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是华中银行成立50周年。半个世纪的风云，奔来眼底，涌满心怀。华中银行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在华中地区建立的金融机构。1946年，自卫战争爆发后，“一切为夺取战争胜利服务”。这就使华中银行具有战时的金融特点，担负着一些特定的任务。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华中银行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华中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金融骨干。而这与金融战线上的老领导、敬爱的邓克生行长也是分不开的。

邓克生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对同志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热情关怀，对党的事业勤恳辛劳，鞠躬尽瘁，赢得同志们的尊敬与爱戴。我曾在他领带下工作过，鲜明地刻印在我的心头。

那是1946年的8月，苏中大地自卫战争正紧张地进行着。炮火连天，硝烟滚滚，敌人已占领如皋城。华中银行一分行（行长邓克生）已从如城撤至台北县大中集镇。因战争开支浩大，部队需要随时支取现金，为此，一分行于8月初组建支前供给站。负责前方部队现金供应，负责人禹光（一分行人事科长）、徐立之、薛亚颐等三四人，配有警卫员4任，地点设于华中银行东台办事处内。当时敌机不断在东台城骚扰袭击，东台城最繁华的彩衣街是公营江海公司所在地，遭敌机轰炸受损。禹光同志考虑供应站财物的安全，决定叫我用木帆船装上现款带3名警卫去乡下隐蔽，晚间返城边办公。这样，我与警卫员就住宿于船上，早晨离开，晚间返至城边，为前方部队办理现金支付。一天，细雨蒙蒙，且已近黄昏，我估计敌机不会再来袭扰，即提早返城执行任务，岂料船刚离村，忽见两架敌机从东台城低飞、呼啸而至，在我们这条木帆船顶急转了两圈。警卫班长于得水惊恐地跳进河里。我急令在船其他警卫：“不准跳河，隐蔽船内。”敌机在离我们这条船几十米处，发现了另一条军用船。船上伫立着军马，舱内装着伤员。目标暴露，瞬时，震耳的机关炮，尖厉的呼啸声交织成一片。敌机肆虐扫射后军马倒毙，有几位女伤员牺牲于船岸间的搁板上。自此不到天黑，船不返城。

9月，夜间秋凉露冷。在船外付款往往又迟，由于睡在舱板上只盖一条薄薄的单被，着凉受寒，我全身发热。在这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又接家书：“母亲病逝”。母亲临终想要与儿子见面，呼唤我不已。徒添思母的悲伤，在心头怎么也难以抹掉，痛恨国民党发动内战，使我母子生离死别，辗转难寐。这样，病情加重，饮食不思。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城边行人已稀少，模糊中，突见邓行长带着一个警卫，出现在船舱口。我刚支起身，他随手将我按下，关切地询问病情及工作情况后，就对我谈起当前的严峻形势：两淮失守，海安未攻下，助理北撤后，东台也将放弃，这样苏中不久将成为敌后，要准备艰苦战斗环境繁荣到来。你现在不可悲伤，要振作精神，准备投入新的战斗。这里工作不久要结束，你要另行分配······说着，从警卫员手里拿过病员伙食费交给我，一边摸摸我发烫的额头，叮嘱说，明晚有医务人员来船诊治，叫我安心。说完他露着疲惫的笑容与警卫员踏着搁板上岸走了，留下了领导对一个普通干部（我当时为股长一级）的深情关怀。由于当时苏中战争形势已趋于紧张，党、政、军、财经领导正连续于夜间开会，研讨苏中即将成为敌后的应变重大决策。邓行长也正在参加这些会议，他要在金融战线上贯彻执行保障供给，支持战争，稳定物价，紧缩通货的各项方针，肩负重任，够紧张地啦！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生这样一点病，却惊动了他于晚间从百忙中抽空来看我，耐心地向我讲述苏中所处的骤变形势，要我为迎接新的战斗做好准备，想到这些，我的心潮起伏，久久难平。

更令我难忘的是，1950年4月，我去苏北分行开会，会议结束后，邓行长问到会的县级领导，个人有什么问题，需领导帮助解决？我鼓起勇气个别告诉他：我恋爱对象在三野廿九军野战医疗部门工作，不知能不能帮助调来地方工作？他叫我打报告，由苏北分行转给苏北区党委。这年7月，我又去苏北分行开会时，他又记起追问我：“上次调令发出后，情况如何？”我说“没有消息。”他毫不迟疑地叫我再打报告，他说他替我去区党委组织部与曾部长联系。这时我有些犹豫，凭我这样一个区区的县行领导，厦门还刚解放，部队正紧张地准备解放台湾，不应再麻烦组织，知难而退吧，他却叫我写了报告交给他。这年9月，对方突然来信告诉我：部队领导已找她谈过，让她转业到地方工作。很显然，不是邓行长直接关怀、联系，此事恐怕难以成功。感激、眷念之情始终萦绕心头。他体贴关怀同志，完全出于一片真诚，令人感动至深。

60年代邓行长调离金融系统，转到理论战线工作，但每次来南通，都不忘过去艰苦年代在他领导下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都要抽空接待。对40年代初就在一起工作的李坤馥老大姐，亲自登门探望。他这种谦和、诚恳的长者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干部亲切、体贴，但在思政政治上却要求严格。我于1944年11月分配到苏中行署金库工作，他在财经处（二厅）任秘书（团职），工作生活在一起。我感到金库成天与钞票、数字打交道，枯燥乏味，不太安心于这一工作，想如能调到苏中三分区我家乡一带做民运工作，那才神气。这时虚荣与光耀门楣的封建思想在作祟，当然与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容，结果被延长候补期两个月。延长期内，他找我个别谈话，他问我：“金库这钱是哪里来的？”接着面色严峻地说：“那是基层的同志不怕流血流汗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呀！你说这钱分量重不重？！”又说：“你做经济工作与数字打交道，只要看看四分区收入数字的变化就可看出反‘清乡’形势的变化。数字是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温度表’。经济斗争金融战线最敏感，可以从中得出一些体会，提高自己。革命就是各种具体工作的分工······”真是一帖猛烈的“清醒剂”；同时也是情的交流，心的沟通呀！令我惊醒出汗，对待工作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他在支委会上表态，使我如期成为正式党员。邓行长的谆谆教诲，令我受益终身！

“文化大革命”中，邓行长受到冲击，1974年秋，他还被关在“牛棚”里。我与马伯功同志正好去南京开会，相约去看他。我们还邀请他在秋凉螃蟹上市时到南通小住几天，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想不到最终却未能成行。1976年，突然传来邓行长辞世的噩耗，我噙着热泪从心底呼唤着邓行长：我永远怀念您，记住您对我的培养与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