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28日，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组织上决定，金库只留少数同志（当时留下的有会计忻元英、出纳陈震、夏华及警卫员两人）携带少量现金随同机关行动，其余人员携带所有现金、黄金、白银、粮草证等，一齐上海船下海，在海上打游击。岸上船上保持着密切联系，部队所需现金、黄金、白银、粮草证等，都从海上金库提取。当时，上海船的有会计科副科长林志远、金库副主任X X X（老红军、淮南人），郭澄和我，还有几个警卫员。

12月底，我们从八大家出发。出发前准备足了淡水、粮食、油、盐等。特别是带足了淡水，在海上生活不能一日无水。因人多，淡水用起来很快。船上有船老板夫妇、船老大、船老二，连金库的人员共10多人。记得初上船的时候，刷牙、洗脸、洗脚都用淡水，虽然很节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舱水还是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将船靠近海边，由船老大、船老二和我们的同志在冰天雪地里跑了20多里路，才找到淡水，运到船上。搞水实在不容易，为了节约用水，以后除供应吃和少量刷牙外，洗脸、洗脚就不供应淡水路。为了照顾女同志，仍供应少量洗脚水。在船上，吃的也很简单，每天饭、粥、咸小菜，从来吃不到蔬菜。

在海船上，规定不能在甲板上活动，人整天坐在船舱里，这主要是为了阻止暴露目标。如被敌人发现，就要遭遇敌机空袭，也可能遭到海盗抢劫。总之，大家的警惕性都很高。

每天有两次潮汛，当海潮到来时，海水向上冲一丈多高，船颠簸不停，如遇上大风，简直要翻船。除了船老板夫妇、船老大、船老二能顶得住外，金库所有同志开始先是呕吐，后就晕倒，甚至不省人事。身体强壮的同志，经过几次风浪的锻炼，逐渐适应；可是郭澄和我始终不能适应，每天都要晕倒，不省人事，也不能吃喝。

在船上，坐在舱里无事可做，就抓紧时间学习，如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毛主席有关著作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还定期过党组织生活，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记得有一次，我见金库副主任同船老板夫妇有说有笑，谈得很投机，认为他政治警惕性不高，在党小组会上，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实他是在联系群众，做群众工作。因为在我们周围，群众就是船老板夫妇和船老大、船老二，只要把他们的工作做好，我们在海船上就有依靠了，这正是他政治警惕性高的具体表现。

3个月海上生活快要过去了。从八大家出发，到达弶港已是1947年3月份吧。1947年3月下旬，一分行派来施泽、秦介之两同志，到海船上接替郭澄和我的工作。我们将工作移交后，到弶港一上岸，首先理发、洗澡、换衣服、洗被子，这时才发现身上、头上，已经生出了许多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