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惊悉殷恕姨妈去世的噩耗，这位103岁的离休老人寿终正寝。当年与她一起从南通姜灶港出发参加联抗的战友，包括我的母亲黄益龄，都已离世。我写这篇文章，表达对她们的缅怀之情。

一

我的母亲黄益龄，参加联抗时曾化名叫“张颖”，1924年出生于南通市。1938年，当日本侵略军将战火燃烧到南通时，沦陷区的南通中学更名为“公立中学”，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在女生部就读的母亲，目睹国破山河碎的情景，与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内心燃起抗日的怒火。她受进步老师的影响，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的“读书会”。1940年，临近暑假时，为反对日本兵对学生强行体检，发生了一次全校罢课。在几次抗日宣传活动中，母亲都是积极分子。这年暑假，母亲被校方以“莫须有”的理由和不公开方式开除。在她的成绩单和评语中写着：“该生成绩虽佳，然举止骄傲，未免影响全体，下学期毋用来校。”

母亲被学校开除后，在进步老师指点下，写信给共产党领导的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表达了参加抗日救亡的愿望。当年仲秋，庭前的大梅树枝繁叶茂，随着后门“吱呀”一声响，有人来到梅花树下，问：“请问张颖在家吗？”“在。”母亲口中应着，心中却想：“我不认识此人呀！”来人是一位高个子、身材匀称的年轻妇女，她有一双深陷、闪亮的眼睛，高颧骨，大嘴，宽肩，神情严肃，动作举止有男人的气概。她手中拿着一封信，自我介绍叫“殷恕”。母亲看过信激动不已。殷恕那不苟言笑的脸上，浮现出笑容，她调皮地眨着眼睛，两人立刻心领神会。

我的外祖父黄念先，本是大生一厂的工程师，日本军队侵占南通后，他出于不做亡国奴的心理，不再去上班，带着妻女回到了乡下。听见有人进院，便与我的外婆出来了解情况。殷恕与他们寒暄几句，便用眼神示意母亲出门。她俩在长辈眼皮底下走出了家门，那时我母亲十六岁。

二

殷恕原名夏瑞芝，出生于姜灶港的大户人家，后结识了进步人士许毅、罗立人等，逐渐萌生走出家庭、为国分忧的意识。这次，她受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姜灶联络站委托，到南通带领小她三岁的黄益龄，直接投奔抗日部队。她们来到姜灶港集合地点，这里已聚集了一批爱国青年。翌日，他们乘坐乌篷船，在运盐河上迎风而行。乌篷船在如东岔河靠了岸。岸上一位身穿草绿色旧军装的男子，用沙哑声音说：“你们已来到日伪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大家立即欢呼雀跃。他是代表行将成立的联抗部队来接许毅同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毅曾先后担任苏北行署税务局局长、上海市税务局副局长、中央财政部计划司副司长、财政部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接着，她们随大家辗转来到了联抗部队司令部所在地曲塘。1940年10月10日，在曲塘镇北的大操场举行了联抗成立大会，殷恕和我母亲都成为联抗战士。

三

母亲和殷恕都在战地工作团所属的民运工作组工作。民运工作是共产党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环节，对曲塘这样的新阵地非常重要。她俩到群众家中走访时，后面跟着一群男孩子，一边起哄、一边有节奏地喊着：“女儿兵，女儿兵，女儿兵来了！”母亲看见这些男孩子对女战士如此不礼貌，心里窝着一股火，走访的积极性也严重受挫。殷恕却像是早就有思想准备，仍然拉着母亲继续走访。她看见母亲懒洋洋的样子，笑着说：“小鬼，闹情绪了？”又用大姐的口吻说服母亲：“这里的工作尚待开辟嘛！”母亲无话可说，跟在殷恕后面继续走门串户。有时，她们走进人家的家门，在学校里能说会道的母亲，在民众中却显得羞涩，不知如何开口。殷恕却很大方，进门就用她学得四不像的当地话，跟人家交谈起来，发现当地人能听懂她的话，就比画带说。在她们跟同志们的动员下，当地陆续组织起了妇女识字班、青抗会、妇抗会、歌咏队等。1940年底，我母亲被发展为共产党员。殷恕虽然各方面比我母亲成熟，但她知道自己出身资产阶级，经历相对复杂，应该受到更多的考验。后来，殷恕成了我母亲入党后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

1941年，刚过完春节，母亲便接到参加党员大会的通知。会上得知：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数千人被国民党残杀；苏北的李长江投降了日寇。面对敌人大规模“扫荡”，联抗部队配合新四军与敌战斗，由驻扎转入游击状态，开始了艰苦的行军生活。行军期间，我母亲被任命为女生队的学习组长，殷恕为副组长。行军往往是夜行昼歇，歇息的时候，只能坐着打瞌睡。乡间路窄、河多，还经常在独木桥上行走。从小生活在城市的母亲，在下雪、下雨以后泥泞的小路上行走，不断地摔跤。多亏副组长殷恕，坚持带领大家前行。寒夜里，殷恕将自己从家中带来的被子，和母亲合盖。她发现母亲瑟瑟发抖的身体，烧得烫手，便搂紧她，说：“暖一暖，病就会好。”一觉醒来，热度退尽，母亲永远铭记着友情带来的神奇力量。在行军途中，部队宣布了“精兵简政”的决定。面对敌人的前堵后追，部队中的文职人员和年龄偏小的战士，被留在地方上“打埋伏”，母亲和殷恕都被列入“打埋伏”人员名单。一段日子后，母亲和殷恕商量去抗大，投奔新四军大部队。一位叫李洁的女同志，也决定跟她们一同前往。

在这期间，母亲屡次接到外公的家信，催她回家，后来一封朋友来信中说：“你母亲已沉疴不起，奄奄在床，你父亲被拉伕，精神失常。”母亲等三人便商定，在投奔新四军之前，先回家探望家人，大家约好，三天之后相聚动身。殷恕回家后，被丈夫纠缠，逼她从此待在家中，如果不听，就与她离婚！殷恕认为跟丈夫志不同、道不合，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意登报离婚。她在约定的日子和地点，准时赴约，与李洁两人左等右等，不见我母亲的踪影，不免心急如焚，眼看天色已晚，两人只得先行离开。

四

殷恕来到盐城抗大，得知我的母亲并未到达，怕她以后不认识路，便写了一封信，寄给母亲的同班同学顾某，再由她转交给母亲。信上指明北上的路线和走法，并画了一张路线图。母亲收到此信时，已是1943年，部队早已转移，无法联系。两位朋友从此遭遇不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互通消息。

原来，她俩分手后，殷恕奔赴新四军抗大五分校。但在1941年六、七月份，抗大五分校遭遇敌人轰炸，新四军伤亡很大。殷恕随部队在沿海辗转了几个月，才到达苏北阜宁，被分在文工团工作。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大部队边打游击边转移。反“扫荡”结束后，殷恕被留在阜东县委办公室，负责刻钢板、报道战况等，于年底通过了党组织对她的审查，重新入党，担任区联防主任。1944年整风运动时，殷恕受到审查，成为“重点对象”，她才知道，她给我母亲发出的信，成了她“通敌”的“证据”。这封画着路线图的信是从抗日根据地寄往沦陷区的，被查邮的同志记录存档。在被审查中，她渐渐弄明白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说明了信的来龙去脉。但这件事仍成了她的“政治疑点”，她一度被组织“限制”使用。1946年10月，殷恕经组织介绍，与一位共同战斗的同志结婚，不料没过几个月，她的丈夫在掩护战友撤退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留下一个遗腹子。1948年，她在地委干训班工作时，又经组织介绍，与阜东县副县长张某结婚，生下了一个女儿。

当年，我母亲回到家中，看见父母安好，得知父母是因为思念和担心，虚构了信件内容，骗她回家的，一气之下她想抽身离去，却被父母反锁进屋内，错过了与殷恕等相约出发的时间。后来，父母以死相逼，她没能离家北上。假如殷恕的信能及时送达母亲手中，也许她会走上另一条道路。通过一段时间的抗争，她终于得到父母的同意，于1942年到平潮中学的高中部（平潮大李港天后宫旧址）就读。这年入冬后，校方让母亲所在的高二班迁移到朝西方向、穿堂风特别凌厉的宫殿厅堂上课，同学们抗议校方这种不顾及学生健康的行为，校方却不予理睬。这事激起了其他年级同学的强烈愤怒，成立了罢课委员会，与母亲同班的蒋镜吾担任罢课委员会主席。蒋镜吾本来担任学校伙食委员会的委员长，大家戏称他为“蒋委员长”，几年后成为我的父亲。他们打算到南通县政府请愿，但消息走漏，校方通过“和平军”到学校逮捕人，学生们便四散回了家。在此危急时刻，八名学生骨干由本校初三学生冯栋带领，奔赴新四军根据地，我的父母就这样参加了新四军。1944年，他们在被部队精兵简政后，回上海学习、结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殷恕跟我母亲，以及许毅、罗立人等当年在联抗共同战斗的同志在上海相遇，大家互相交流信息，才得知一些联抗同志的消息，如张炎兄弟俩，都已经壮烈牺牲。殷恕和我母亲，也交流了各自的经历。殷恕在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过盐城专区妇联主任、苏北行政区妇联秘书、江苏省妇联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担任过鞍山市委副秘书长等职。母亲则在精兵简政后与组织失散，跟我父亲一起在复旦大学就读。1949年7月，他们经由地下党领导的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介绍，参加“青干班”学习，结业后，由上海军管会统一分配，一直在上海市教育战线工作。

2021年，我母亲在上海去世，享年97岁。当时在北京安度晚年、已经100岁的殷恕姨妈，生活虽能勉强自理，但除她的女儿外，对身边其他家人，记忆已经模糊。当她听到“黄益龄去世”的消息时，从轮椅上挣扎起身，说：“黄益龄在哪里，我要去看望她……”

谨以本文纪念殷恕、黄益龄等曾经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前辈们，以及他们在抗日战火中，建立起来的患难与共的真挚友谊！

（作者简介：南通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退休干部，二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