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在新四军军法处（即保安处）工作。这一年的夏天，军部财政部在台北建立一个印纱厂，准备发行纸币，派我到这个厂里做保卫工作。1941年7月，我随督导室主任胡金魁同志从盐城到了台北。不多久，日寇开始了“八一三”大扫荡，占领了大中集，情况很紧张。我们把机器打埋伏，工人们都上了海船。印钞厂暂时搞不起来了，我们一批干部被派到地方上参加民运工作。1942年初，我回到当时财政部在台北的税警营工作。这时，日伪已在大中集等地安下了据点，打埋伏的机器已起出北运，印钞厂不可能在台北开办，胡金魁同志已回军部。我向领导上要求回军部，组织上把我的关系介绍到苏中公安处。4月，苏中公安处在如西开会。会议结束后，领导上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决定派我去南通城，打入敌伪机关，长期潜伏。当时组织上派我去南通城，一是因为我的堂叔叔袁少初在城里做教育局长，可以利用这一社会关系；二是我虽然南通人，但不常住在南通，我参加新四军又不是从南通走的，南通城里很少有人知道。

于是，我和四分区的公安处长陈伟达同志一起到四分区来了。这是1942年6月里的事。

回到南通城以后，首先去找袁少初。他隐约知道我参加新四军，一方面又有些不放心；所以介绍我到唐闸伪民众教育馆去当一个雇员。我想民教馆不是我的目标，没有去。

回来之后，一面找门路，一面就去找找在南通的老同学、老教师。不久，找到了在掘港中学和南通中学的同学王承志、李鹤皋两人，他们都是比较进步的，现在书又读不下去，在家里闲着；接着又找到通中的教师钱素凡。大家谈谈，都感到有些苦闷，想在南通城里做些事情，钱素凡愿意带几个伪通中的同学来谈谈。王承志在三元桥边五福寺租了几间房子，准备织袜子。那里较隐蔽。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人约了钱素凡到五福寺来谈谈，结果钱素凡因为爱人刚生下的小孩子死了，情绪不佳，没有来。钱旧知识分子气味较重，对现实不满，但情绪易波动，决定不再找他。我和王、李谈了回城的目的，决定先多方面联系群众，做些组织群众、启发群众的工作。

就在这时候，知道原来在南通中学担任过我们教师的孙永刚住在南通。对于他，我具有戒心。因为第一，他知道我到新四军去，而且曾加以阻挠；第二，此人政治背景不清楚，他的姐夫张北生是大汉奸李士群手下的帮凶。但是，既然他在南通，不去看他也不行，因此就主动去看他。孙永刚见了我，觉得很奇怪，继而又好像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知道你要回来的。”他告诉我说，教书生活太苦，不想做教师了，他已经向张北生借了一笔钱，要到无锡开面粉厂去；还说到这个厂如果办起来，我们可以到他厂里去，边做事，边读书。过了几天，他举家去无锡。

当时，在城里认识的人不多，同学有几个，但不那么进步，不那么可靠，因此工作没什么进展。家中的经济情况不好，我父亲有一个老同事，在伪县政府收税，我就帮他去查查税票，混个生活。

那时，南通城里日寇经济机构伪合作社有一个青年队，这个青年队组织了一个青艺剧社，上演话剧（顾尔镡、喜桓〈夏理亚〉、曹从坡也在里面），我想把它作为一个目标。这时，他们刚刚上演《名优之死》等几个小戏，我去看了戏，并且写了剧评，投到《江北日报》去；剧评登出来了，但没有下文。第二次他们又演戏，我又写了剧评，报上又登出来了；这时他们开始打听“吉衣”（我的化名）是个什么人。这以后，有一次他们彩排《雷雨》，陈应椿来找我一起去看彩排。看了彩排，也和当时青艺剧社的负责人习博之等见了面。觉得钻进去作用不大，加之发现喜桓也在里面，喜桓与我小学同学，听说曾在通西行署工作，后来自己跑回城里，情况不清楚，对他有戒心，因而也就放弃了钻进剧社的打算。

这时已经是1942年的秋天了，到南通城几个月，工作没有什么进展，没有完成打进敌伪机关的任务，于是想回解放区去。正在这时，恰巧接到组织上一个通知，叫我回四分区参加公安会议，我就回到分区，向组织上汇报了工作情况和我的打算，组织上也同意我撤回四分区，把王、李二人留在城里，让我再回到城里把工作交代一下。

到了城里以后，忽然听说孙永刚要到南通来筹备“清乡”，原来孙永刚在无锡开面粉厂蚀了本，就投了敌，到张北生那里当上封锁科长。敌伪要在苏北“清乡”，张北生任“清乡”主任，派孙永刚先来南通做筹备工作。这是个新情况，和王、李二人商量后，觉得完全可以利用孙的关系打进敌人内部。于是，决定不回根据地，我和王承志到石港，找分区汇报这个情况，但分区机关转移了，没有找到。我留了封信请一个同志代转公安处，便匆匆赶回南通。

没几天，孙永刚果然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南通，把我们一班过去他在通中时的学生和教师找了去，开了个会。他把自己决心走所谓“和平道路”的思想变化过程辩解了一番，又说南通人要为南通做事，如果让外地人来做对南通更不好。他毫不怀疑地要我和王承志等几个他的学生协助他做筹备工作，这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

我们搞的是伪苏北清乡公署党政人员训练所的招生工作，这个训练所是敌伪“清乡”培训区长、保甲指导员、封锁检问员、政工团员等干部的。前来投考的人各色各样都有。有发洋财的地痞流氓和地主官僚子弟，有失意政客，有些是为了生活出路的失业人员，还有一些青年学生。在招生时，凡是我们过去的同学，名单都由我圈定。但是也有一些反动的家伙参与招生工作，如通东的恶霸逃亡地主葛志芳、葛志雄兄弟。他们原来看不起我们，但后来看我们在孙永刚面前吃得开，有些事需要通过我们才行，对我们也不得不另眼相看。我们也乘机动员一些人进去。工作上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是动员人家做汉奸，正直的人，谁愿意呢？但我们又不好直说。

就在我和王承志去石港后的一个月，地委城工部谢克东同志来南通城和我们接上了关系，我把从孙永刚那里了解到的有关苏北地区“清乡”的准备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我们急需在城里找一个联络点。正好李鹤皋有个同学宋敬之那时在家里，他家住在南门望仙桥附近，有几间空房子，李平时即住在他家。我们对宋进行了工作，动员宋在家里开了个小店，作为掩护。在这以后，我们就通过这个点同地委城工部联系。

1943年春节以后，我们去苏州（苏北清乡公署党政人员训练所设在苏州）。我们在伪训练所一个月，约在1943年的3月底，全部从苏州回到南通。4月份，敌伪就开始“清乡”。

当时敌人的“清乡”方针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敌伪军“扫荡”，政工团宣抚，编保甲联保联坐，“清乡”区围起竹篱笆，设封锁检问所，并以启海一带为重点。我们及时向地委汇报了敌伪“清乡”的意图、方法、部署。我方即在海启一带动员反“清乡”，打死了天生港的一个检问所主任；接着，我军进攻伪通东特区公署所在地——四甲镇，重重地打击了敌伪政工、保甲人员，发动群众到处烧竹篱笆；一开始就给敌伪以下马威。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非常高兴。

从苏州回来后，王承志、李鹤皋两同志参加了党。孙永刚派李鹤皋带一个政工团支团去唐闸，派王承志带一个支团去掘港。我和李鹤皋在一起。政工团要做宣传。为敌人作宣传，心里很不好受，只好硬着头皮讲一套“清乡要义”，同时又巧妙地宣传德日法西斯在苏联和太平洋上的失败。在唐闸，我们开展了群众工作，组织了青年协会、戏剧歌咏团。想通过这些活动联系一些青年群众，物色一些工作对象。但是，由于时间太短，只一个月就调走了，没有什么收获。

我们在唐闸时，经常和伪特务机关捣蛋。他们在唐闸设置了一些黑户，我们查户口时就故意不放过。这些事给孙永刚知道了，深怕我们和特务机关发生冲突，便把我们从唐闸撤回来。回城后，孙把我们派到石港。当时石港在我军民包围之中，敌伪人员连街头都不敢出。不久，又派我上张芝山。这一时期，我们在城里联系群众的面逐渐广了，认识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了。曹从坡在伪政工团做了秘书（他是同马世和同志联系的），顾尔镡、喜桓、钱健吾、张师（章品镇）、任德昕、穆烜等人都已很熟悉了。

这时王承志已被派至海门特区公署做教育科长，李鹤皋也被派到通海当分团的组训股长。没有一个人在城里，总的情况无法集中，与上级联系也不便。我就决定设法留在城里，表示不愿去张芝山。孙永刚看到我不愿去，表示关怀，说：“连个公文程式都不会，怎么行呢。”于是把我派到伪公署财政科去做科员。我就留在城里了。

伪清乡公署的财政科，科长是伪秘书长张德龙兼的，事情并不多，大部分是些老先生。我是孙永刚的人，科里不免另眼看待。这样，我就在城里把王承志、李鹤皋两人那里报来的情况，加上政工团的情况集中起来。伪清乡公署每月都有一份工作计划发给各科，我也就每月把它偷出来。另外，再早晚到孙永刚那里扯扯，从他嘴里打听一些消息。我把这几方面情况通过联络点向地委城工部汇报。

1943年5月，孙永刚出版了《北极》杂志，作为政工团的机关刊物，还专门搞了一幢小洋房作为社址，曹从坡是驻社编辑。仍旧是前面所说的这些人，经常在一起（还有陈秉谦，他是在通海工作时被捕的，与党的关系未接上）。当时他们都对现实不满，向往进步，但由于各种原因，大家都比较谨慎。他们都是些文化人，团结了他们，党就基本上掌握了南通城的主要文化阵地。当时除了《北极》杂志以外，《江北日报》的副刊也主要是我们这些人供稿的。我还编辑出版了几期“纯文艺”。除此以外，就是演戏了。用北极社的名义，排演话剧，以联系一些社会青年和青年学生。

当时，政工团有个宣传室，其中有一批人是从江南来的（如万化、黄弓等），很反动，他们也想钻到这个圈子里来，但钻不进，于是北极社演戏他们就抵制、破坏。有一次北极社上演《大马戏团》，宣传室派人在演出时喝倒彩、捣乱。这事情给孙永刚知道了，很恼火，一方面责备政工团宣传室，一方面却不准北极社再演戏了。

为了开展一些基层群众工作，从1944年春着手进行店员职工方面的工作。在文化活动中发现了一个过去在城北小学的同学袁慎慎（袁明的堂弟），他当时在一家运输公司里做店员，人比较正派，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对当时的伪化制度不满，有时也写写诗。后来，通过他又认识了两个店员。这些人一般都比较正直，大家也想做点事或读读书。同时，任德昕的父亲在西城门口开的一爿布庄，庄上有个学徒，也由任对他进行了联系。

1944年夏天，地委城工部指定我任驻南通的特派员，并逐步将一些地下党的关系转到我这里来。先转来的是李时清（白蒲人，笔名广马），原来是认识的。李懂得些无线电技术，就通郑伯年的关系，打进了清乡公署的电台，当上了机务组长。不久，我们发展了钱健吾入党，后来又发展了任德昕入党。

这样，我们的工作开始有了一些基础，已经有5个党员，并且联系了一批群众。通过任德昕做店员工作，一方面联系和培养袁慎慎等人。王承志、李鹤皋则在敌人内部，李时清打入了敌人电台，钱健吾联系了当时南通的文化青年和一些青年学生。1944年夏秋之间，曹从坡同志撤退了，顾尔镡、陈秉谦和喜桓到上海去了，剩下严顺唏、张师等人。虽然如此，但这时候的工作却比较扎实地开展起来了。

同年11月，接到地委限我一星期之内撤退的紧急通知。原来那时华中委城工部的一个秘书突然走了，组织上为了慎重起见，把他所知道的关系，全部撤出城市（王承志、李鹤皋两人不动）。这样，我就匆匆地离开了南通城。

从1942年6月到1944年11月，在南通共约两年半的时间。在这两年多里，南通城的党组织是逐步发展的趋势，但发展较缓慢。我个人初步入城的半年，基本上是寻找立脚点，中间主要是做了一般的情报工作，1944年以后开展了群众工作。如果说，这两年多的工作对南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联系了一部分群众，留下了一部分关系。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地下党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这些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一时期，南通城里的地下党大约有三条线：马世和——曹从坡——卫域，是一条线；我们是一条线；另外一条在狼山，姚干他们属这条线。再有就是军事情报系统的。

我撤退以后，地委为了加强南通城地下工作的领导，在城郊设立了城工委机关，由胡林同志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了南通城的工作，并在纺织工人中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