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管理涉及诸多方面，解放之初的南通市人民政府、军管会着重抓了市场、税收、金融、物价等几个方面。

    一、推动商店尽快复业。南通城解放后，市政府、军管会在推动工厂尽快复工的同时，做了大量工作，尽快恢复市面买卖。市政府布置下属部门，宣传党的城市工商政策，动员纱庄、布庄、南北货等主要商店首先开门营业。但到2月18日，市面买卖仍未恢复。市政府、军管会分析了原因，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主要关键是伪金元券的问题。”2月2日，南通城解放当天，军管会工商部调查了本地物价，定出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与华中币的比价为55.5∶1，并为照顾实际困难，暂时准许金元券流通。“比价的原则根据新解放区原来的物价，与邻近各解放区的物价，两者相比而定出的比值。原则上为照顾南通的物产能卖出去，南通需要物资能运进来出售，使新老解放区与城乡物资能够交流，因此对农产品的物价可以定得高些，南通的物产如纱布之类可定得低一些……同时介绍各老解放区物价，供各业定价时参考。但是在过年以后，上海物价一跳三倍，比价无法掌握，长江又被敌人封锁，伪金元券不能去蒋区采购物资，商人也不愿要伪币，不愿开门复业。”于是，军管会多方研究，召开各种小型调查会，征求商店、小贩、工人等意见，决定暂时停止金元券流通，宣布原来比价不适用，重新参考老解放区物价。江海公司带头营业，公布牌价。2月18日，军管会召开各业代表会议，讲清政策，再度动员。在市政府、军管会过细的工作下，2月19日，南通城各商店全部恢复营业。

    南通城市面买卖恢复后，市政府对旧商会进行教育改造，争取拥护党的知名人士，促其在恢复商业经营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要求商界转变经营方针，经营有利于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市政府布置经贸部门采用灵活经营方法，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土产经营，调节供求，活跃市场。6月9日，专署为适应新形势，便利南北物资交流，宣布开放沿江各港口。

    二、加强税收管理。南通全境解放后，税收工作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开始，基本上按老解放区的税种征收，同时又沿征了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旧税种。

    1949年4月15日，九专署和军管会联合规定：为平衡税务负担，凡新解放城镇未纳税的存货，必须一律向税务机关申请登记，按章纳税。5月28日，根据苏北行政公署电示，南通专署决定：鉴于江南大片地区已获解放，为恢复江北与江南两地间的物资交流，前禁止出口的各种货物一律开禁，免税出口，前禁止进口的货物，除毒品、赌具、反动旗帜外，一律准许进口，并规定自6月1日起取消进口货物税。8月5日，为加强对国家税收的控制，南通区利丰棉业公司奉令撤销，合并成立苏北棉业总公司。

    三、加强金融、物价管理。南通解放后，市政府、军管会接管了属于官僚资本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等在南通的分支机构。2月3日，军管会发布金字第一号布告，明令规定华中银行发行的华中币为解放区的合法通货，对金元券及其辅币，准许暂时按规定比价流通，绝对禁止银元流通及私自买卖。当时，华中币与金元券的比价为1：55.5。因上海物价飞涨，影响到南通城买卖复业，2月18日，军管会调整华中币与金元券的比价，并决定暂时停止金元券流通。为照顾贫苦群众的困难，市政府、军管会决定用收兑的办法使其生活不致马上困难。收兑的对象规定八种对象：一、工人；二、小手工业者；三、苦力；四、车夫；五、生活苦的小商贩；六、教职员；七、店员、学徒；八、生活困难的贫民。同时规定，在5天内，一人只准兑换一次，以3000元为限；收兑的金元券与华中币比价，照当时本地物价对比，应为1∶4，但为照顾贫苦群众的困难，订为1∶6。并向群众说明，比价“不可能再增加，因比价太高就等于压低了华中币，会引起物价上升”，且不能达到排除金元券的目的。对群众遭受损失的，市政府通过发救济粮与小本贷款来补救解决。

    为照顾新解放城镇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贫民生计，华中银行九分行于当月在南通市区(包括郊区)，发放小本商业贷款1.8亿元。

    2月中下旬，南通发生解放后第一次物价大波动，米价上涨6倍，棉布上涨3.5倍，其他商品上涨10~30%，20天中南通市物价平均上涨59.6%。这次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南通刚解放，滿目疮痍，市场萧条，物资奇缺，不法商人囤积居奇。九专署、军管会采取果断措施，规定客商不得自由抢购，采购必须通过江海公司；工商部成立采购委员会，从泰州等地调进大米6000担投放市场；同时将大生纱厂30%的棉纱有计划地供应市场，40%的棉纱配给纱庄零售给城郊手工业机织户。这些举措有效地打击了企图操纵市场的投机商贩，市场物价趋于稳定。

    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南通支行成立，南通地区一律由华中币改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人民币与华中币的比价为1：100。因人民币运来较少，故两种货币同时流通。直至年底，才陆续将华中币收回，市场上统一流通人民币。同月初，一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从无锡等地大量收购银元，去上海出售，使银元价格一天上涨两三倍，大米、面粉、纱布等价格也随之上涨。南通地区也受到波及。每石粳米由5000元（旧人民帀，新旧人民帀比价为1：100，下同）上涨到41000元，上涨7.2倍。此为南通解放后第二次物价大波动。南通专署发布布告重申，严禁使用银元或携带银元出入，严厉取缔囤积投机，封闭银元市场，取缔金银买卖；并采取抛售棉纱棉布米粮、调剂物资、紧缩银根等措施；对极少数严重违法犯罪的投机倒把者，依法予以制裁。苏北贸易公司南通支公司粮食部根据市政府指示，向市场抛售米粮4500石，并对城区职工、贫民配售大米1360石，中白米从每石41000元跌到28500元。政府采取的措施有效地平抑了物价，保证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商业的健康发展。

    人民银行南通支行成立后，当即开办了整存整取折实储蓄，存款按原华中银行所定利率：1～3个月月息3‰，4～6个月5‰，6个月以上8‰。当时物价波动，货币存、放款利率均以物价升降为变动依据，从本市实际情况出发，参照沪宁线行市制定。同年7月15日，增办零存整取储蓄；7月22日，增办活期储蓄（8月停办）；9月增办整存零付折实储蓄。

    南通军管会、人民银行南通支行切实加强对金银的管理。1949年2月3日，军管会发出布告：“绝对禁止银元流通使用及私自买卖”，南通银行据此开展对金银的管理工作。金融管理部门取缔了36家改头换面的地下钱庄。当时，南通市区对黄金收购除有需要时挂牌收兑外，平时概不挂牌，各县也暂停买卖。如群众确有困难要求收兑者，按银楼价稍低收进，但成色不足九成的不收。银元禁止流通，限期收兑，如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一经查获，按苏北分行统一牌价7~8折强制收兑。自1949年3月1日起，银行正式开始收兑金银，黄金牌价每两华中币460万元至540万元，银元每枚华中币2万元至5万元。1949年6月，人民银行南通支行营业部设立专柜开展门市金银收兑业务。6月10日《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后，人民银行南通支行加强银楼管理，取缔金银违法活动。并组成金银饰业管理委员会，推动26家银楼、银摊进行转业。少数转业确有困难的，经银行批准允许登记，按指定地点暂准出售银饰存货和来料加工改制，不得经营金饰品的加工和包金饰品，不准从事金银买卖；并定期向人民银行报送存银统计报表。对发生违反管理规定或暗中从事金银黑市买卖的，一经发现，立即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