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亲黄一良、江焕如是金冲及复旦中学的同学，早在1943年就相识，中学同学6年，大学及工作期间一直互有电话、通信往来。我父母调南通工作后，金冲及曾两次来我家相聚、畅谈，他对南通的张謇研究及红十四军研究有很大的贡献。2024年11月24日，金冲及因病去世。我把这个噩耗告诉母亲，她十分悲痛。为纪念他们的珍贵情谊，我把他们80多年的往事及史料整理一下，作为对这位著名党史专家的纪念。

一

金冲及1930年出生，比我父亲小1岁，比我母亲小3岁，1941年9月考上复旦中学。在复旦初中时与我父母是同一个班的同学，高三按成绩分班，金冲及与父亲分在快班，他们成绩都很优秀。后来我父亲考入武汉大学，金冲及考入复旦大学。大学期间，他们都很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并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

1948年初，复旦大学地下党在一年级学生积极分子中组建外围组织——新生社。金冲及是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他全身心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当时，有一本封面印着“文章讲话，叶圣陶著”的书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阅读后才知晓里面其实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金冲及在1948年初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以“扰乱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传讯并通缉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被秘密地安全转移。上海解放后，金冲及重新回到复旦大学，投入到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中。作为学生代表，他担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校学生会主席等职。

1951年，金冲及毕业留校。1952年，复旦大学党委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在系里兼课，当时叫“双肩挑”。金冲及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这样他又能够回到熟悉的历史专业中去。那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系都要设置中国近代史课程，而此时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期。这样金冲及得到一个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

1947年9月至1951年7月，我父亲黄一良在武汉大学就读。1947年，他在武汉大学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社团“政谈社”，1949年3月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曾担任武汉大学院系学生联合会主席。1949年5月16日，武昌解放。我父亲担任武汉大学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工作千头万绪。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学生参军参干、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运动。1951年6月，作为武汉大学选出的唯一代表，我父亲出席了武汉市第二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当选为青年代表团委员。我父亲也是1950年召开的武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金冲及、黄一良两个老同学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在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受到重用，参政议政，在阳光明媚、欣欣向荣的祖国怀抱中成长，那一段人生经历值得牢记、值得怀念。

二

金冲及和我父亲在中学时期就爱好历史、研究历史。金冲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留校，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同时教授中国近代史课程。我父亲调中央党校工作，为校历史教研室研究员。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影响很大。金冲及当时教《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已经一年有余，有了一些想法，觉得应该把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状况结合起来，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史不同时期的标准，两者是一致的或有联系的。我父亲对此也有自己的观点。两位老同学并肩作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到1957年新华社发布《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3年多时间里，共有24篇相关论文发表，作者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章开沅等。

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论战，是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

1964年，杨献珍（时任中央党校校长）被错误批判，我父亲受了牵连，被调回老家江苏海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家被下放至四甲德安大队。1965年，金冲及根据组织安排被调到文化部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先是被作为“当权派”押回复旦大学，接着又受到各种“莫须有”的审查，其中有3年时间，他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种水稻。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金冲及、黄一良两位老同学又重新焕发革命青春，在各自的理论研究上取得成绩，特别是金冲及可谓硕果累累。1981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为编写《周恩来传》，通过中央组织部把金冲及调去。1984年，金冲及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91年又任常务副主任。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金冲及做得更多的是后一项工作，他主编了《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前两部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他主编出版的许多著作都亲笔签名赠予了我父母。2003年4月，金冲及到扬州参加会议，4月20日特地从扬州到我家与我父母亲聚会、畅谈。

三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謇研究逐渐升温，我家里保存有一封张绪武寄给父亲（当年任南通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信。后来我父亲与张绪武见过面，相互交流开展张謇研究的意见。因我父亲当时在刘瑞龙领导下开展红十四军研究，为出版《回忆红十四军》收集、整理材料，实在无暇顾及，就推荐金冲及、张廷栖等好友给张绪武。后来他们在张謇研究方面起到很大作用。金冲及多次参与组织张謇研究学术研讨会。

2000年8月20日至22日，“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宗旨为：“本着跨世纪的目光，审视张謇的思想与实践，更深入地探其渊源、析其得失，着力反映张謇研究的当代价值，推动张謇的跨学科研究，拓展研究思路。”金冲及作为中国史学会会长参加会议并主持会议闭幕式。

2003年4月17日至20日，“纪念张謇150周年诞辰高级论坛”在扬州大学举办。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致开幕词。开幕式后，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和南京大学茅家琦教授作专题演讲。中国史学会为首席主办单位，金冲及作为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在会上交流论文《纪念张謇 开辟未来》。

此外，2006年11月26日至28日，金冲及还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的身份担任在南通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顾问。会议提出，进入21世纪后，张謇研究的发展方向，实现更加国际化、更加学术化、更加规范化，进一步加强史料的发掘利用，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进一步创新研究方法，更好地借鉴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

四

1979年后，我父母在刘瑞龙领导下开展对通海如泰地区红十四军革命斗争历史研究。在刘瑞龙、张爱萍、黄火青、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南通市委及党史工作者不懈努力下，红十四军史料抢救工作取得丰硕成果。1982年初，刘瑞龙署名的《回忆红十四军》出版发行；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传·刘瑞龙》出版，刘瑞龙为南通地区唯一入选《中共党史人物传》的革命人物。在此期间，金冲及给予了很大帮助。

我父母每遇到疑难问题都与金冲及联系，取得方向性的指导、帮助。我保存了一封金冲及1994年8月写给我父亲关于《中共党史人物传·刘瑞龙》修改意见的信：“文章写得很好，将刘瑞龙同志的一生为人和贡献勾画得很清楚，也很动人，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只改了一处……”后面是他修改的一个细节之处。从原稿上可以看出金冲及对文章词句先后顺序引发的歧义进行了认真的推敲，体现了他治学的严谨精神。

2013年我到北京参观了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厅里悬挂着一张巨幅1930年夏全国苏区形势图，图中有全国15块苏区根据地，右上角苏北通海如泰革命根据地名列其中。

五

金冲及不仅是我父母的同学，也是挚友。2013年10月，我专程到复旦大学校史馆了解有关史料，受到校史馆周馆长的热情接待，周馆长为我详细介绍了复旦校史及金冲及。

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是马相伯、张謇等人集体发起创建的一所私立高等学堂。马相伯先生筚路蓝缕，带领学生从震旦脱离，几经周折，成立复旦公学，其间得到了诸多社会名流的帮助。其中，张謇在复旦公学的筹建、改制、奠基、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在档案馆看到有关金冲及的史料：他于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学习，第二年加入地下党。上海解放后先后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学生代表），学生会主席、校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1953年开始讲授中国近代史课。1965年调北京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复出聘为教授，带出6个博士、5个硕士。

复旦大学相辉堂是校园内最具历史意义的建筑，是复旦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楼前的草坪上，不知有多少历史名人走过，有多少莘莘学子在这里学习苦读，当然这里也留下党史专家金冲及坚毅、刚强的步伐。

“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这句传唱百年的复旦大学校歌中的歌词，不仅彰显了学府的崇高精神与学术光辉，也是对金冲及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的真实写照。

（作者简介：江海博物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