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文回到如泰地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与和李超时、何昆等领导商讨红十四军建军仪式。

　　此间于1930年2月，在通海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第一大队已经成立。

　　何昆自2月中旬到如皋后，即着手组建红十四军军部，强化部队军事建设。明确红十四军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任务。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设立政治委员制度。明确规定红军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三大任务。掀起练兵热潮。将月饷由六元减为三元。加强地方赤卫队建设。

　　如泰工农红军已经完成了地方部队向正规红军的转变，已经具备了建军的条件。

　　1930年4月3日，晴空万里，风和日丽，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军部在如皋西乡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建军大会。

　　正当井冈山星火燎原、大别山红旗漫卷之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如皋、在江海平原诞生了，这是江苏境内唯一一支中央序列的红军部队。

　　筹备工作就忙了好几天。由王玉文发展的党员王长生，主要是为王玉文、韩铁心、于咸等县委领导传递情报，是他们的交通员，同时担任赤卫队大队长。他听说要在贲家巷召开建军大会，就带领一帮子赤卫队员忙着借桌子、搭台子、贴标语、站岗放哨，做好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还动员各家各户烧好开水，送到会场。

　　天刚蒙蒙亮，精神焕发的红军将士，以及来自江安、卢港、石庄、磨头，还有泰兴的古溪、黄桥等方圆七八十里内数百个村庄的赤卫队员、农协会员、妇女会员、少先队员约万余人，身着盛装，高举红旗，带着大刀、梭标、洋枪、火药枪、铁叉，拖着水桶粗、丈把长的土炮等各式各样的武器，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贲家巷庄西头路北的大皂荚树上和东头一棵高大的白果树上，都升起了巨幅红旗。

　　广场正中搭起的司令台，是用四部牛车拼起来的，牛车上放着门板，门板上再放上两层八仙桌子。

　　因场面太大，站在远处的人听不清，就在场内外分散摆着几十张方桌，几十个人站在方桌上，拿着王长生从家里找来做鞋子浆布卷成的喇叭筒子，大家你一声我一声地传达司令台上的报告内容。

　　11时许，建军仪式由通海特委委员、如泰中心县委书记王玉文主持。特委委员张辛在建军仪式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正式成立！”

　　宣告声中，一面鲜红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旗冉冉升起，在蔚蓝的天空中迎风飘扬！

　　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全场沸腾了！人们欢呼着、跳跃着！穷苦大众们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从此，他们可以不再忍受压迫剥削，可以挺直腰杆做主人了！

　　贲家巷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穷苦人沉浸在欢乐的希望中！

　　是呀，红十四军的成立，标志着通海如泰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更标志着革命的火种必将在通海如泰大地熊熊燃烧，化成燎原之势，烧毁一切旧制度，迎来日月新天地！

　　红十四军成立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在如泰大地轰轰作响，劳苦大众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纷纷携子送夫参加红军；地主老财胆战心惊，如临大敌，整日里坐立不安谋划出路。不少恶霸地主吓得纷纷逃到城里或大一点的据点去避难，有的甚至逃到上海租界去了。大小据点的敌人龟缩、撤并，夜里更是不敢露头。

　　国民党控制的上海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江北匪势猖獗。”南京国民党当局则惊惶不已，并调兵遣将，加强部署，积极准备对红军“围剿”。

　　在大好形势面前，王玉文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认真细致地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

　　王玉文有几条雷打不动的原则，是那种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型的。

　　一是依靠人民忠于党的原则。

　　二是如泰一盘棋的原则。两个班子，一支队伍。两县相互支持，取长补短。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有分有合。

　　三是军民一家人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十四军（一师）的前身就是如泰工农红军，如泰工农红军的前身就是红军游击队，游击队的前身就是农民群众，红军和农民群众就是一家人。

　　虽然如泰工农红军是以王玉文为主参与创建的，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把红军部队当作自己个人的政治资本或私人武装。

　　王玉文在与何昆的合作上，总是以军长的意见为主、为准、为决策，而自己则处在服从的位置，以配合为主。即使在一起研究商讨战斗部署时，王玉文也是注重学习军长的军事指挥才能。

　　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有明确的分工，一般不兼职。红军每到一地，由地方区委、支部负责安排食宿。红军每攻一个据点，同样由区委、支部组织发动赤卫队、妇女会、少年先锋队参战和支前。这些费精劳神的事儿，都由王玉文包揽了。

　　据1930年5月《通海特委报告——转发如泰工作情形》记载：“如皋已组织赤卫队5万人，和红军配合作战。”

　　心系苍愚比春蚕，总与人民共苦甘。1930年春荒，如泰地区的贫苦农民大都断了炊，不少人靠吃野菜芦草度日。此时，如皋县委书记韩铁心在战斗中负伤去上海治疗。于咸刚接任县委书记，而红十四军的战事又需要他参加。于是，王玉文又主动地把领导如泰地区开展春荒斗争的重担，挑到自己肩上。

　　根据农民群众的需求和通海特委的指示精神，王玉文到如皋西乡调研，同时也组织红十四军与赤卫队员去地主家“借粮”，帮助农民渡过春荒难关。

　　在西乡调研中，王玉文了解到广大农民群众已经不满足于分粮分衣，迫切需要分配土地。他们说：“分了田，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穷人的了，地主豪绅就没有份了。”土地，是农民心目中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啊。

　　古往今来，征战杀伐，攻城掠地，血与火浸透的历史，哪一次不是为了土地的争夺?当年皇帝在地坛用茅草包一块泥土封赠给公侯，这就是土地的封赠仪式。殖民主义者在太平洋岛屿掠夺杀戮，强迫土人跪在地上投降，要将砂土撒到头顶。而飘零于海外的华人，多少人枕箱里、衣袋中，都珍藏着一捧取自家乡的乡井土……土地，就是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

　　王玉文和于咸商量后，及时引导如西农民把春荒斗争转入到分配土地的斗争中去。

　　首先领导各区乡建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组织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收缴并烧毁地主的田契、租约、借据。

　　5月1日，如泰中心县委又与红十四军在贲家巷联合召开纪念“五一”大会。

　　这一天，是如泰农民暴动两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数万农民在会上选举成立了江苏省县级唯一一个红色政权——如皋县工农革命委员会。省委也派人到如皋，帮助江安区的六甲、朝阳、陈堡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江安、卢港、石庄、镇涛等区，还在各村建立了土地委员会。

　　分田分地运动，在如皋西乡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为了取得经验，王玉文与于咸商量，首先在江安区的六甲乡试行分配土地，以点带面。经过一番人口、土地的调查，六甲乡按照当地人均土地面积，将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贲家巷的地主李占梅听到分田地的风声后，感到硬顶不行，于是就找一个私塾先生秘密地在家里做了假字据。当赤卫队开到他家时，他伪装着开明的样子，把假字据捧出来，交给大家烧掉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当赤卫队员了解到烧的是假字据时，立即赶到李家，在猪圈底下的一个罐子里搜出了真字据。愤怒的赤卫队员们立刻把李占梅捆起来，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从此，其他地主再不敢耍花招顽抗了。

　　如皋西乡分配土地斗争初战告捷。接着，王玉文在如泰地区如法炮制，一直扩展到泰兴的城黄、广陵，泰县的雅周、曲南、大伦等地区。

　　广大农民分到土地，怀着翻身后的喜悦之情，欢欣鼓舞地唱道：

　　一把大火烧起来，

　　烧融头上大冰山。

　　千年冰山解了冻，

　　穷人抬头把身翻。

　　一把大火烧起来，

　　烧掉借据不还债。

　　烧掉田契分土地，

　　穷人翻身心花开。

　　是啊！这宝贵的土地，不事稼穑的剥削阶级只知道想方设法地掠夺它，把它作为榨取劳动者血汗的工具，只有亲自在上面播种五谷的劳动者，才真正对它具有强烈的感情，把它当做命根子。如今，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怎么能不欢欣鼓舞、欢呼雀跃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红十四军指战员在4月16日攻打如城西南的重要据点老户庄时渡河受阻。不会游泳的张爱萍在水中差点淹没时，幸亏抓住一扇飘来的门板。同时，他又把将沉下水去的何扬一把拉上门板来。

　　进攻受阻，何昆军长为掩护部队攻入庄内，用手提式机枪向敌人射击时，却不幸左胸中弹牺牲。

　　二支队政委黎昌圣在这次战斗中也腿部负伤，后送去上海治疗。

　　仅过了几天，4月24日，军参谋长薛衡竟在泰兴横垛乡刘家桥掩护红军主力突围时身负重伤。他爬进芦花河中奋力游到对岸，一手揪住浅滩上的芦苇，一手握着盒子枪，却未能爬上岸来，牺牲后还保持着奋力攀爬的姿势……

　　红十四军随即于5月下旬进行整编。由李超时任军长兼政委。如泰方面，二支队改称一师。师长由张世杰担任，政委由黎昌圣担任。通海方面，红十四军一支队改称二师。师长秦超，师政委黄火青。后来黄火青回忆自己是担任团政委。其实是这样:所谓师的编制仅是号称，实际仅有团的兵力，所以师长兼团长，师政委也是团政委了。

　　整编后不久，红十四军一师就打垮了敌人所谓的八路“围剿”。

　　山雨欲来风满楼。敌人出动之前，我方已获得情报，这时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特务大队负责人李吉庚提出来的：主张把部队开到黄桥西北面的村庄驻扎，威胁黄桥敌人，使其不敢出动，破坏敌人的“围剿”部署。

　　另一种意见是以如皋县委书记于咸为主提出的：就在根据地内和敌人周旋，伺机突围。

　　李超时和张世杰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他俩把王玉文请来，想听听他的意见。

　　李超时、张世杰把两种意见全部说给王玉文听，但未曾说是谁提的。

　　王玉文听后立即作出判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黄桥西北是新区，群众条件差，部队吃住不便，行动保密不严，容易暴露目标。黄桥据点又是敌人主力所在，我军没有足够的实力吃掉它，这就起不到威胁的作用。身近虎口反而被动，甚至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相反，根据地的群众条件好，便于打运动战。估计敌人不会在我根据地过夜，怕奔袭他们的巢穴。我方可以造成要进攻其大本营的假象，让敌人一日之间来回往返据点，疲于奔命。而且敌军之间并不团结，都怕自己吃亏，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们貌合神离，畏缩不前，相互观望，这样就可以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突围，达到反“围剿”胜利的目的。这是符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战术原则的。

　　听完了王玉文对战局的判断，李超时、张世杰感到他知己知彼，不仅非常熟悉民情地情，对敌方也十分了解，二话没说，当即采纳了王玉文和于咸的意见。

　　6月14日，红十四军在如皋西乡江安六甲伏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术，在弥漫的大雾中，激战3个多小时，将敌人先头部队的一个连大部歼灭，毙伤100多人，缴获枪支70多支，子弹千余发。

　　其他各路敌军到达东燕庄、申家埭时，听到先头部队吃了败仗，不知红军虚实，就慌忙撤回原防。敌人大吹大擂的八路“围剿”顿时受挫。

　　新任通海特委书记刘瑞龙战后总结认为：这一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我军在平原地带，在全局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讲究战术，变全局的劣势为局部优势的克敌制胜的范例。

　　在敌人八路“围剿”期间，张爱萍部驻扎在六甲营，以阻击宝庆寺敌人东窜，同时监视敌人增援。关键时刻，忽接报部下一位本地战士宁方根带枪逃跑了。张爱萍即派兵寻找，并命令加强警戒。3天后已投敌的宁方根率敌军来劫营，被红军击退。战斗中红军1名战士牺牲，3人受伤。张爱萍得知后，派人摸清宁方根的下落后，下令设法把宁方根从西来镇活捉了回来，并经上级批准，召开审判会，宣布对宁方根处以死刑。张爱萍在审判大会上说:“在人类的一切罪过中，叛徒是最不可饶恕的。谁背叛革命、背叛人民、背叛同志，谁就是这样的下场!”随即把宁方根拉出去。天色已晚，张爱萍亲自操枪，把宁方根击倒在野外稻渠沟里。

　　次日一早，巡逻哨报告:宁方根的尸体不见了！

　　可能是其亲属悄悄收尸走了。张爱萍就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谁知当天下午，连长跑来报告，说有人在西来镇看到宁方根了，头上还缠着绷带。

　　不会是诈尸还魂吧？

　　在战场上，张爱萍的武艺高强，本事了得，基本上是弹无虚发。这近距离对着后脑勺的一枪，绝对不会不中——确实未曾打偏。

　　张爱萍是很要强的。他亲自带领两名战士去西来，终于打听到宁方根的下落。那天夜里硬是把宁方根从他亲戚家里的被窝里提溜起来活捉了回来。扯开他头上的绷带，后脑勺上露出了一条直上直下的弹痕。

　　原来，几乎在张爱萍枪响的瞬间，宁方根因害怕就势前倾，真是无巧不成书，子弹这时赶到，从后脑勺表皮上擦过，他当即昏死过去……好景不长，就在他沉醉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之中时，又被送到死亡线上。还是那句老话：子弹宝贵，请吃一刀吧！

　　6月下旬，通海特委委员王玉文和红十四军一师师长张世杰决定攻打如泰（泰县）边境的迥家垛和黄柯庄。

　　这是王玉文和张世杰共同指挥的一次重要战斗。张世杰是韩国首尔人，早年流亡中国，1925年进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年被江苏省委派至如泰地区，任红十四军一师师长兼二团团长。此战前，已参加过反八路“围剿”、攻打石庄等多次战斗，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

　　6月25日，战斗打响，红军迫近据点，发起进攻。守敌见红军来势凶猛，即放弃据点，只顾逃命，被红军战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当地赤卫队和农民群众如潮水般冲进恶霸地主周宇臣的庄园，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将其房屋烧毁。

　　这时，大伦庄、曲塘、曹家埭等据点守敌来援。

　　本来红军可以迅速撤离，但考虑到参战的群众较多，王玉文与张世杰商量后，命令红军先掩护群众撤退。

　　战斗中，张爱萍率部击退敌人援兵，使群众安全撤走，不幸的是张爱萍在阻击战中负伤。

　　此时，县委组织干事徐明耀受王玉文的指派赶到了。他急忙到村里找来民间医生孙蓬仙，为张爱萍治疗。张爱萍伤在左手，孙医生首先为他上药、包扎后才止住血。经过仔细观察，经验丰富的孙蓬仙作出诊断:这是一颗炸子，打进手腕后爆炸，形成粉碎性骨裂。还说如不及时到大医院手术，就会恶化甚至有保不住手的危险。

　　战后，王玉文即安排张爱萍去上海治疗。王玉文代表通海特委和如泰地区军民送张爱萍到长江边乘船赴沪。

　　这是一条木帆货船，船老大是红军一位连长的哥哥，担负着党的地下工作。他多次来往于上海和如皋之间，有行船和应付敌警检查的经验。船上装有六头猪，似乎是经营生猪，其实是为了应付途中和码头上敌人的检查。伤病员被藏在底舱里，不容易被发现。王玉文和张爱萍先到江边，还有位伤员六营政治指导员曹玉彬尚未赶到。

　　在等候过程中，王玉文把一些生活用品和治疗经费交给张爱萍，并表示感谢张爱萍对如泰地区的贡献。而张爱萍则为不能在红十四军继续战斗感到遗憾，同时提醒王玉文，要尽快地彻底解决已经不可救药的腐败分子“破凉帽”孙盛。临走时他还在思考着部队的组织建设和反腐问题。

　　说话间，部队战士用担架把曹玉彬送过来了，他腰部中弹受伤，也同船赴沪治疗。

　　握别后，王玉文目送着张爱萍、曹玉彬乘船渐渐远去。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三年的艰苦奋斗，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但是，在“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下，红十四军又面临着“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等力不胜任的战斗任务。

　　7月29日，省委军事特派员徐德和李超时召集如泰地区红军与地方干部开会，布置以黄桥为中心的总暴动。

　　会上成立了暴动委员会，王玉文、于咸都是领导成员。

　　虽然王玉文不大赞成硬攻黄桥，他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尚不具备进攻黄桥的实力。但是，他的声音显得势单力薄。

　　马上还要“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这小小的黄桥哪里还在话下？！

　　个人的意见，只能保留。王玉文对组织上的决定，还是要坚决执行的。

　　黄桥在泰兴境内，镇四周环水，河宽七八丈，深数米，四门有桥通向镇内。李长江的“剿共指挥部”就设在镇上。

　　黄桥镇驻有省保安队杨蔚的两个团、寇子卿的游击队两个营及保安队的两个营。

　　敌军在四门要道口筑了四个大碉堡，沿环镇河还筑了许多小碉堡。兵力集中在西、北两门，其中北门占三分之二，而且武器精良，配有重机枪、迫击炮，此处易守难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