）组织部长遭遇，这位组织部长因腿部中弹负伤而被俘，后经组织营救保释出狱；但他事先藏放在河边芦苇荡的一袋随身携带的文件却不幸被伪政工支团搜去了。当时，日伪军、政、党、特等系统往往各自为政，彼此封锁，互不通气；这个伪政工支团搜去这袋文件后，便按其隶属系统，上报到伪海启政工联合分团部请功。其请功报告上，只笼统地说随军下乡“扫荡”，缴获了我方一袋重要文件，而未开列文件目录的清单。当时我打入在伪海启政工联合分团部担任办公室主任，收发员办好收文登记后，便按例把来文及其所附的一包我方文件送给我拆阅拟办。

我记得这包文件约有三四寸厚，用多层牛皮纸包牢，并用火漆封口，盖上硬印。我拆开一看，非常震惊，发觉这包文件关系重大，除了整风学习和一般性的或已失机密时效的文件材料外，还有不少上级党委和海启县委关于反“清乡”斗争的指示、报告、计划、部署等未失时效的重要机密文件和材料；特别是其中有几个笔记本上记着不少党组织名称和党员干部名单，有些还有地址，有些几个名字用线连在一起，可能是一条联络线上的一些秘密党员。我当即认定这包文件绝对不能上报给伪政工总团，否则，我党的反“清乡”计划、部署就要暴露给敌人，我海启地区的若干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也难免遭到日伪的破坏、搜捕和残害。进而一想，不报也有问题，因为在分团的收文簿上已登记过了，团内也已有人知道缴获共方文件的消息，如果我把它隐藏或销毁而不上报，就不仅我有暴露身份的很大可能性（当时我作了必要时撤退，以至承担更大风险的思想准备），而且势必会牵连林、王二同志，使他们也难以继续在敌人内部立足和深入（因为我们三人关系密切，不仅孙永刚了解，伪“清乡”机关内也有不少人知道），从而损失掉我们这一条秘密工作的热线。继而寻思，应尽可能找到一个既可保护党的组织与同志不受损害，而又不暴露我们自己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才好。于是，我找王承志同志来共同商量，终于想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即利用伪支团上报伪分团的报告中没有开具文件目录清单的漏洞，抽掉其中关系重大的部分机密文件与笔记本，其余的上报。至于从中抽出哪些，则需请示组织上决定。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万一敌人上下左右通了气而清醒过来，甚至把俘虏上解到海门或南通审讯，并联系所获文件进行追查的话，那就更加麻烦了。事关重大，时间紧迫，请示组织刻不容缓。当夜我就赶紧把全部文件和材料的目录或提要抄出清单，次日一早即赴通城，与林克同志谈了，他完全赞同这个办法，我们随即把研究的意见与文件目录单经秘密交通线速送谢克东同志。谢批准了我们的意见，并在目录单上有选择地做了记号，指示我把做记号的笔记本和未失时效的机要文件抽出来销毁（约占1/3左右），其余的尽快上报给伪政工总团部，以免暴露。我借故将这包文件延压了数日，一接到谢克东同志的指示后，便立即照办。

我们如此妥善地处理了这袋文件，既保卫了党的组织与同志，也没有暴露我们的秘密身份，而且还受到伪方的层层嘉奖，总团嘉奖分团，分团嘉奖支团。其实报上去的东西，全是些剔剩下来已失时效或无关紧要的文件和材料。

1943年4月中旬至5月底左右，我们从苏州伪“清乡”人员训练所受训回通后，孙永刚将我和林克同志分配在伪政工团第一分团第二支团，驻在南通县唐闸区，当时我们二人除秘密搜集敌方机要情报外，还想尽可能做一些有益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便自发地利用伪政工团的牌子，采取合法手段，对日伪和地方上的恶势力开展了一些合法斗争。如：较为隐蔽地宣传爱国抗日的进步思想，如唱《五月的鲜花》、《黄河颂》“流亡三部曲”等进步抗日歌曲，演《放下你的鞭子》活报剧（略改词），召开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运动会等。开展这些活动，对团结青少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抵制日伪反动宣传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利用伪政工团的工作内容中有“调查剔抉”的一项规定（“调查剔抉”是从日语而来，意思是查出不良分子，予以打击和清除），我们发动和组织伪政工团员查禁烟赌，查封囤积居奇的粮食、纱布等人民生活的必需物资，打击了一些地方上的不法之徒。我们这样做了，受到当地善良老百姓的欢迎，也稍释我们的心头之恨！但却引起地方反动势力的惧怕与仇恨，尤其是引起汪伪特工人员的猜忌（“调查剔抉”是伪特工人员的主要职责），纷纷上告到伪政工总团长孙永刚那里。我们这样搞了一个多月。一天，孙永刚打电话来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进门，只见他铁板着面孔，用手指着他办公桌上的一叠信件材料对我进行了训斥，并将我调到伪海启政工联合分团部任职去了，隔了不久，林克同志也被调到南通县张芝山区去担任伪政工支团长了。

我们将此事向谢克东同志作了汇报请示，他在充分肯定了我们积极搜集日伪机要情报的成绩之后，批评我们自发地搞合法斗争，并说搞得过于突出是不对的，不利于我们在敌人内部隐蔽深入地做情报工作。他重申了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秘密工作方针，指出在敌占区的秘密工作，当然也包括对敌人搞合法斗争，那组织上另有同志去做，而我们三人没有这个任务；党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人的机要情报，因此要求我们严密隐蔽，在敌人内部打入得越深越好，今后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他强调了做特种情报工作的纪律，要求我们严格遵守；教育我们在与敌人周旋时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做到“白皮红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等等。谢克东同志代表党组织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感到既中肯又亲切，对我以后多年打入敌人内部做秘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四

回顾苏中四分区抗日反“清乡”斗争的战斗历程，我们几个人在秘密战线上之所以能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抗日作了一些贡献，归结到一点，即党的坚强领导是克敌制胜的根本。

首先，是四地委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尤其是粟裕同志的亲临指示、精心策划下，制定了一整套反日伪“清乡”的正确方针、政策与策略，其基本方针是：坚持原地斗争，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结合进行隐蔽斗争；要求敌占区的隐蔽斗争紧密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为武装斗争服务；并且在日伪对苏北发动“清乡”之前半年左右，便及早着手做反“清乡”的准备：一方面党在根据地动员教育广大干部与群众，以及作武装斗争的兵力部署等；另一方面组织敌占区的隐蔽斗争，精心选派了一些条件适合的党员到敌占区去，有的打入了敌人的心脏，从事各种反“清乡”的地下工作。

第二，敌占区的隐蔽斗争，是在根据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四地委于1943年成立了秘工部，由筹组这方面工作的地委委员谢克东同志担任部长，统一领导敌占区的秘密工作。为确保地下工作的机密，从事此项工作的党员都实行单线领导，各条秘密工作线之间互不发生横的联系。我们这些做秘密工作的同志，虽然经常各自独立战斗在敌占区以至敌人的心脏里，但并不孤单，仍时刻得到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与教育，感受到党的力量与温暖。为保持根据地的党组织与敌占区的秘密党员之间的密切联系，谢克东同志常常不避艰险地进入敌占区（有一段时间秘工部就设在日伪据点的海门茅镇），来与我们直接联系，面授机宜；更多的情况是组织上派政治交通员或联络员来向我们传达指示，接取情报（与我接过头的先后有陆丕文、计兆明、周学富、黄明等同志），必要时，我们自己也下乡向组织汇报、请示。

第三，党领导的反“清乡”斗争是整个抗日战争大局中的一个局部，受到一切爱国的和正义的人们的拥护与支持，这是我们在敌占区做秘密工作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而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则更直接而有力地支持与鼓舞着我们在敌人心脏里积极战斗。每当谢克东同志来向我们介绍抗战与反“清乡”的斗争形势与下达任务后，我们就倍增在敌人心脏里积极战斗的责任心与紧迫感。

第四，党组织对我们及时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工作方法等方面的教育与指导。例如，当我接受派遣而对担任伪职有思想顾虑时，谢克东同志及时对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帮助我树立了不计个人毁誉的决心，从而斗志昂扬地前往敌区，打入敌人内部。又如他批评我们在打入伪政工团之初搞了不利于在敌内部隐蔽和深入的合法斗争，重申了党中央关于隐蔽斗争的16字方针，要求我们严密隐蔽，在敌人内部打入得越深越好；同时又提醒我们，在敌伪机关内部，情况非常复杂，我们的同志与敌人周旋务必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做到“白皮红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特别要求我们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和特种情报工作纪律。至于在工作方法上，如何巧妙地应付敌人，稳扎稳打地做好搜集日伪机要情报的工作，他也多次面授机宜，给予指点。

第五，党组织对我们战斗在敌人内部的危险性，一直是十分关心，充分考虑，并尽可能预为防范的。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叛徒出卖，坏人告密，或由于自己的疏忽、泄密等，而被敌人发觉后加以审讯，以至杀害；二是我方人员有时进入日伪据点锄奸，或者我们必要时下乡，到根据地与组织上联系途中，被我方民兵或武工队员盘查、误伤，以至错杀。此类险情说不定什么时候发生，而一旦发生，则往往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对此，组织上事先作了充分考虑，并尽可能采取预为防范的措施。关于后一种危险性，谢克东同志早就主动关照过我们，如果万一遇到这种险情，我们的同志要临险不惊，镇静自若，并机警地对盘问者、袭击者讲：“不要伤害自己人，请把我送到张光中那里。”这样，就不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待带到张那里就可向他说明真情而解除误会了（张当时是我四分区主管政法和锄奸工作的负责同志）；但为了严格保密，在见到张之前，决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我打入敌内部期间，虽曾数次遇到过险情，而像这样的事态并未发生过；但每当想起组织上对我们身处险境的周密考虑和尽可能采取预为防范的措施时，便深切地感受到党对我们高度关怀与爱护的温暖，从而更增强我们在敌人心脏里勇敢战斗的决心与胆略！

由于党从以上各方面加强了对我们的领导，我们才能较为机智而勇敢地战胜了凶恶的敌人，比较稳扎稳打地搞到了不少日伪的机要情报，为我反“清乡”斗争及时提供了敌人的动向，并在保卫党的组织和同志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避免了损失。总结我们在秘密战线上参加抗日反“清乡”斗争的实践经验，使我深深体会到：党的坚强领导是克敌制胜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