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协助配合韩铁心初步打开如泰地区局面后，汤士伦、汤士佺兄弟来到了大上海十里洋场。这时，已是秋末金风送爽的季节。

　　在省委工作，一个县级干部、一个区级干部一般不需要“领着跑”，而是“跟着走”就行了。但是“跟着走”必须有个前提，“看得清”。也就是要认人、认路。不能盲目地“跟着走”，那可能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进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武装斗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特征，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总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在这里，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共产党不可能经过合法斗争来教育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就必须坚持主要是在农村区域进行革命战争。

　　回顾在如皋前一阶段走过的路，汤士伦感到很欣慰：

　　从吴亚苏、徐芳德开始的游击小组（自己曾经参与），到吴亚苏、汤士伦成立红军游击队，再到最近王玉文、韩铁心组建如泰工农红军（自己也曾参与），这一步步走得坚定而踏实。

　　回顾历史，汤士伦进一步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农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应当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繁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地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正确地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1929年3、4月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新的军阀混战爆发，敌人内部矛盾激化，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加快。

　　通海如泰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和武装游击队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

　　1929年11月中下旬，省委在上海召开了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这是汤士伦兄弟第一次参加这样规模的会议。

　　当然，不仅是参加，还包括与通海如泰等地区领导人的联系、对会议的服务、保卫工作等。

　　党中央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领导参加会议并作政治形势、军事问题、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等报告。省委书记李维汉作省委工作报告，陈云作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

　　通海地区负责同志李超时和刘瑞龙参加会议，汇报了通海如泰地区的工作。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听了很感兴趣。

　　省二大后，党中央同意省委建议，决定在苏北通海如泰地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

　　随后，李超时、王玉文到上海组建红十四军驻沪交通联络办事处。

　　省委成立红十四军的几乎所有的相关事宜，王玉文都是通过汤士伦兄弟来完成的。因此，在省委领导和机关干部同志眼中，汤士伦、汤士佺也都是红十四军中的一员，似乎成了红十四军的“副官”。

　　一直到1931年敌人抓汤士伦、汤士佺，定他们兄弟俩的身份也是红十四军“副官”。两人牺牲后一段时间，烈士身份明确为红十四军干部。人们几乎忘记了汤家兄弟分别是如皋县委书记、江安区委书记的真实身份。

　　其实也有一定道理，请看红十四军一师的指战员，不大多是来自如皋的干部和农民群众吗？

　　确实，汤家兄弟也为红十四军做了不少工作：护卫省委领导与军队干部会面；为部队伤病员联系医院治疗，购买枪支弹药……

　　汤士伦和汤士佺刚到省委工作时，主要是从事宣传工作。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宣传口径，汤士伦、汤士佺写了大量的标语、传单。只是把过去贴在乡村地主豪绅家门墙上，变成了上海马路边高楼大厦的墙壁上、电线杆子上。

　　起初是夜里出来贴标语，一人涂浆糊，一人贴标语。有好几次，遇到敌人巡逻队，差一点被抓住。

　　夜里出来有危险，就改在白天干。为了造声势，多次到车水马龙的南京东路上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以及剧场、影院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

　　有一次在南京路上的一家电影院二楼，正逢电影放映结束，灯光还未开时，汤家兄弟迅速地把大量传单从楼上撒下去……随即飞跑到楼下……这时，全场灯亮，传单还在空中飘。他们也跟着广大观众一起捡传单，并拿着传单大声念出来：

　　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推翻蒋介石的独裁政府！

　　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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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三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走出来，革命事业开始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

　　从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明显的好转。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更没有形成高潮。

　　虽然这期间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敌人对革命势力的防范还很严密。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一些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主要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提出的（史称“立三路线”）。

　　1929年底，党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争论无法解决时，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

　　1930年3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在这期间，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的工作实际由李立三主持。

　　李立三等人在错误思想的主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1930年7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受其影响，江苏省委和通海特委对红十四军提出了为配合南京暴动，“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等地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冒险计划。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进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认为李立三他们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

　　何孟雄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一直遭受打击。

　　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他们采取措施，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

　　1930年9月，朱德、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遵照中央指示再度攻打长沙不克。便撤离长沙，去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10月4日打下吉安后，又占领了附近的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左”倾错误有所抵触。

　　然而，抵触的结果是，何孟雄被撤销江苏省委常委职务，降职使用，先后改任上海沪西、沪东、沪中区委书记。

　　何孟雄抵制和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提出革命斗争要“以农村运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在受到撤职处分后，何孟雄于9月向中央写了2万余字的《政治意见书》，要求中央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指出它“多半脱离群众，离开列宁主义路线”。

    12月，在周恩来、瞿秋白等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央作出《关于何孟雄同志的决议》，确认他的《政治意见书》中关于反对“立三路线”的观点一般是正确的，撤销了对他的处分。1931年1月，何孟雄等18人反对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控制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党内发表了《告同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