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老是我敬重的老领导，记得在1944年末，我军将要对日寇大反攻时，党中央提出了大力开展城市工作的指示。苏中四地委成立了南通城工委的机构，调我任城工委书记，当时地委城工部长正是谢老。这样，我就在谢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四地委城工会议结束后，谢老与我谈话。他指出，南通城工委主要的任务是对南通城、唐闸镇、天生港等三个敌据点开展工作，依托我根据地（城闸区）到敌据点去建立地下军，待我军主力反攻南通城等地时，配合我军内应外合夺取城市，并协助管好城市。谢老为我们分析了南通城、闸、港的形势特点。他说，南通城是苏中的重要城市，日寇有些江北的重要机关设在此地，并驻有重兵；唐闸镇是南通甚至是苏中、苏北近代工业基地；天生港是苏中唯一能停靠岸的大型轮船的港口码头，敌兵力在大江南北调动，均在此进出，天生港电厂还是城、闸、港的能源基地。所以不仅要夺取这个城市，还要保护好这个据点内的工厂不被敌人破坏，要求城市一解放很快能恢复生产恢复秩序。谢老指出，城工委领导下有两块工作，一是沦陷区的秘密工作，一是根据地的公开工作，所以城工委干部有两套，一是秘密工作的，一是公开工作的。地委指定城工委委员有程俊贤、胡林、邵野、李海珊等同志，程、胡为正副书记，孟桂林为特派员，李海珊为城闸区区长兼城闸大队大队长，程兼城闸大队政委。除李、程为公开身份，其它加上机关的杜茵（女）、杨福元等同志隐蔽身份，他们要进出敌占区。到1945年夏，胡林与夫人杜茵调走，邵野因病重“打埋伏”治病，地委调来王敏之同志（当时叫张青）任副书记接替胡林的工作，分管南通城的地下工作。

城工委第一次会议，按地委和谢部长的指示贯彻部署了工作，为此我们讨论了以根据地为依托，建立敌占区里的隐蔽力量之后，要把我们的农村活动空间推进到离敌据点不远的地方去，再为开展据点里的工作创造条件。

为此，我们要必须站稳通扬河的城闸段以东的地方。那里敌伪军经常“扫荡”、骚扰，还有野鸡部队、土匪经常来抢劫、绑票，我们城闸区必须有一支较强的区队。恰巧在城工委成立之前，在十里坊通扬河的东西两边活动的一支灰色武装，他们没有正式番号，自称为自卫团，表面上他们与敌、我都没有关系，实际上其头头江念曾是倾向我方的，江之兄是我民主政府的区长。灰色队伍的人是以拜把兄弟等封建形式凝聚在一起，自筹钱粮，有六七十人和长短枪几十支。他们暗中供我方情报、替我方采购、运输敌人禁运的物资。在1941年，地委社会部（对外称专署保安处，处长陈伟达）派我去这个灰色武装联系做争取工作，后来我离开后，保安处一直派人联系。到1944年冬，这队伍内部因江念曾经常打骂部下发生矛盾，他们派顾锦凤和我去调解，我请示南通县领导后把江调往苏中公学学习，江部下推选了王国爱为自卫团长，他们为了表现团结和对新四军的忠心，通过关系里应外合袭击了秦灶伪警据点，缴获一挺新机枪和十几支三八步枪，不幸牺牲了二人。此事我们报告了地委城工部，介绍了这支部队的情况，并建议收编为城闸大队的第一中队。之后我去地委城工部开会，带了王国爱去见见根据地的情景，谢老亲自接见了王国爱并说了话，王受到鼓舞。军分区任命王国爱为城闸大队副队长。这样一支灰色武装变成了红色武装。后来王国爱协助大队长带领队伍表现很好，团结部下积极打击日伪军和土匪、野鸡部队，还去伪军警中建立了为我供情报的关系。因此被批准入党。后来我们又在伪军中策反了一支四五十人的马良才部，我们审查人员，派进骨干，编为城闸大队第二中队，马为中队长。

在我们搞武装期间，我们也抓紧时机及时开展了敌据点内的群众工作，支持大生一厂的工人罢工斗争。

1945年春节前，我们听到大生一厂工人正在策划一场罢工斗争。大生一厂的原党支部，在1944年的秋后，被日寇破坏殆尽，我们不得不从头调查了解情况。后来大生一厂在市场“棉贱纱贵”时机获利甚多，决定给职员数月工资当奖金，而对工人分文不给，激起广大工人不满，联合起来怠工、罢工。当时我们知道唐闸镇上工人居住的情况，除在镇上有部分集中居住的工房，大部分工人都住在唐闸镇郊的农村。大生一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就是这样情况，工作是12小时制，白天班工人，晚上下班就回到乡下家里休息，夜班工人在次日晨下班后，白天在乡下休息，一周轮换一次，这样我们的人可在乡下进行工作，做调查研究、交朋友，进而谈形势，进行阶级教育。杜茵是女同志，在女工中很快交上朋友（在纺织厂里，女工占多数），还在边沿区建立了几个活动点。

孟桂林同志原是大生一厂老工人，是江北特委到江北后，在产业工人中最早一个入党的党员，他长期“埋伏”在唐闸南乡的家里，他熟悉大生一厂许多人和事。他把政治条件好和表现好的工人名单开给城工委和党员武工队长及支部书记，我们有计划地分批请到根据地来谈心，早晨来，午后归。这些工人到根据地来看到我们这样艰险的游击环境和艰苦的生活，亲眼看到李海珊原是大生一厂工人而今是一位区长，因此他们十分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

工人罢工争取资方发年奖，几经反复谈判斗争，资方被迫让步发些年奖，罢工终于胜利，工人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春节过后，我们抓住时机，动员罢工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总结斗争经验，目的是再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对积极分子再作详细了解，确定发展党员对象。

谢老几次来城闸了解大生一厂的罢工斗争，亲自与罢工工人接触谈心，还派来姚干、苏平、杜子言、章伟成等同志，加上先到的王文俊，加上从区队中选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战士，组成了一支城闸区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队长王文俊，支部书记姚干，副队长赵泉生等12人，都着便装配备短枪。他们以郊区为活动基地，在群众中调查研究宣传教育，交朋友建立联系。武工队中有从南通城地下工作撤退下来的学生党员，他们有旺盛的工作热情，还有自编自演的文艺特长。他们在工人中访贫问苦，同时也教育了自己。对大生一厂工人群众积极分子，经过调查发展为党员，把新党员秘密通知到根据地进行党的知识教育，特别是党的保密教育，进行新党员宣誓仪式。武工队党支部发展的工人党员，由支部书记姚干交给孟桂林去领导，以后完全处于地下，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团结几个群众，进而发展为地下军。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实现了以根据地为依托，建立我们在敌据点内的隐蔽力量的初步要求。

为了给武工队活动创造有利条件，我们还对据点附近的伪乡、保长加以控制，使他们暗中为我所用，当时我们称其为“两面派”乡保长，要求他们必须做到绝对保证我方人员在他的乡、他的保内活动安全。同时我们也允许他们继续替敌伪适当征点粮收点税，这样我们也保证他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根据“两面派”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使用方法和政策。“两面派”乡保长的家人和产业都在农村，他们知道后果。

由于日寇经济上残酷压榨剥削，市场经济十分萧条，劳动人民生活异常艰苦。谢老要我们把工作做到社会其他行业的群众中去，减轻他们的生活困难，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其中建立群众性的隐蔽组织，有条件的成立地下军。在城、闸、港之间有黄包车工人拉本地往来的客人，得些微薄的报酬，但日本商人抢生意，搞公共汽车载客，断了黄包车工人生计，我武工队和城闸大队得知此情就派小股武装，潜伏隐蔽处，待汽车驶过时打排枪（不对准车上客人），这吓得客人不敢再冒险坐公共汽车，宁可慢些坐黄包车保险。日本商人用卡车运输小件货物抢了小车工人生意（木制的独轮车），我们也是如法炮制，不过打枪地点飘忽不定。又如据点里伪警，对过往的小商小贩敲竹杠，我们让人带上口信给伪警，警告他老实点，不要中国欺侮中国人，伪警就收敛些了。

我们曾缴过伪警枪。这事工人都知道是新四军在帮助他们。又如天生港码头工人劳动量很大，收入很少，在武工队的支持下，他们在搬运货物中截取日本鬼子和奸商的货物，但他们害怕有人向鬼子告密。武工队找了码头工人在乡下开会，说明这些货物是鬼子抢中国人的，我们拿这些东西不算偷，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不准向鬼子报告，否则就按汉奸办。

在1945年夏，谢老通知我们说，苏中区党委派苏中实验武工大队来城闸实验和帮助我们工作。苏中实验大队辖有3个中队，共70余人。大队长陈安裕（注：即陈安羽）同志参加城工委领导。大队武器基本是短枪，少数是马枪。大队中有一个反正的日本兵叫大谷，还有一个翻译。原城闸武工队分散到三个中队中去。武工大队来后很快挺进到城、闸、港三角区内外开展工作，他们有城闸武工队先前的活动基地，开展工作较顺利。

1945年夏，国内外形势发展很快，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此时对敌据点内人民大力宣传日寇末日将到来的形势，对敌伪军更有力地开展政治攻势。

武工大队队员在地下军的协助下，分头化装进敌据点，侦察敌伪驻军地点及工事情况，以及城市进出路线等。军分区司令部多次派参谋来了解情况。

总之，在日寇投降前一段时间里，敌据点里人民已看到抗战胜利在望了。此时城工委加强对地下党员、地下军的教育。谢老多次亲临城闸区指导工作、听取指示。谢老非常重视不断总结工作，我们每做一件工作，他就要我们谈谈工作的收获、优缺点、经验教训等，还要我写成文字。谢老平易近人，说话语气平和，与我们非常融洽，有时给我们讲讲大革命时代上海工人起义的情景，我们也要谢老说说东北军地下工作的故事。我们去地委城工部开会时，都要去谢老家看看，看到谢老的母亲，人人都亲热地叫其谢老太。谢老的母亲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人人都尊敬她。想当年，我们这些同志都将谢老看成是一位敬重的领导，也是一位良师益友。

城工委除在上述劳苦大众中开展党建、组织地下军工作，还负责领导城工部转给城工委领导的南通城的几所学校党支部的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工作，到日寇投降前夕，我们在港闸敌据点内，从无到有新建立了一些党支部组织，如大生一厂、天生港码头工人、黄包车工人、小车工人、唐闸镇上工人等，都建立党组织；在其他工厂、厂警中也有单线领导的党员。至于以党员为核心的地下军（有的称兄弟会、姐妹会），人数就多了。

临近要反攻南通城等地了，谢老带了一批人，亲自坐镇在城闸地区（除了城工委系统，还有其他系统的内应力量）。四分区司令部也派了一批参谋来了解情况，苏中实验武工大队和城闸大队，也已积极行动。武工大队化装进入据点内，掌握每天敌伪动态，运进一批手榴弹。记得谢老讲上海工人起义时，工人在空火油箱内燃放鞭炮的故事，其声音与枪声难以区别，敌人不知我虚张声势而惊恐不已。

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0日，朱总司令发布命令，令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日伪军武器，迫使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下达命令，要我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并命令日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尽管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但南通城的日军拒不向我投降。我主力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用武力来收缴日伪军武器，收复失地。我分区、县团主力立即行动，配合苏中主力部队歼灭不投降的日伪军。如皋城就是被我军攻克的。当时由于我主力部队在他地作战，南通我地方部队还无力单独攻克南通城歼灭日伪军。此时，南通城里有国民党分子打出牌子，加紧拼凑人马，收罗地方上伪军警、地痞流氓、逃亡地主。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伪军摇身一变成为堂堂的国军。到11月初，国民党正规部队开抵南通城，收缴了日军武器，把日俘管了起来。之后，国民党部队不断向我地区骚扰，破坏停战协定，占我白蒲镇，又镇压3月18日南通城青年要求和平民主的示威游行，造成南通惨案。形势严重恶化了，地委决定南通城工委机关潜入南通城敌据点内坚持领导南通城等地的秘密工作。城闸区党政机构仍归还南通县管辖，到3月下旬，我奉命将城工委工作移交给徐智同志。在工作移交前，根据谢老指示，对据点内的秘密党员、地下军做了思想工作，树立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信心。

谢老辞世已6个年头了，我们怀念着他，回忆着当年在谢老的直接领导下受到的关怀，得到的教诲，以及谢老的精心工作指导。屈指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的情景会永远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本文原题为《缅怀老领导谢克东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