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文一到泰兴，即与转移到上海刚回来的刁九善、戴奎、王庆生等同志组成中共泰兴县临时委员会，并迅速开展工作。他们首先在黄桥河西、印家院、唐家庄、段家庄、马家庄一带没有组织过农民暴动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组织。接着，又到刁家网一带，把参加过五一暴动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在恢复工作中，王玉文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在敌人血腥镇压后，群众心有余悸，但对共产党的感情未变。群众知道党又回来了，内心虽高兴，一时却不敢有所行动。

　　进行恢复工作的同志，开始没有找到可靠的群众关系，只好以青纱帐为家，昼伏夜出。有时夜里到村上人家去敲门，也常半天不见回应，还常闻女人饮泣声。有的同志埋怨农民群众变了，工作难以开展。

　　听到这些质疑声，王玉文坚定地说：“老百姓没有变，也不会变。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农民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受的残害太深了。”他同时指出，“这只是一时的现象，或者说是表面的现象。只要我们坚持把工作深入下去，情况不久就会改变。”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王玉文带领几位县委成员，利用夜色，打击了几家恶霸地主。

　　同时派人到海安河南地区，联系隐藏在家或在亲戚家的党员，向他们传达中共六大精神，要他们分别通知在外地避风头的党员干部，迅速回来恢复党的组织。

　　经过骨干分子耐心深入地宣传，以及铲除恶霸地主的实际行动，广大农民群众心头的阴影终于扫掉了。再经过一个时期努力而又细致的工作，广大农民群众便又主动地要求向地主展开斗争。

　　群众的斗争情绪不断高涨，一致要求王玉文领导开展武装斗争，把恶霸地主的反动气焰压下去。

　　开展武装斗争，必须首先解决枪支弹药的来源问题。不少同志要求县委发枪。

　　王玉文知道特委武器的分配情况。当时南通特委只有驳壳枪36支、手枪16支。分配给各县使用的情况是：如皋12支、南通12支、启东7支、海门7支、泰兴8支、靖江6支。僧多粥少。

　　8支短枪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没有发下来，怎么办？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县委，县委成员看书记。王玉文总是底气十足地回答：“有枪，多得很！”

　　枪在哪里？难道王玉文财大气粗，有钱可以买枪吗？

　　当然不是，实际上枪在地主手里。

　　五一暴动后，大小地主都买枪防共反共，枪确实是不少。有些小地主只有一两支枪，力量单薄，只要大家有决心，想办法，要缴枪也是不难的。

　　王玉文与县委几个同志商量，觉得如果一开始就叫群众赤手空拳到地主家去缴枪，群众伤亡会大，也会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决定，县委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先动手。

　　在一次会议上，王玉文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同志们要枪，现在枪已经有啦，只是没有钱去运回来。大家看看，是否可以每人先借出一两元运费？”

　　急着要枪的同志们一听有枪，别提多高兴了，都认为不要说每人一两元，就是多一点也情愿。会后就筹集了五六十元。

　　有了钱，戴奎随即派人买来几件杭绸衣服，几顶漂亮的礼帽。几位县委领导同志迫不及待地穿戴起来。

　　有的同志不明就里，背后议论起来：“现在吃饭都有困难，县委领导却借运枪为名，叫大家出钱，给他们买杭绸衣服穿。”

　　虽然王玉文口口声声说如泰是一家人，但他毕竟是从如皋到泰兴来的，其部下对他还不够了解，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也有的同志叫大家别瞎嘀咕：“县委自有安排，杭绸衣服可能另有用途。”

　　听到了群众的议论，王玉文一笑了之，也不作解释。过了几天，县委就挑选了几位精明勇敢的同志，秘密地到黄桥港东去了。万一行动不慎，出了问题，不致影响到在这一带开展工作的同志。

　　8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天气十分炎热，乘着天色将暗，王玉文穿了绸长衫，戴了礼帽和黑眼镜，摇着芭蕉扇，扮成反动政府的官员模样。戴奎和其他同志则化装成随员和听差，出现在珊瑚庄地主黄子昂家门口。

　　听报有县政府官员来了，黄子昂立马出来迎接。戴奎介绍王玉文是泰兴县政府的科长，因出差路过，天热歇歇脚，喝口茶就走。

　　珊瑚庄地处泰兴东部边界，县里不常有人到此。科长出差，必有要事。黄子昂不敢怠慢，安排人倒茶递烟，忙个不停。

　　这一带的地主有枪的总爱挂在身上，抖威风，吓穷人。黄子昂也不例外。

　　当王玉文被接进堂屋，正在礼让寒暄之时，王玉文说：“我们这次下乡是来验枪的，你们这支枪先给我们验一下。”说着，他便顺手拔出黄子昂腰间的盒子枪来，装着鉴赏的样子，并问子弹登膛没有。

　　黄子昂有点受宠若惊，躬身哈腰地回答：“科长放心，没有登膛。”

　　王玉文便把盒子枪递给身边的队员。黄子昂觉得苗头有点不对，刚想上前夺枪，随来的人即刻上前，将他的手反背过来。

　　黄子昂吓得浑身如筛糠：“你们是……”

　　“我们是共产党泰兴县委的，向你借枪来啦！”王玉文笑着说，“怎么样，愿意配合吗？”

　　站在王玉文后面的戴奎，从袖口微微露出了假盒子枪的枪口。顿时，黄子昂的脸色变得铁青，只求饶命。

　　“我们是来借枪的，不要你的命。”王玉文警告黄子昂说，“你放漂亮点，把枪都拿出来，若要反抗，你就死在这里！”

　　就这样，黄子昂把家里仅有的一支盒子枪、一支手枪和全部子弹都交了出来。

　　“还有多少武器？”王玉文发问。黄子昂颤抖着说：“就你们进来时看见的，门口岗哨还有一支长枪。”王玉文说：“那就请你送我们出去，顺便取一下枪吧。”黄子昂连连点头称是。

　　于是，王玉文走在前面，两个队员夹住黄子昂随后跟着，好像送客的样子。到了门口，黄子昂乖乖地又从站岗的手里，把长枪拿来给了戴奎。王玉文又客套地招呼：“黄先生，借用一下，不几天就送来。”

　　“好说，好说。”黄子昂眼睁睁地看着王玉文“借”去了三支枪，还恭敬地把王玉文等人送出了门。

　　“借枪”的故事传开了，群众、党员情绪振奋，说什么的都有：“怪不得县委领导总说枪多得很，原来是向地主去缴啊！”“只要我们能像王玉文书记那样干，还愁没有枪吗？”“马家庄周围十几个村庄，哪家地主没有几支枪？只要我们去‘借’就是了。”

　　有的同志还悟出缴枪比买枪好的道理：“我们多缴一支，地主就少一支，我们天天缴，地主天天少，我们枪越多，力量就越大。”

　　还有就是“买枪需要用钱”，缴枪就不需要了。省下钱来，可以用到革命事业的其他方面。

　　思想一通，情绪就高了，事情就好办了。每个同志几乎都在为缴枪的事动脑筋、想妙计。

　　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王玉文教育同志们要胆大心细，以智取为主。

　　为了配合缴枪工作，王玉文还指示各党支部迅速建立雇农工会。因为有些地主枪支的使用和收藏情况，必须通过雇农工会才能弄清楚。

　　这一时期王玉文考虑的建党和恢复工作，也都围绕着缴枪和准备武装斗争、镇压反动地主来进行。

　　缴枪工作有时进行得很顺利，甚至送张条子给地主，约定某时把枪送到某地土地庙，到时就能拿到枪。但也遇到一些坚持顽抗的家伙，不但不缴枪，而且出言不逊。

　　为了把缴枪斗争推进一步，王玉文和县委领导成员商定：要拿一个不缴枪的地主开开刀，让大家看看不缴枪的下场！

　　选谁开刀？

　　南沙楼庄恶霸地主孙小康。

　　为什么把他作为镇压对象？因为前几天几个游击队员去孙小康家“借枪”，孙小康不但不“借”枪，且回话很难听。说什么“要借枪没有，要命有一条！就是王玉文来也不借！”

　　杀鸡焉用宰牛刀？9月21日夜，王玉文没有去，派了戴奎和几位战士去缴枪。

　　戴奎和几个战士到了孙小康家，即从院子外翻墙头进去。

　　本来王玉文的意思是，君子不计小人过，让戴奎再问问孙小康，到底借还是不借？如果借的话，就要枪不要命了。

　　他们几个人刚进院子里面，孙小康已经听到动静，他拿着枪冲出来举枪就要打……还是戴奎动作更快，一枪把孙小康打倒在门槛儿上了。

　　听到枪声，周家的两个保家园丁早已跑得无影无踪，还是保自己的命要紧。这一次缴获手枪、盒子枪各一支。

　　成绩不算大，影响可不小。

　　“惩孙”行动，把不少小地主吓得不轻。黄子昂缴枪保命，孙小康抵抗丧命，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是非分明。

　　命和枪孰轻孰重，这个账大家都会算的。不少小地主都表示：“只要枪有地方送，共产党担保不来第二次，情愿早日送去。”

　　大地主害怕小地主动摇，要他们带枪集中进大庄去住。但小地主多数不愿去，因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逃得了今日，还有明天。有少数去了的，家里派人传言，不回来，房子靠不住。于是，他们又只得回来缴枪。

　　王玉文带领县委一班人和广大指战员发动与掀起的缴枪高潮，把农协会员中的积极分子都吸引到武装行动中来，并逐步建立了小型游击小组。

　　对一些已被缴了枪的小地主，则安定他们的情绪，要他们在家安分守己，按时资助军饷。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样做的结果，是缩小了打击面，更加孤立了少数恶霸地主。

　　两三个月后，效果渐显。红色武装声势大振，使拥有三四支枪的中等地主也不得不缴枪。

　　有的地主为了掩人耳目，往往先与我方约好，由游击小组去打几枪，他们就把枪交出来。

　　在短时间内，老叶庄及附近的地主各主动缴枪两支。游击队还缴到地主朱文卿长短枪四支，唐家庄地主吴佩玉长短枪八支。其他零星缴到一两支的，也不在少数。

　　游击小组的活动一直延伸到泰兴城东，在十溪、鞠家庄等地缴了地主的枪支。连广陵镇国民党公安分局，也被智取缴来六支枪。

　　港西地区的缴枪胜利，影响到港东。港东曾参加过农民暴动的群众，斗争情绪也昂扬振奋起来。他们秘密串连，建立组织，要求县委帮助打开局面，恢复工作。

　　恢复暴动地区的工作，鼓舞暴动地区群众的信心和斗志，正是县委的要求。而且，自从暴动后，恶霸地主反攻倒算，大搞白色恐怖，现在已经到了该予以反击的时候了。

　　经过调查摸底，仔细研究，王玉文集中县委一班人的意见，决定选择古溪钱家荡保卫团头子、恶霸地主钱文斋开刀，要求这一仗打开港东地区的局面。

　　根据情况分析，钱文斋及其保卫团枪支虽不算多，但他是东西乡地主恶霸的狗头军师，罪恶累累，且有血债在身。铲除了钱文斋，就能杀鸡儆猴，较快地恢复暴动地区的革命活动。

　　1929年1月7日傍晚，王玉文指令戴奎、刁九善、王庆生带着余大新、任启东等精干队员，悄悄地包围了钱文斋的住宅。戴奎和一名队员手持盒子枪，首先冲进钱家大门。

　　这时保卫团的团丁已各自回家吃晚饭，戴奎一看钱文斋手捧水烟袋，正坐在藤榻上吞云吐雾。听到动静，钱文斋以为是团丁吃好晚饭回来了，所以继续抽着烟。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戴奎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抓住钱文斋的衣襟，将他拉起身来。

　　“你这个混账东西，作恶太多，让你见鬼去吧！”戴奎边说边朝钱文斋的后脑勺就是一枪，结果了这个恶霸的性命。

　　随即，大家在钱文斋家里搜出四支长枪和一支盒子枪，及数百发子弹。

　　钱文斋被打死的消息，迅速在泰兴东乡传开了。广大农民拍手称快，群众斗志受到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