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想法萦绕于怀。这想法就是南通当代文学艺术界代表性人物之一、著名诗人沙白应该有一本传记，即《沙白传》。沙白作为当代著名诗人，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初，成名于1950年至1960年，又一路行吟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岁月，继而乘风高歌走进了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并以一部振聋发聩的诗集《独享寂寞》，斩获中国诗歌学会“首届艾青诗歌奖”。

为此，无论从其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广度与深度而言，还是对其独树一帜的多样诗歌风格，以及他为人处世的风范而言，都应该有一本集他的履历、他的为人、他的诗歌观，以及关乎他的诗歌大体样貌的全书，即《沙白传》。

2019年中秋节前夕，我登门为沙白祝贺生日，巧遇他的长子李曙白从杭州回南通看望父亲。就在那天，李曙白说，他已经在考虑父亲的传记了。李曙白子承父业，与父亲一样，早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了。知父莫过于子，由他撰写沙白的传记，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可万万没有料到，到了2022年7月26日，李曙白却因病医治无效，突然辞世。沙白的次子李晓白在杭州料理好哥哥的后事，回到南通之后，打电话对我说经他与父亲商量，《沙白传》授权我来撰写，而且，这也是他哥哥的遗愿。我感到非常突然，便与李晓白商量，看是否有更合适的人选。李晓白当即回答我说：“就是你，我父亲就是要你来撰写，我哥临终也说要拜托你。”于是我没有了退路。

说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就与沙白相识，已有五十余载。我是沙白诗歌与人品的崇拜者、追随者、见习者。多年来，我曾不揣冒昧和浅薄，把我心目中的崇敬、追随与见习感悟，付诸文字，并有多篇诗文见于报纸、诗集与纪念文集。 

这些文字有《沙到白时是纯色》（《江海晚报》1996年7月27日）、《沙白：一支长江口协奏曲》（《南通日报》1997年2月15日）、《沁园春·新春寄沙白师长》（写于2012年1月18日，收入《北方河诗词选》团结出版社2017年12月版）、《著名诗人沙白笔名的由来及其他》（《南通日报》2019年10月12日）、《我与沙白师长的一些往事》（南通市文联成立70周年纪念文集《守望》2020年11月）、《长江的当代长篇抒情——重读沙白抒情长诗〈大江东去〉》（《南通日报》2021年10月17日）等。

我还一直珍藏着出版于不同年代的《诗歌线》《诗战线》《江海诗抄》这三本书。在这三本诗集里面，记录着沙白起步于1943年的诗歌足迹，记录着他和同辈诗友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发出的呐喊。这三本诗集，既是南通的地方史、革命史，也是弥足珍贵的诗歌史。

再说起来，这五十余年来，沙白每有新书出版，大多会赠我一本，我是沙白许多作品最及时的阅读者、感受者与学习者。

想到这些，我的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稍稍有了些平静。

但是我知道，仅读过并拥有这些诗集是远远不够的。要写《沙白传》，就必须尽力阅读他的所有作品，以便纵观全貌，了然于胸。为此，我开始了网购书籍，其中包括收有沙白《刀丛诗草》《火的想望》等早期作品的《中国四十年代诗选》，为的是切身感受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诗歌气息。我情不自禁地开启了再次追随沙白诗歌的人生之旅。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重读卞之琳之旅，因为我提出了“初心，沙白之师卞之琳”这一命题。为此，我网购并认真阅读了卞之琳的《雕虫纪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版）、《鱼目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版）、《三秋草》（华夏出版社2011年1月版）、《十年诗草1930—1939》（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9月版）等。

我深知，若要撰写《沙白传》，就必须了解诗人与评论家们在漫长岁月中，如何用不同视角、以不同语调，并依据不同评判方向，如何对沙白及其诗歌展开评价与评论。这些材料的适当撷取与引用，对于还原历史情境与当时的话语氛围，还原沙白诗风与时代一起流变的踪迹，还原沙白的精神风貌与心路历程，增强并扩展对沙白诗歌、内心世界及人格认知的厚度，都至关重要。为此，我想办法购买了与沙白有三同之谊（同乡、同学、同年）的著名诗人丁芒的诗歌评论集《诗的追求》，因为书中有《论沙白诗的艺术个性》的长篇论文。

我又仔细阅读了沙白的诗歌挚友、著名诗人忆明珠的《中国当代才子书——忆明珠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和《忆明珠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9月版）。正是在《忆明珠散文选》中，收录有忆明珠先生分析沙白诗歌及人格魅力的万字长文——《“小草闲花”也要一片蓝天》。

既然要写作传记，阅读、领略并参照已出版的传记，是起码的一次学习。早年间我只读过《马雅可夫斯基小传》，当年我曾是狂热的马迷。而前几年，我又读过《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心灵档案》。为了扩大视野，我开始阅读著名诗人们的传记了，如《艾青传》《东方芦笛·艾青》《贺敬之传》《郭小川传》等。这些阅读除了让我领会人物传记一般的写法是掌握好基本要素，还让我看到了各种风格人物传记的版本，增强了写出具有一己特色《沙白传》的信心。

是的，诗无达诂，文无定法，我当勉力书写沙白！

我一直认为，沙白是个学贯中西的大诗人。他曾在《诗人之死》《又是一个诗人》《石榴》等散文华章中，纵论过许多欧美著名诗人。

当然，还有一项工作是必须做的，对沙白的创作年表进行一次梳理核对，以免发生以错传错的遗憾。尤其是他最重要作品的写作与首次发表的年代。比如，《江南人家·三首》（其中包括久负盛名的《水乡行》），许多人认为是发表在1963年第2期《诗刊》上，连沙白自己也这样认为。其实是错的，应该是发表在1962年3月出版的第2期《诗刊》（当时的《诗刊》是双月刊）。我曾经请在南通市图书馆工作的友人明朗查阅过当年的样刊，从他传给我的照片得到了确认。这次动笔撰写《沙白传》后，我还特意网购了当年的样刊，再次得到了确认。关于沙白影响深远的《大江东去》，我也查到了依据，即首发在1963年第11期上。

《郭小川传》的作者张恩和在他这部传记的后记里写道：“现在的这本《郭小川传》，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通过我的手加以整合，是凝聚了许多人心血的结晶，也是我们这些热爱郭小川的人对诗人的纪念。”我想，上面这段话所表达的实情与心迹，与我撰写《沙白传》时的心路历程、心绪与情景何其相似。

享誉世界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人物传记《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序言中，也曾经写道：“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诚如斯言，是沙白自己写出了《沙白传》。我只是以沙白弟子的身份，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爱与受教，以“受师之托，忠师之事”的忠诚与谦恭，写出了这本《沙白传》。我只是个沙白的处世与为人、创作与生平、评价与论述的缤纷而繁盛、丰饶而夺目成果的收集者与整理者而已。

有一件事必须重点提及，沙白于1962年初从上海回到南通工作后，在位于其母校南通中学附近的木楼里一住就是25年。关于这座木楼的具体方位，以及南通中学西邻寺街的人文遗存、南通中学东大门外曾被称为蒋家巷（今已改为北濠桥路）的历史演变，我通过在南通中医院工作的资深医师高想，以及居住在寺街的文友施宁，对许多往事细节进行钩沉，这些工作无疑都极大地丰富了《沙白传》中有关地理、历史变迁的情境描述。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南通，无疑是沙白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城市之一（另外两个是上海与南京），而南通中学一带，更是对沙白产生影响的重要地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很类似于做了一次常见的、属于人类学范畴内的“田野调查”。

当年南通中学东侧蒋家巷的灯光，还依稀照耀着灯下苦读的学子沙白；那座离他的母校仅一街之隔、近在咫尺的木楼上的微弱灯光，还辉映着诗人沙白灯下笔耕的瘦削身影……

在完成了这部沙白交办的书稿后，我的心绪释然了。

我尽心了，我也尽力了。

以上就是我写作最后定名为《沙到白时是纯色——沙白传》的大体历程，并就教于能读到这本传记的各位方家师长、文朋诗友！

（作者简介：南通市文广旅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