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当时，我正在靖江华中银行工作。靖江南临长江，是对敌斗争的前沿。夏秋之间，靖江城及该县重镇季家市相继失陷，我们随党政机关转战季家市农村，在靖江、如皋、泰兴3县交界处坚持斗争。由于国民党疯狂进犯，在顽化地区推行保甲制度，还组织了还乡团和铁叉队，网罗了地主、恶霸、社会渣滓，收集我方情报，形势越来越紧张。我方为保存有生力量，除零星安排一些外省、外区人员北撤或南撤外，约在这年10月份，靖江县委、县府组织一批干部以部队武装护送北撤。打算先到紫石县境内（今海安县）莫家庄，然后再到东台东北的台北（今大丰县），这是人数较多的一次集体北撤。趁这个机会，靖江华中银行领导指派我和业务股调研员陆继文也一同北撤，并押解一批黄金、法币（到蒋管区购买物资用）解送华中银行一分行（驻台北）。黄金（主要是金条和金块）装在一只老式皮包里，由我自己带着；法币则用白布打包，由10多名挑夫挑着。我和陆继文负责押送。

动身后，过如黄（如皋至黄桥）公路向北偏西方向插去，经泰兴、如皋、泰县等地农村，抵达姜（埝）曲（塘）海（安）封锁线以南，大约在曲塘南部的泰县境内，会合了如皋、泰兴等县的北撤人员，组成北撤队伍，由指挥部统一领导，准备穿过封锁线后到达集中地点莫家庄。由于敌人封锁很严密，我们在姜曲海南部沿线辗转数日，寻找时机。白天根本不能行动，只能待在群众家里，由部队同志轮流警戒，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养精蓄锐，作好随时战斗或转移的准备。由于据点附近的村庄有的顽化了，有的组织了铁叉队，有的是敌我势力拉锯的地区，而我们这支队伍人数多、目标大，很容易走漏风声。有一天傍晚，出发时突然发现一座必经的小巧被破坏，领导分析是铁叉队所干，估计敌人已有所发觉，立即部署转移他处。这样，我们的行动计划一再被推迟。

在姜曲海封锁线以南几经周折，一直未能通过，领导上研究决定掉头向东，从如（皋）海（安）封锁线西部过如海线，经如皋、紫石、东台农村，直插台北。经快速行军后，队伍驻扎在公路西边休整。这一条路线，要通过如海、通扬两条运河和如海、海（安）李（堡）两条公路的封锁线。一天，大约在葛家桥附近，部队在如海河上搭好一座浮桥。行动时，先头部队在一位团长指挥下，已经过去了一小部分，突然被对岸敌人发觉，打起枪来，密如雨点的子弹不断扫射过来，使得未曾过河的大部分人根本无法通过，只好往回撤。这时，我身背装着黄金的皮包，随着大群散乱的队伍，往西南方向回撤。逢沟过沟，遇河涉水，自己不断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掉队，务必要拢住挑夫，一定要跟上队伍。这样，紧跑了几个小时，直到天色微明，才到达了事先约定的比较安全的集中地点，进行休整。统计了已集中的人员和失散未归队的人员，我这时才发现夜里一起走的都是其它县的队伍，黑夜里只顾向前赶，根本无暇弄清是哪一部分的。于是我立即找到靖江队伍，总算回到集体的怀抱，一颗悬着的心才定了下来。

这时，与我同行的陆继文同志已走失，没有归队，我成为孤身一人。我坚定思想信念，只有完全依靠组织和领导，才能完成这次押送任务。这以后，经北撤指挥组织研究，北撤队伍要更精干、精简，能不带的东西尽量不带，以小股分散行动，并决定绕道如皋东部从九分区境内沿海边北上，直去台北（大中集）。在这总的原则前提下，北撤组织决定，为减少目标，（特别是10多名挑夫挑着白色包装钞票的布袋十分引人注目），仍由我将封闭押运回靖江，我随身携带的黄金皮包则交由分区来靖江工作的科长毛君宜同志（他和我一直同行，也要回分区）带去。我和挑夫们依靠秘密交通线一站接一站地往回赶，历经紫石、泰县、泰兴、如皋等县境，在到达靖江东部后，经当时华中银行靖江办事处靖东分理处主任田西畴同志安排，将这批钞票就地打埋伏。处理好后，我便返回驻在靖江西部的华中银行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