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通翰墨林印书局简述

清末民初，状元张謇在南通推行地方自治，在其“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下，创办了以大生纱厂为母体的诸多实业事业，成为长江下游的重要商埠和苏北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被世人赞誉为“新世界雏形”。“凡自治先进国应有的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张謇时代的南通社会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兴旺，是名扬神州的“全国模范县”。随着“西风东渐”潮流，受西方近代出版科技发展的影响，中国的出版印刷业也得到迅猛发展。自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之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广智书局（1898年）、文明书局（1902年）、中华书局（1912年）、大东书局（1916年）、开明书店（1926年）等书局相继诞生，在张謇经营的南通，在经济文化急速发展的迫切呼唤之下，通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初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应时而生。

翰墨林印书局落址在南濠河北岸、南通最早的园苑“西园”，翰墨林印书局因园得名，名称取之盛唐名相张说的《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此后翰墨林也如诗中所述，一时成为来通文人雅士聚集之地。张謇在《翰墨林书局章程》中写道:“因兴师范学校,乃兴印书局。”解放前南通校用教科书，绝大部分是其编印或印刷的。翰墨林印书局除出版教科书外，也出版有关实业、文学、音韵、历史方面的图书，逐渐成为江苏创办最早的出版企业之一。翰墨林印书局设有经理室、编校室、活版部、印刷部、石印部、装潢部、电灯部、发行所等部所，初具现代出版企业基本构架。

近二十年以来，因现存资料的原因，对翰墨林印书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韩文化交流”和“金沧江与翰墨林印书局”的研究领域，有薛平的《张謇与金沧江——个世纪前的中朝（韩）友谊个案研究》,常馨鑫的《张謇在南通的文化产业实践研究》,于秀林的《<沧江稿>诗集的文献学研究》,邹振环、李春博的《中韩翰墨林书缘——金泽荣与南通翰墨林印书局》,邹振环的《张謇与清末宪政史知识的译介与传播》,庄安正的《金泽荣与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周昶、倪怡中的《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等等，并没有对书籍设计有过论述。但这些编校严谨，版式精美、图文并茂的书籍设计，值得设计师深入研究。

本文研究仅限除教科资料图书之外的其它文史等图书书籍设计。

二、兼顾平订、以线装书为主的装帧方式

线装书的发展历史，从繁荣奔放的唐宋时期发展到成熟完善的明清时期，承载了东方近千年传统文化，使得线装书本身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以线装书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得到了发扬和光大，随着中西文化频繁交流而影响到全世界。

线装书的传统装订样式日益丰富，装订工艺也日益完善，同时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线装书讲究用线，运用几何学原理所装订出的有秩序、有节奏的美。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技艺。使用线装书的装订方式，在于这种装帧本身的艺术魅力和实用性。

翰墨林印书局出版的书籍《癸卯东游日记》（1903年）、《岱源诗稿》（1904年）、《桂之华轩骈文》（1906年）、《紫霞诗集》（1906年）、《申紫霞诗集》（重编本1907年）、《沧江稿》（1913年）、《忌表抉微》（1917年）、《燕岩集》（1917年）、《雪宧绣谱》（1919年）、《重编金尧泉先生集》（1921年）、《重编韶濩堂集》（1925年）、《通俗常言疏证》（1925年）、《蜗牛舍诗》（1936年）、《京氏易传笺》（1944年）、《张嗇庵先生九录录》（1947年）、《释郑氏爻辰补》、（1947年）、《诗经声韵谱》（1947年）、《周易虞氏学》（1947年）等，均采用线装本装订方式。

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掀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手工作坊林立，一些关乎民生的制造厂也创办起来。利用新工业产品的风潮遍及长三角，翰墨林印书局的装订方式也在这种风潮中发出了新芽。

与翰墨林印书局其它出版书籍不同的是，1920年出版的《音学四种》、1929年出版的《益修文谈》、1934年出版的《续音说》等装订选用的是平订装订方式。平订装订，即在装订书籍时候，用铁丝订书机将铁丝穿过书芯的订口，而不再使用线装方式。平订的装订方式，采用机器自动化操作，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跟线装书不同，平订装订在封面视觉上不会留下裸露在外的装订用线的痕迹，给封面留下了更大的设计空间，封面设计也就可以得到更自由的设计。这在1914年出版的明代阮大铖《春灯谜》和1935年出版的郑康伯《丁香街》一书的封面设计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平订本《春灯谜》是利用了整版封面面积来完成充满张力的图形设计，而平订本《丁香街》则是因封面设计简洁风格的视觉需要。

三、名人题写书名成为封面时尚

书籍封面是书籍的脸面，翰墨林印书局出版的书籍绝大多数封面是由当时通籍或旅通的名人名家题写书名。翰墨林印书局是南通的文人骚客汇集之地，是张謇文人情怀的精神释放，从翰墨林取名由来就可以理解张謇深受清廷皇恩隆盛，南通自治事业名声日隆，“新世界”需要对外展示，而文人名家就是最好的传播者和历史见证者。南通一时群星荟萃、文风鼎盛，这种文气伴随着翰墨林印书局的出版书籍走出南通，走向世界。

从掌握的资料可以看到，张謇（啬翁）题写书名的有张謇《癸卯东游日记》、陈衍洙著作《岱源诗稿》、朱铭盘著作《桂之华轩骈文》、沈寿口述张謇笔录《雪宧绣谱》、韩国金宪基撰写的《重编金尧泉先生集》；张詧题写的《沧江稿》、《忌表抉微》、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徐鋆（徐贯恂）题写的《紫霞诗集》、《燕岩集》，以及诸宗元（诸贞壮）题写《申紫霞诗集》，王个簃题写的徐昂著作《益修文谈》；冯超敬题写的徐昂著作《音学四种》、王焕镳题写的徐昂著《续音说》、顾公毅题写的《张嗇庵先生九录录》、陈师曾题写的范罕著作《蜗牛舍诗》，以及郑孝胥题写的《南通杂志》等等。

张謇、张詧为南通自治的实业领袖，文化大家和社会名流，李苦李、诸宗元、陈师曾、郑孝胥等为旅通的社会名流和文化书画大师，徐鋆、王个簃、冯超敬、王焕镳、顾公毅等为南通籍知名人士，用他们学术成就、社会声望来提升翰墨林印书局出版图书的销售力，不失为一种名人广告的促销手段。

以《益修文谈》为例来说明翰墨林印书局的名人题字现象。1929年出版的南通文字学大家徐昂的《益修文谈》一书，自然需要一位身份相符的书画大师来书就。而此时归国的活跃于上海各所美专的南通籍知名书画大家、吴昌硕弟子王个簃题写书名最为合适。王个簃（1897～1988），名贤，字启之，号个簃，中学时期受教于南昌旅通画家李祯（李苦李），后于中华民国13年（1924）受业于近代杰出艺术大师吴昌硕，深得器重，成为吴昌硕晚年亲传衣钵的得意门生。民国15年（1926）国画作品《刀鱼》《瓜菱清暑》、曾参加伦敦、柏林举办的中国绘画展览，《刀鱼》获奖，《瓜菱清暑》由德国东方博物馆收藏。民国17年（1928）8月，和王一亭、张大千等赴日本考察学习。归国后，历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华艺术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昌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专等校教授。

王个簃深得吴派艺术精髓，并使吴派艺术得到新的创造。王个簃书写“益修文谈”隶书四字，胎息于汉代张迁、衡方、韩仁，笔力雄浑，字字方劲开张、笔笔力透纸背。《益修文谈》的扉页设计简洁大方，版心位置的矩形线框，框内铅印七字“益修文谈徐昂著”，字体布局落落大方，简洁精练，舒张而优雅，赏心而悦目，强烈透露出西方现代书籍设计的简约特点。

四、西式图形设计成为装饰主流

翰墨林印书局的出版书籍，注重书籍的整体设计，在文字排版上有了较大的探索实践，在图形视觉上也有着更多的视觉心理体验。翰墨林印书局的书籍图形设计主要包括封面图形设计、插图绘制设计和图纹装饰设计。

1.翰墨林印书局的封面图形设计

翰墨林印书局的书籍封面因装订不同而表现出迥异的风格特征，线装书的封面大多数是名家大师题写书名作为主要视觉形态，书墨飘香。主体标题（书名）醒目突出，简洁大方。唯独平订装帧方式的《春灯谜》封面设计以图形表现取胜，而《丁香街》的封面则是以文字设计显得个性十足，意蕴深刻。

1914年出版的明代阮大铖的《春灯谜》，封面是整版的墨绿底色，一个毛笔绘就的手提长杆白色大灯笼自画面外深入，颇有传统中国画构图的精粹。灯笼上贴了俩白底、一红底共计三条灯谜，设计师把作者、书名和出版单位分别嵌入三条灯谜，浑然天成，恰到好处，统一中有变化，设计巧妙，视觉效果奇佳。大块墨绿色与红色这对强对比色，通过墨绿色与白色、白色与红色之间的色彩面积的大小对比，而显得搭配和谐，既对比强烈，又和谐统一。

1935年出版的郑康伯《丁香街》封面则呈现出另一番抽象夸张意趣。封面主体视觉为巨大的设计字体“丁香街”和台阶，通过一枝极具装饰感的花枝图形连接在一起，“丁香街”三字以黑体为基本形，副笔画“钩”、“撇”、“捺”、“点”做了尖角处理，粗壮线条纵横相连，笔画穿插有序，笔画间隙分割成一幅迷离的抽象都市街区图画，夸张中突显时尚，文字图形的深紫色与底图的白色对比强烈，简洁凝练，极富视觉冲击效果。

2.翰墨林印书局的插图绘制设计

翰墨林印书局出版书籍的插图种类较多，大致包括书籍内容插图、章节结束插图和示意数列插图三种。这些插图精美雅致、严谨工整，可以推测画工绘画基础扎实，功力深厚，娴熟自然。

沈寿的《雪宧绣谱》“绣具全图”插图算得上是翰墨林印书局众多书籍插图的上乘之作，绣具包含绣绷、绷、架和坐具等主体部件，各部件尺寸翔实、比例恰当，透视准确，图形绘制精准，具体入微，观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照图制作，非常方便。

翰墨林印书局出版书籍的章节结尾一般附有植物、动物或风景插图，这些插图往往单独绘制，起到章节终止、思绪暂停、眼睛休息的作用。《益修文谈》的章节结尾处，绘有狮子等猛兽图形，采用西洋木刻画法，线条干劲有力，造型严谨，比例精准，体态生动，栩栩如生。《益修文谈》还有一幅“翰墨林印书局承印”的石桥配图，画风跟狮子图形如出一辙，表明翰墨林印书局的画工接受过新式西方美术教育，具备高超的素描写实功力。

另一类示意数列插图主要起到辅助理解书籍内容的作用。在《益修文谈》一书中，“读孟尝君传篇法衔接图”、“孟子荀卿列传脉络图”、“酷吏列传脉络图”、“孟子荀卿列传篇法包裹图”等图，采用单纯直线或圆弧曲线，或分类或串联，经示意数列插图图示，把各种人物、事务关系梳理顺畅，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顿时脉络清晰，简明直观，提高了读者的阅读质量和阅读速度。

3.翰墨林印书局的图纹装饰设计

除了封面图形设计、插图绘制设计外，翰墨林印书局出版书籍的图纹装饰设计也值得一写。翰墨林印书局出版书籍大量应用西方图案学的二方连续设计，这些图纹多数是花枝花头连续纹样，花枝妙曼婀娜，舒张自如，张弛有度。装饰图纹设计变化多样，图纹部位灵活多变。主要的装饰部位有封面书名处、版权处和出版方处。

封面图纹设计上，《徐氏全书·诗经声韵谱》封面书名圈形图纹装饰设计，富有韵律感。《女子教育家庭教养法》扉页则采用单独花头围绕版心位置排列，庄重而素雅。《增订达生编》的封面采用中间圆圈两侧半圆错落的装饰图纹，具有一种突出渐变的视觉感。

《桂之华轩》的“版权所有”双重图纹设计，内层花头连续图纹、外层尖塔形连续图纹，表达华美与警示并重。《春灯谜》“版权所有”的密集花头图纹，与字体一般粗细，倾斜排列，有着一种催促不安的感觉。《雪宧绣谱》“版权所有”四字居中，“不得翻印”分散四角，双层尖刺状装饰图纹，让人不寒而栗。《益修文谈》的“有著作权、翻印必究”的平面装饰花纹，连续构成方胜盘长形态，两句之间用纤细尖顶形态分割，个性十足，富有震慑感。

《桂之华轩》扉页后目录前的“光绪丙午年季秋月南通州翰墨林印书局印行”图纹装饰设计，由如意图纹构成的装饰形状极似明清故宫宫殿匾额。《蜗牛舍诗》的“中华民国念五年南通翰墨林经印”图纹采用的是双排点装饰矩形框设计。

五、新文化浪潮下的传统文字编排设计

清末的欧美留学潮带回了异彩纷呈的西洋文化，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也日益剧烈。在翻译书籍和新文化期刊中频繁出现了汉文里引用字母外文、夹杂阿拉伯数字、使用新标点符号等情况。

在《益修文谈》一书中，大量使用标点符号，初步统计全文使用的标点符号有：句号、着重号、逗号、顿号、括号、省略号和书名号等等，基本上涵盖常用的六种现代标点符号，句号、着重号、顿号仍右侧标注方式，书名号、括号、省略号则采取字间标注的方式。

书中夹杂的字母有“a”、“ao”、“ai”、“hu”音，以及英文单词“who”等。页码则仍然使用中文数字。因全书采用竖式排版，这些字母和单词只能旋转90度排文，阅读起来显然很是不方便。拿1929年出版的《益修文谈》与1932年“枫叶文艺社”发行、“通新泰记印刷公司”印刷的《枫叶旬刊》相比较，翰墨林印书局的出版思想显然就稍显落后了。《枫叶旬刊》（南通博物苑保存的1932年6月25日出版）采用自左到右的横式排文，期刊中大量使用字母单词，标点符号也应用规范且成熟，页码采用阿拉伯数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謇的立宪派与维新派的思想分歧，继而与新文化运动保持界限和距离。

翰墨林印书局无限遗憾地错失了融入倡导白话文、推行新式标点符号、竖式改横式排文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去（翰墨林印书局在这股潮流中并非完全袖手旁观，1915年出版的由朝鲜人王性淳编《丽韩十家文钞》就是采用韩文横式排文，但梁启超的序文还是采用竖式排文）。

翰墨林印书局聚集了一大批饱学之士负责书局的经营、管理、编校、出版、印刷和发行，他们对书籍出版有着比较敏锐的洞察力，对出版书籍有一整套严格的标准，直接体现在对文字内容的精心勘误上。

翰墨林印书局的编校有比较严格的初校和复校制度，层层严格把关，才使翰墨林印书在印刷质量上保证了书局的信誉。因排版繁琐，错误不易察觉，几经校对也难免有误。因而，即便印刷完成后，在装订前也会在书籍尾部专门附一页“正误表”，分别将刊误的“卷数”、“页数”、“行数”、“误”、“正”，逐一列出。在刊误较多的出版图书更有甚者配有两倍尺寸书籍印刷纸张的勘误表（《张嗇庵先生九录录》）。同时，在刊误页面的字词刊误之处用红色墨水“圈、点、脱、误”标注，而这种勘误的红色墨水“圈、点、脱、误”标注，换一种思维来看也不失为特殊的图文编排设计。

六、结语

经历近半世纪的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出版事业，以其精益求精的出版态度，编印了种类繁多、刊印精美的图书报刊。在张謇、金沧江的保存传统文化的认知观下，文学、艺术、历史、诗歌以及教材方面建树颇丰，影响也较大，在中国出版事业版图中留下浓妆重彩的一笔。

纵观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出版的书籍设计，从装订方式、封面设计、插图绘制和文字编辑几方面都精心绘制设计和编辑，极大的提升了翰墨林印书局的出版书籍的视觉阅读效果，从而使得翰墨林印书局的出版书籍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视觉效果。

翰墨林印书局出版图书，装订方式以线装书为主、封面设计为名家题写书名、文字编排坚持竖式排文，可以看出张謇创建翰墨林印书局所坚持的“中学为体”的书籍设计思想，而现代的图形设计、装饰方法和插图绘制，又有着强烈的西式美术绘画技法表现的痕迹，体现了“西学为用”的思想。

但张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书籍设计思想在推行新式标点符号、推广白话文语言和竖式改横式排版方面脱离了新文化运动潮流的时代需求，这也间接造成了翰墨林印书局的日趋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