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我被分配到华中银行靖江办事处工作。从此踏上了银行工作的路，一走就是30年，华中银行是第一站。

当时，华中银行靖江办事处设在靖江季家市东街。主任曾萍，后增加魏太来、高杰副主任。业务股长严明，会计股长李慧，出纳股长张铭功。其主要任务：一是代理金库负责各项财政收支；二是排除法币，发行华中币；三是贷款给猪商，到江南购买黄金。我是工作队长，工作队的任务是：一是在市场上宣传排除法币，发行华中币；二是发放小本贷款。办事处人员办公和住宿，都在季家市镇上。

同年6月，我被派到靖东的新港设立兑换所。其任务，主要是与税所配合，对镇上和进口船只宣传兑换法币，建立华中币阵地。

从6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向解放区进攻，苏中七战七捷后，我方主力部队北撤，敌人占领了交通线，把靖江划分为东西两半。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建立了靖东、靖西两个办事分处。我任靖东办事分处副主任，主任杨宗琦，会计钱季朋，出纳陈步先，还有几个外勤人员。下设西来镇、新港两个兑换所。办事分处地点，在西来区的朱墩义港。其任务仍然是：发行华中币兑换法币；发放大量贷款给猪商，到江南购买黄金；发放小本贷款。11月份，靖江环境恶化，县办事处通知撤销靖东办事分处，把账结好交给税务分局。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动员回家。留下人员，撤到靖西办事处报到。

我们留下的人员，通过季家市与黄桥之间的公路封锁线，到靖西候河区华中银行县办事处报到。1946年11月底，上级又通知，华中银行办事处解散。对人员的处理提出3种办法：一是回家乡坚持斗争，待形势好转再北撤去一分行（当时一分行在台北）；二是暂时到江南找关系打埋伏，待形势好转后再回来；三是化装成商人，乘里下河的小船北撤去一分行。大部分同志都选择第一种办法，我也是其中之一。选择第二种办法的有吕高杰、钱季明、丁燕松等人。第三种办法，无人选择。

12月份，我回到家乡靖江孤山区，组织上安排我参加区委领导，以区委委员的身份，负责东北战区，即面对季家市据点的战区。当时区委书记徐梓人，副书记蒋一诚，区长王鞠（后在坚持斗争中牺牲）。我们战区的任务，主要是锄奸、收集情报和对敌人骚扰。当时环境非常紧张，敌人经常进行梳头式的“扫荡”，我因人熟地熟，尚能坚持斗争。到了1947年2月份（农历正月半前后），环境更加恶化，还乡团纷纷回来，敌人沿界河（靖江与泰兴、如皋分界的河）通道筑起了据点。我区干部没有办法，只好撤到界河以北，城（泰兴城）黄（黄桥）公路以南地区。

敌人频繁“扫荡”，形势非常紧张。起初我们区乡干部还在一起，后来经过敌人几次“扫荡”，都被打散了。最后，我们一伙10多人，在“扫荡”中偶然走到了一起。其中有区乡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我记得有候河区的区委副书记，有孤山区的一位姓沈的干部，有中学教师何健民，他是我中学时代的生物老师。有一天，敌人分10多路向城黄路南的中心区大“扫荡”，我们伏在田野里一个干沟内，直到太阳将落，敌人从干沟西边小路上撤退。第二天才知道，泰兴独立团的路南大队，区乡干部和交通站，都已撤到路北。大家商量，认为路南不能再蹲下去了，今晚无论如何要撤往路北。但人地生疏，情况不明，怎么撤呢？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分三步走：第一步，下午慢慢向边区靠拢，在离公路10里左右停下来；第二步，待太阳落山后，再向公路边靠拢；第三步，到公路边庄子捉铁叉队带路（当时敌人在公路两边庄子上强迫老百姓手持铁叉，为他们站岗放哨）。就这样，我们按计划行动。约在晚上9时许，到达公路边的庄子，碰巧捉到一个站岗的铁叉队员。这人是矮个子，他说：“我是好人，是贫下中农，是织布匠。”我们说：“不管你是好人坏人，只要你把我们带过公路就放你，你调皮就敲掉你。”为了防止他逃跑，用绳扣住他的腰部，后边牵着。这人路很熟，带我们绕过庄子到达公路边。敌人对公路封锁很严，约一华里左右就设一个哨所，两个哨所之间，大电筒不断地探照。前进到公路二三百米处，我们只能爬着前进，敌人手电一亮，大家伏下来，手电一熄，再向前爬一步。当时地上土是冻的，不少同志手上多处划破出血。过了公路，把铁叉队员放了，我们就直向北奔跑。有位中学教师面对这种场面，吓得两腿发抖不能自主，硬是靠人架着他跑。向北跑了一里多路，面前一条河挡住去路，河里还结着薄冰。我们毫不犹豫，脱下棉裤棉衣涉水过河。待到河中心，河北岸有人拉机枪问我们是什么人？我想碰到敌人反正是死，回答他们是北撤干部。他们听到我们是北撤干部，立即迎上来，把我们带到一户人家，给我们烤火取暖，烘干衣裤，原来他们是守河的民兵。他们说这里还很危险，向北再跑5公里才安全，当即便带着我们向北跑。

过了城黄公路后，我们就在如皋城至泰兴城的公路以北，姜堰至海安的公路以南的中心地带，由西向东流浪。当时敌人有个主力团，叫306团（群众称它奔丧部队），正从如皋到海安之间的中心地带拉开一个大网，从东向西“扫荡”，到泰兴宣家堡镇，再回过头来从西向东“扫荡”，来回反复，十分猖狂；地方上还有还乡团骚扰。我们根据敌人“扫荡”的规律，从敌人的枪声和群众跑反情况来判断敌人的动态，有时从敌人的网眼里穿过，有时从敌人的网边上擦过。有一次，我们住在姜（堰）黄（桥）公路的中心，顾高庄以东的一户独户人家家里，那天大家凑钱买了几斤猪肉开荤，正当开始吃饭的时候，敌人来了。大家舍不得到口的猪肉，耽误了一点时间，敌人已到了住处的东边200多米处，好在有条小沟挡着，不能直接过来。我立即通知大家快跑，一刻儿，大家以最快的速度扑入大门西边约两米远的干沟。在我们出门时，敌人的冲锋枪子弹像下冰雹似的落在我的身边，幸好没有伤亡。到干沟后，同志们以最快的速度逃出敌人的射程，一口气跑了10多里路，又从敌人的网边擦过。待敌人走了，晚上又回到那户人家，把剩饭剩菜吃光。这种度日如年的流浪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地坚持着。大家认为一定要找到组织，如果找不到组织，不但姜曲海封锁线过不去，我们恐怕还要埋骨此地。约在4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海安雅周庄一带遇上了地委、专署机关。秘书长倪浩堂叫我们跟他们移动。回想一个多月来流浪生活的辛酸苦辣，见到亲人，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有说不出的高兴。

几天后，倪浩堂通知我们，今晚要过姜曲海封锁线，叫大家做好准备。将近傍晚，北撤人员要集中到离公路10多里的地方待命。这批人员中，大部分都是区乡干部，还有一部分伤员用担架抬着。两只渡河的小木船，也是从10多里外抬去的。10多里路平时跑起来很简单，但这200多人的队伍，走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天漆黑，路不熟，碰到过桥，后面的人就停下来，等待前面队伍慢慢过桥。后年的过了桥，要追上前面的队伍，得跑步猛追。这样停停奔奔，经过了好长时间才到河边。过封锁线的地点，是在曲塘以东，胡集以西。公路在河北，先渡河才能过公路。一条小船只能装几个人，过河的速度很慢很慢。待过了河，再过了公路，就顺着一条小路向北直奔。小路的每个拐弯处，都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支点着的香，黑夜里大家就沿着香的一点亮光向北奔跑。直到上午8时许，终于到达南莫庄，吃了一顿香美的午餐。

我心目中还是想念华中银行，一心要找到一分行，所以，几天后我就继续过海安至安丰的封锁线直区台北。当时一分行的活动地在台北以东的大桥口、潘家撇一带，几经辗转，待到一分行时，已经是4月份杨柳绿、菜花黄的季节了。从靖江到一分行这一短短的历程，虽然吃尽人间之苦，闯过了多次死亡关，但终于回到了娘家，真是欣喜若狂、兴奋无比。当时一分行行长余清波，还有黄如之、江鸥（季云峰）、易平、杨柳青、明朗等人，都热情地祝贺我安全到来。

约在1947年6月至7月间，江海公学要干部，我和黄如之同志一起调去。江海公学驻地在盐城东海边的龙王庙，校长是吴天石。我和黄如之，都分配到会计队工作，会计队队长蒋诚，指导员黄希（如），我担任组织教育干事，协助队长、指导员工作。黄如之教银行会计，虞磊教商业簿记，区强教经费会计。学员中有不少以后成为银行的骨干，如一分行的龚婉露、周介瑾，扬州中心支行的张瑞，南通的马伯功等人。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扫荡”，财政收入减少，大米运不过来，生活很艰苦。吃的是大麦和玉米糁儿，有时一天三顿稀饭；只发油盐费，不发菜金，吃菜靠自己种；不发日用品，洗衣服用草木灰泡水当肥皂；学员听课在打谷场，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当年10月，我调往泰兴县华中银行。

华中银行泰兴县办事处主任由财经局副局长申锡相兼任，我是金库副主任。华中银行除金库外没有其他机构。金库会计蒋国喜，还有两个出纳员，一个调研员，一个挑勤员。当时全国形势已开始由防御转入反攻，但泰兴的形势仍很紧张，敌人经常大“扫荡”，我们每晚都要移动宿营地，有时一夜要移动两次。金库的任务是负责财政收支，每天要把各税务分局交来的款项点收整理好，对国民党的法币及时整理好，再交税务部门通过商人带到江南去购回黄金或军需物资。因敌占区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对法币多留一天，就要多一份损失。黄金要验好成色，秤好份量，封好包，再用土布条子包好缝好，系在腰间，每条100两左右。对华中币要点好、整理好贴好封签，用土布袋装好缝好，夜里打埋伏在贫下中农家里。情况紧急时，有时埋在野外新的坟堆里。遇到晴天，还要把埋在野外的受潮华中币拿出来晒干。金库本身只留少量华中币，以一个挑夫挑得动为限。部队和党政机关，要用大笔款项 ，需事先通知，待夜里把款子提出后再支付。黄金数量多了，就上缴一分行。当时我们的活动地点，是在城（泰兴城）黄（桥）路北，姜（堰）泰（泰州）路南，宣家堡以东地区。我记得当时住过的庄子有北新街、顾庄寺、尼姑庄（音）等地。最后在宣家堡东边的庄子上过的春节。

1948年2月，我被调到如皋银行办事处任金库副主任。这时如皋形势比泰兴好一点，银行机构也比较完整。办事处主任赵醒吾，会计股长鞠正林，调研股长徐冲，江海公司经理陈哲民，鄂家岱支店主任朱志强。如皋银行和江海公司是一家，我们活动的地点，以鄂家岱为中学，常驻地有横家岱、小朱家庄、賁家巷、张庄、石桥头等地。

约在当年4月，县里决定要我带一个工作组开辟如皋河东三角地区金融贸易阵地。所谓河东三角区，是指如城到石庄公路以东；石庄到平潮的公路以北；平潮到如城的公路以西的三角形地带。这地区是我方金融贸易从未开发的处女地。当时敌我形势：南面有石庄、姚家桥、新坝、平潮敌人据点；东面平潮向北有白蒲、林梓、如城据点；西边靠我方中心区，吴窑、磨头平时没有敌人，只有大“扫荡”是才设临时据点。我方区乡都建立了政权机构。工作组成员中有王瘦石、陈光华等人，我们先到如皋的下原镇、李家桥，后到郭园镇，并把郭园镇作为基地。郭园镇西距石庄据点12华里，东南距姚家桥据点6华里左右，离敌人据点都很近。选择这里作基地，主要是靠河西中心区，既便于物资运输，同时遇到敌人大“扫荡”，能迅速撤往河西。我们的任务：一是排除法币，建立华中币阵地；二是通过小商小贩用蚂蚁搬泰山的办法，把猪、油、酒贩往新坝，换回军民所需物资。新坝是一个农村小集镇，但当时却是敌我双方控制区域的物资交换市场。南通商人把工业品运到新坝，我方的商人把土特产也运到新坝，进行交换，曾繁荣一时。我们在郭园镇上设立兑换所和收购点，兑换法币和收购工业品。收购的物资，组织民兵运往河西。局面打开后，建立了江海公司河东支店和银行兑换所，由王瘦石、陈光华负责。敌人虽经常“扫荡”，我们对这种生活已习以为常，对敌人的活动规律也比较熟悉，故每次都有惊无险，也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

1948年9月我调任如皋江海公司经理，回到河西。银行主任赵醒吾8月份调离如皋，黄希穆同志调任如皋银行办事处副主任。当时形势大大转好，银行和公司都迁到西来镇附近农村。在西来镇上设立了银行兑换所和江海公司门市部，以兑换法币和收购军需民用物资。在农村，我们用高粱折价贷放给猪商，贩猪到江南购回黄金和军需物资。在西来镇附近，还发放了一批小本贷款。

1949年元月27日下午4时左右，得到消息，如城敌人已全部撤走。我们和县直机关一起进城，进城后，已经夜晚，银行人员就住在国民党如皋县银行旧址。第二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我们和县直机关人员一起，在县政府钟楼内院开了庆祝会，庆祝如城解放，并进行了团拜。进城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接收国民党的银行。当时有如皋县银行，江苏省银行，还有农民银行，这几个银行的财产，仅剩办公桌椅和一些办公用品。第二件大事，就是建立市场秩序，稳定物价。年初二在如皋县银行楼上召开了如城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我记得参加会议的人士中，有潘一尘、邵竹琴等人。会议由黄希穆主持，主要是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并要求他们尽快开门营业。经过反复教育协商，工商界人士答应在年初五开门营业。江海公司也迅速将农村和季家市的物资运来如城，供应市场。

当年2月份，黄希穆随军南下，我担任银行办事处副主任兼江海公司经理。办事处业务股长朱志强，会计股长戴文忠。当时银行除金库工作外，尚未开办业务。为充实银行和公司的干部力量，2月份招收了20多人，办了两个月的短训班，结束后，都分配到银行和公司工作。江海公司本部在东街原国民党的法院里楼上办公，楼下设立营业部，经营五洋纱布。在北门毛猪厂旧址（即后来的肉联厂所在地）设立粮饼部，经营粮食油饼。江海公司的任务，主要是组织货源，调剂市场，平衡物价。5月份，杨宗俊同志调任如皋办事处主任。6月1日，华中银行如皋办事处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如皋支行，华中银行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战火中诞生的华中银行，虽历经沧桑，但它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为党的事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忆往事，虽然已经模糊，但我伴随着华中银行成长、战斗的历程，永远铭记在心，我走的这段路程，永远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