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编纂出版各级各类年鉴5000多种（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冀祥德：《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7，方志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第23页），数量上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年鉴大国。我国年鉴的大发展，固然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对年鉴的需求，但也离不开1979年邓小平同志一次涉及年鉴的谈话。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同志的这次谈话，年鉴事业才能取得如此迅猛的发展。然而，对于这样一次重要的谈话，年鉴界谈及时却有不同表述，难免使人疑惑。为此，笔者查阅相关资料进行了考证，力图还原事实。

一、谈话时间的考证

经查阅，一共有四个时间，分别是“1979年”“1979年10月”“1979年11月26日”和“1979年底”。因为所有的时间都在1979年内，因此“1979年”应该算作不具体，但不属于存在矛盾。“1979年底”，仅有孙关龙先生在《年鉴与地方志的比较研究》一文中使用，“年底”也是相对模糊的时间，所以也可不算做矛盾。剩下的两个时间，“1979年10月”和“1979年11月26日”显然是存在矛盾的。

“1979年10月”和“1979年11月26日”，这两个时间均有比较权威的文献使用。“1979年10月”的使用者有《中国出版年鉴》1992年卷中刊载的尚丁先生的《蓬勃发展的中国年鉴事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1979年11月26日”的使用者有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的《年轮：中国年鉴事业35周年》。

因谈话的主角是邓小平同志，所以笔者首先查阅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涉及1979年10月的，从562页至574页，一共13页31条，其中并无涉及年鉴的谈话，也没有涉及吉布尼、姜椿芳先生的内容。而在1979年11月26日，则记有：“上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这段文字虽然并未出现涉及谈话内容的资料和提到姜椿芳先生，但从会见的对象上看，“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就是很多引用中提到的“吉布尼”，所以初步可以断定谈话的时间应该是“1979年11月26日上午”。

笔者进一步查阅了197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在第四版有一则消息：《邓副总理会见来自美洲的朋友》。正文有：“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吉布尼和保·阿姆斯特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等。美国朋友是应邀前来我国访问于十一月十六日到达北京的。”此条消息不但提到了吉布尼，还提到了姜椿芳先生。所以，可以进一步证实谈话的时间为“1979年11月26日上午”。而且，“十一月十六日到达北京”也否定了“1979年10月”这个时间。

为进一步核实此时间，笔者又查阅了另一位关键人物——姜椿芳先生的有关资料。《中国出版年鉴》1988年卷“出版纪事”栏目下的逝世人物中载有姜椿芳，但并未记录此事。《姜椿芳文集》第一卷《译诗》中的《姜椿芳同志生平》和《姜椿芳年表（1912～1987）》也均未提及此次谈话，但第十卷《百科全书工作》中的《姜椿芳日志（1978～1987）》则记录了此事。1979年11月26日日志载：“上午,邓小平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兼副总裁吉布尼等外宾。接见之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姜椿芳说:‘我社准备出80卷《中国大百科全书》,8000万到1亿字左右。准备在10年之内出全。明年出第一卷《天文学》卷。上海分社准备出年鉴。’邓小平说:‘年鉴我们要出。’姜椿芳又说:‘我们出年鉴还有些困难,年鉴要刊载关于中国的资料,政府机构干部的姓名,各部部长的名单,各方面的统计数字,部队的人数等等。我们准备给中央写个报告。’吉布尼提出:‘希望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长期合作,交换资料、进行交流,同中国的学者进行对双方都有益的合作。’邓小平说:‘这是个好事情。这也反映了我们的落后。三十几年还没有搞这些事,现在开始做。外国的部分搬你们的就是了……将来中国的部分自己来写。’”（《姜椿芳文集》第十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第218页）《姜椿芳日志》为姜椿芳子女根据原始资料编写而成，部分内容注明了来源，包括文件（国发）、筹备组简报、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报、百科动态等，因此日志内容应该都有出处。从谈话这一条的具体记述来看，邓小平同志、姜椿芳先生和吉布尼的讲话内容均加了引号，所以虽然这一条并未直接注明出处，但一定是来自于某些文献资料，而非姜椿芳先生子女的杜撰，说明其资料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所以，《姜椿芳日志》的记述也可以印证谈话的时间是“1979年11月26日上午”。

那么“1979年10月”这个时间又是怎么来的呢？“10月”与“11月”仅差1个月，会不会是农历与阳历之误呢？经查，“11月26日”是农历“十月初七”。由此，笔者推断：姜椿芳先生等老同志，可能会经常使用农历，因此将阳历谈话时间的“11月”记为农历的“十月”。而在转述或写文章时，并未注意到农历与阳历这个细节，所以误为“1979年10月”。同时，笔者发现，使用“1979年10月”这个时间的文献，均没有说明过是具体的哪一天。所以，“1979年10月”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把农历“十月”误做了阳历“10月”。

二、谈话内容的考证

《姜椿芳日志》中所记述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年鉴谈话的内容与我们通常所熟知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姜椿芳日志》记述的是：“年鉴我们要出。”而我们通常所看到的谈话内容是：“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两者意思虽然相似，但表述上却存在较大差异。

为此，笔者查阅了有关论文和书籍，除《姜椿芳日志》外，均为后一种表述。而且多数未注明出处，少数注明出处的，标注为《中国出版年鉴》1992年卷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1999年所编的《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而《中国出版年鉴》1992年卷和《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均未注明此谈话内容来源。还有一个细微差异，就是具体的谈话内容，有的加了引号，有的没有加。

《姜椿芳日志》虽然内容可靠性较高，但笔者以《姜椿芳日志》对比《姜椿芳文集》的其他部分内容，也发现存在一些内容上的遗漏，甚至是比较重要的遗漏。如《姜椿芳文集》第一卷彩插第13页有一张照片，图注为“1985年9月10日，邓小平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吉布尼等一行时，姜椿芳代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联合编审委员会向邓小平赠送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二、三卷”。而查阅《姜椿芳日志》1985年8月至9月的内容，则无此事的记录。由此可见，《姜椿芳日志》对谈话内容的记述和邓小平同志当时的讲话内容，也有可能是存在一定误差的。

在尚无其他文献资料可查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笔者联络了第三届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年鉴研究会）顾问、原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孙关龙先生求证此事。孙先生回忆：姜椿芳先生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尤其是视力，所以《姜椿芳日志》的内容肯定都不是他自己记的。现在大家使用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年鉴谈话的内容，是姜椿芳先生在那次陪同接见之后，到上海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同志们转述的。

综合以上情况，笔者认为：邓小平同志年鉴谈话的内容，不一定在相关的会议纪要、档案中全部都记录了下来，包括姜椿芳先生也未必都完整的记录了下来。所以姜椿芳先生在转述时，很有可能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谈话主题进行了补充。现在广为使用的表述，应该是姜椿芳先生转述的内容，并非邓小平同志的原话。

三、结语

基于以上的考证，笔者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年鉴谈话的时间是“1979年11月26日上午”。谈话的具体内容，目前尚无原文可考，但经过姜椿芳先生的转述形成了现在的表述，虽然有可能与邓小平同志的原话不同，但意思是相同的。从具体表述来看，这个转述内容是合理的，是有助于推动中国年鉴事业发展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结合《邓小平年谱》的记述、《人民日报》的报道、《姜椿芳日志》的记述和年鉴界同仁对邓小平同志关于年鉴谈话的一贯表述，笔者建议可用如下表述：

1979年11月26日上午（或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等外宾时，对陪同会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