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地方文献，关于沈公堤的提法，颇有疑惑。

1996年版《海门县志》中记载：“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知县沈起（兴宗）筑海堤，由范公堤向东南延伸70里，称‘沈公堤’，以挡咸潮。王安石作《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记其事。”2013年版《海门市志》中记载：“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知县沈起（兴宗）筑海堤，由范公堤向东南延伸70里（余西至吕四场东南料角嘴），称沈公堤，统称范公堤，以挡咸潮。王安石作《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记其事。”《海门市志》与《海门县志》一脉相承，区别仅以括号说明具体方位——余西至吕四场东南料角嘴，这不免使人生疑。一是余西至料角嘴不止70里。二是余西及以东余中、余东北海边，系通州地域，海门知县怎会跨界去州境海边筑堤？三是北宋时海门究竟在哪里，非要到北海筑堤？

笔者研读了系列地方文献，与大家共享体会。

沈公堤之名来历

明嘉靖年间，海门知县吴宗元有诗《沈公堤》：“捍海功成百代崇，蛇龙区薮尽耕农。当年不有临川笔，到此惟知有范公。”（古海堤是近千年来沿海居民同海潮斗争的产物，统名范公堤，乃后人归美前贤。）临川，指王安石，意为有了王安石的文章，后人才知道有沈公堤。那么王安石是如何叙述沈公堤的呢？王安石在《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中这样叙述：“以余所闻，吴兴沈君兴宗海门之政，可谓有志者矣。既堤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酾取江南以灌义宁等数乡之田。”

从王安石文中分析，他作此文时沈兴宗已离任，王安石进行了田野调查。他在文章里强调了一个“南”字，即从南江里面引水，一方面利用开挖河渠的土筑堤，一方面由南而北灌溉农田。可以认为，海门筑堤在东海岸，东海岸呈南北偏西走向。

古文献关于沈公堤的记载

（一）北宋刘弇的《海门按田陆琼桥壁》

刘弇（1048—1102），北宋元丰二年（1079）进士，任海门主簿6年，被誉为韩文公文学传人，在海门留下20多篇诗文。其中任职笔记《海门按田陆琼桥壁》中写道：“在东下沙者。少前，济丈泾，抵蒋洴。蒋洴少通，道垾中绝如决，蛇、眴，潮汐去来，比他处尤险。澁者也，李善璨、左素、三瘠田在焉。已而望东沾，求陈杨符，故登醎水垾绝处，悼仁孝村。逃者不复，故田为莽墟。追念禹功，怆悢者久之。”

文中的“东下沙者”，即来到东海边；“道垾中绝如决”，即行走在海堤上（那时没有沈公堤一说），已经被冲开了缺口；“登醎水垾绝处，悼仁孝村”，即登上防止海水的沈公堤岸头，悼念坍入东海的仁孝村，感慨不已。其时，不过离沈公筑堤20余年。可见，沈公堤在东海边上，南北向。

（二）明弘治《两淮运司志》

掘港场、吕四场在古迹条下记有范公堤，北海其他诸场均无范堤记载。查阅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可知，从吕四到石港，均为海防新堤，又称范堤，系新修，实际为明代崔桐《修筑捍海堤记》所记的海堤。

（三）明嘉靖《海门县志》

沈公堤在县治东、北。即沈公堤在北宋海门县治的东面、北面。

（四）明万历《通州志》

沈公堤在县治东、北。

（五）清顺治《海门县志》

顺治《海门县志》有《海门县新旧总图》，沈公堤呈南北偏西向。

（六）清康熙《两淮盐法志·吕四场》

范公堤坍入江南。

此范公堤，无疑是沈公堤，位于南北向东海岸。“江南”不是长江南岸，而是指长江主泓道以南，即江水的南部。沈公堤不是一下整个坍入，而是从南头开始逐步坍塌。沈公堤位于县治东面海岸，北西向，直至大河口。大河以北，为海门北荡，吕四场迁入后，继筑海堤，也称沈公堤。大概就是顺治《海门县志》载图上的沈公堤。

（七）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

至和中，海门县知县沈起筑堤七十里，自吕四至余西，延接范堤，称沈公堤。也就是说，堤的走向为东西方向，在北海南岸。

可能1996年、2013年海门志关于沈公堤的叙述，受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影响。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记载来源与分析

南通知名文史学者管劲丞研究发现：“各场海堤非唐宋捍海堰。”“安石谓其堤海七十里以除水患。所谓自吕四至余西者，盖承崔桐范堤沈续之说。余西达吕四，不止七十里也。”

这段话有四层意思：一是各场海堤非唐宋捍海堰。查阅明弘治《两淮运司志》，掘港场、吕四场在古迹条下记有范公堤，北海其他诸场均无范堤记载。查阅明嘉靖《两淮盐法志》，从吕四到石港，均为海防新堤，又称范堤，系新修，实际是崔桐《修筑捍海堤记》所记的这条海堤。二是沈公堤长七十里。与王安石《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所记相符合。三是余西抵达吕四，不止70里。各场范公堤长度，盐法志有记，余西、余中、余东、吕四四场范公堤长度在百里以上。四是沈公修堤自吕四至余西者，是崔桐所说。

在所有资料中，管劲丞是对“范堤沈续之说”提出自己见解的第一人，但又指出“范堤沈续”是崔桐所说。

崔桐（1478—1556），明代翰林院编修、历史学家，海门人，他的学说几乎无人怀疑，也不应该怀疑。那么崔桐是怎么叙述的呢？我们查阅崔桐所著的《修筑捍海堤记》，细读原文发现，著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时可能误读“沈公起令海门续范堤而东抵吕四”句。其标点应该为：“沈公起令海门续范堤而东，抵吕四。”而著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时则误读为：“沈公起令海门续范堤，而东抵吕四。”

为什么会误读？可能受明嘉靖中期以后旧海门地形地貌的影响。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知县刘烛奉命筑堤，就是余西至吕四之间。明嘉靖《海门县志》中记载：“四至，东至料角嘴八十里，西六十里通州地，东二十里属海门。西至通州界一十里，南至扬子江三里，北至海二十里皆州地。”明嘉靖筑堤时，旧海门只有余中到南通10里、吕四场20里地，其余均属通州。

大概“西至通州界一十里”属余西场，故有余西筑堤，东南至吕四一说。但这是明嘉靖时的堤岸，并不符合北宋情况。

《修筑捍海堤记》中记载：“比邑（紧靠县邑）之场曰吕四、曰余东、曰余中、曰余西、曰金沙。堤之阙宜补，夷宜筑者，共为丈二万八百（约69公里多）有奇。”不就是所宜补、宜筑的新堤吗？何来旧堤？如在沈公堤处修堤，崔桐的《修筑捍海堤记》能不记载吗？

《修筑捍海堤记》中写道：“范公之后，沈公引之；沈公之后，寥寥数百禩无闻焉。”意思是，范公筑堤后，沈公继筑，其后数百年，再没有听闻谁筑堤。原来，在有海防新堤之前，从吕四到金沙，除个别自筑的外，从未有过海堤。

崔桐这篇记中追述了海堤之源：“赵宋文正范公，司课西溪，谋筑场捍海，自泰以抵于通；沈公起令海门，续范堤而东（学习范仲淹在东海边筑堤），（北）抵吕四。”由于明代对四迁县治记忆较为清楚，没有疑义。到清乾隆及以后，海门旧县不复存在，以金沙四迁海门的地形地貌来研读《修筑捍海堤记》，难免有误。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的误读来源于清乾隆《通州直隶州志》，清乾隆《通州直隶州志》的编纂者是高邮人夏之蓉。夏之蓉是著名学者，但不是当地人，对于这么复杂的情况不够熟悉，误读情有可原。北宋时尚没有余西、吕四场名，北海诸盐场、包括吕四场均不在今处。

宋及明清海门的基本方位

（一）文献记载宋朝海门方位

宋时海门距离北海遥远。一是明代崔桐纂嘉靖《海门县志》记载：“县治初与崇明比境。”二是明正德《崇明县志》中有崇明区域图，崇明距离江南宝山较近。三是宋《舆地纪胜》中记载：“通州入海当由料角及东沙汲域。”南宋料角与明料角非一处，但可证明，海门距离崇明较近，距离北海较远。此为明正德时崇明区域图，宋时可能更近。四是北宋《太平寰宇记》中记载：“距通州隔海二百多里。”“东南至海，州下口、海门县界六十里。”五是北宋元丰《九域志》中记载：“距通州二百十五里。”六是明嘉靖《海门县志》中记载：“北迁礼安乡。”七是明万历《通州志》中记载：“海门县附——三迁铺在县东三十里，新桥铺在县东五十里，沈家铺在县东七十里，旧县铺在县东九十里。”旧县铺就是一迁县铺，明万历时海门县在金沙，距州40里，加上县东90里，即一迁县距州130里。

据以上文献数据，可画出宋时海门大致方位示意图，宋时海门距离北海遥远，东海边岸线当在百里上下。

（二）文献记载明朝四迁海门方位

明嘉靖《海门县志》中记载：“距离东海九十里，与北海相距四十里，距通州四十里。”

（三）清乾隆时旧海门移民辗转迁到兴仁

清乾隆时兴仁为海门乡，后为静海乡，称新地，距北海约20里，与诸盐场差不多在一条东西线上。其时的东与北，与宋时大相径庭。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与长江规律性的作用，北海不断淤浅，长江先北侵后南移，旧海门先没江后涨海门厅，地形地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

方位不同了，理解旧志的东与北就不同。宋时海门的东与北，均在西北向的东海边上；清乾隆时海门的东与北，都在北海边。按习惯性思维，可能误以为北宋时海门的东与北也在北海边一线。清乾隆州志误读崔桐的《修筑捍海堤记》不足为怪，后人误认北宋方位，也在情理之中。

百味人生在阅读，洗净尘埃是芳华。以上仅是作者一管之见，权当抛砖引玉，盼名家同好指点迷津。

（作者简介：张炳江，海门区政协环境资源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季耀祥，海门区史志研究会会长；周荣华，海门区史志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