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南通地区也和全国一样，解放区不断扩大，敌人的“扫荡”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由于形势好转，海上金库便又合并到陆上金库里来了。但由于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华中币的流通阵地也就随之扩大，因而华中币的流通量也相应增加，金库中经常有五六十个蒲包的钞票，如要移动，就需要二三十个民工来挑，而一时要找这么多的民工，有困难，而且长长的民工队伍管理也不容易，如遇情况更难应变。银行决定设立一个隐蔽的保管点，不对外办公，只供银行存放现金。银行和区乡干部联系研究，选定了一处群众基础好，交通方便的地方。地点确定后，决定由曾克石同志负责，我去协助。一天晚上，银行用一条小船将钞票和我俩送往保管点，那是一个临河的草屋园基，住有四五户人家。一位乡村干部作为照顾和联系人，他的家与我们住的地方也只相隔100米左右。进点后，与乡村干部和农民闲谈，了解到这里1940年便解放了，人民拥护新四军，早已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军属多、干属多、烈属多的三多地区。保管点附近都是贫雇农，他们也非常关心我们，从田里拔点青菜或下小海回来，总分点给我们，钱都不肯收。50年过去了，这里叫什么地方已经遗忘了，只知道在刘家庄向西，蔡家桥向北偏西的地方，在当时的条件下，水陆交通还算便利。

在那里比较安稳地住了一个多月，大约在清明节左右，国民党军队妄想趁青纱帐尚未形成之时大“扫荡”，还乡团也下乡骚扰，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方部队、专署、银行也大批转移，银行通知我们就近分散打埋伏。同时为了加强领导，派来出纳科长龚殿伦和警卫组范宝林具体帮助联系区乡干部，落实反“扫荡”措施。

这天，在我们住地东南方向三四十里路的掘港镇，据说增加了大批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在街上耀武扬威。下午又听说在我们西南方不足廿里地的丰利镇，也来了大批国民党军队，向镇外打枪打炮。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决定当晚转移。

约二更左右，乡干部找来两条小船，派了4位民兵到保管点，我们立即将钞票装上船。龚、范两人在一条船上，曾和我在一条船上，小船似箭一般向前飞去。这时掘港、丰利两处国民党军队用探照灯不停地向四面照射，有时也照到我们船前船后，但我们照常航行。有时他们打信号弹，我们也不理睬。船行了一阵，停了下来，一位民兵上去和岸上民兵联系，得知前面蔡家桥无情况，船就继续向南航去。大约走了五六里路，龚科长坐的小船折向东边一条河中航去。我们继续向前，又过两道东西向小河，也转向东小河航行。这里河港多，草荡多，人口稀少，住的都是来垦地的佃农。航部多远，便在一家屋后停下，民兵上去联系，即带一农民上船来，我们便拎出两蒲包钞票托他收藏好。就这样，小船向东、向南、向北，在人家屋后或屋左屋右停下，将20多包钞票分散存放在农民家中，既没有办保管手续，也没有打保管条子，只是民兵说某村X X X 就行了。我们4人也没有再集中，便分散跟随民兵住宿打游击了。

第二天，掘港方面“国军”和还乡团从东边向北包抄过来，而丰利的“国军”和还乡团分两路向东南包抄过来，其南边一路走蔡家桥奔苴镇去长沙，沿途还乡团向两侧的乡村中搜索，杀人放火，拖牛羊，捉鸡鸭，弄得哭声遍野。我们4人分散由民兵带领，走小路，过暗坝，转移到比较偏僻的地方，安全避过了这次“扫荡”。

过了两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到启海“扫荡”去了，还乡团龟缩在据点里，一切恢复正常。我们与乡干部联系，仍由原来4位民兵用两条船分头取回所寄存的钞票。几十蒲包钞票无一受潮受损。农民们见到我们都非常高兴，互祝平安度过这次大“扫荡”。在谈话中，发现他们都把保护革命财富看成是至高无尚的光荣，把革命财富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有的在自家的灶后柴堆下挖了坑，有的在水缸底下挖坑，有的在羊窝或牛棚内挖了坑，也有在草堆下挖个坑，还有在菜田里挖个坑埋好钞票再种上菜。为了防潮防湿，将家中很宝贵的油布包好蒲包。他们说你们走后我们连夜搞到天亮，吃了早饭就跑情况，直到晚上才回家休息。他们冒着被抓、被打、被杀、被烧的危险，保护了革命财富，其精神是多么可贵可敬！这种崇高的革命品质永远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