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日伪开始对四分区实行“清乡”。大批日伪军拥向南通，分驻城镇乡村，乱抓民伕修马路，筑碉堡，闹得鸡犬不宁。他们妄想把“清乡”区与外边隔绝，便从天生港起经白蒲、丁堰直至如东坎黄海边修起300多里的竹篱笆。“清乡”区内敌伪还经常“扫荡”、偷袭，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没有被这些所吓倒，仍然照常拼搏在“清乡”区内，迫使敌伪“清乡”延期，再延期，直至全面崩溃。

早在日伪“清乡”开始前，新四军和民主政府即作了充分准备，实行“精兵简政”，该办的办，可缓办的则缓办。人员精干，如四分区将原来的财政、货管、粮食、银行、稽核等部门70余人，合并为一个财经处，人员不足10人。1943年9月，马一行任四分区财经处长，也兼江淮银行行长，为了与各方面联系便利，财经处移驻“清乡”圈外东台县的一二三仓河一带办公。当时虽然战争紧张，烽火连天，但党中央从长期抗战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仍坚持年年搞大生产运动，视同作战一样。南通“清乡”区内党政军民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着手开展大生产运动。南通“清乡”区内人多田少，缺少耕畜，历来去东台、盐城一带买耕牛，因为当时也动员农民前往购买耕牛。南通余西区一农民响应号召北上，在买到牛后欲回来时，恰被税收员拦住要收税，这位牛贩子自以为响应党政号召贩牛回去搞大生产运动的，便责问收税员说：“买牛还要缴税吗？”税收员说：凡是买牛都得交税，不管是什么人。牛贩子说：“你们倒像日伪税收员见物就要收税。”于是双方便争吵起来，各不相让，声音就越来越大越高，这样就惊动了正在室内办公的马一行处长。他跑出来站在场地上，见一个敞着上衣满脸通红，头上冒着热气的壮汉，马一行便问什么事？税收员见是领导来了有了靠山，便说：“马行长，这个牛贩子不肯纳税，还说我们像日伪的收税员。”牛贩子一听马处长的声音，心里就高兴，连忙走过来说：“老乡行长，我是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绕过碉堡，穿过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来买耕牛，为的是回去搞大生产运动，他却要收税，不是和搞大生产运动唱对台戏吗？”税收员也不示弱：“他还把我比作日伪税收员，你看这还了得。”马行长提高嗓子说：“你们不必争吵，好好地大家来讲清道理。”牛贩子连忙点头说：“好，好，好。”马行长说：“从古至今，不分中外，任何政府都是要收税的，只是税收是否合理，用途是否恰当，这就大不一样了。日伪税收主要用在打侵略战争，为少数官僚中饱私囊，他们采取的是强迫手段敲诈威吓；而我们的税收，用于抗日战争的需要。一个迫击炮弹要一两黄金呢？枪枝弹药都得用钱，战士也得给他们吃饱穿暖；老百姓遇到灾难要救济，搞大生产运动没有种籽、肥料，还得贷款扶持。所以踊跃纳税，也是增加抗日民主政府的财力，增强抗日力量，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贡献。”牛贩子插着说：“对，对，对。我也完点税表示意思意思。”马行长严肃地说：“纳税要严格按章办事。”牛贩子笑嘻嘻的说：“是，是，不看金面看佛面，我们不仅同抗日，而且又是同乡呀！”马行长说：“纳税多少不分亲疏，按税收章程上的规定。”税收员忙说：“运往敌占区的盐、粮、棉、油等有的收100%，有的收70~80%，而耕牛运往我们游击队只收百分之几。”马行长说：“这就是我们在税收上支持你们搞大生产运动呀！应该踊跃缴税嘛。”马一行一席话，说得牛贩子口服心服，按税收员计算的数字如数缴纳了牛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