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委党史办约我写一篇回忆录，说是为纪念南通党史、地方志办成立30周年所用。我思考再三，觉得首轮修志中有许多苦和乐，想起来确实值得怀念，一些做法与经验也值得后人借鉴。

一、现场办公，有问题立马解决

我到县志办后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县政府为修志工作提供了大量优质服务，她不做高高在上的指挥部，而当热情周到的后勤部。

我是1992年7月从县委研究室到县地方志办公室任职的，我的前任陈利华主任，在地方志办公室已任职多年，因头部动了个大手术而调离。当时《南通县志》正处于编纂最紧要的阶段，按照政府工作目标，这一年度要完成送审稿。《南通县志》编纂工作1980年就开始起步，由于首次修志，上上下下经验都不足，12年间三起三落，走了很多弯路，1987年3月，县地方志编委会决定改弦更张，重新拟定编例、纲目。新纲目共设34篇分志加概述、大事记、附录。各单位按照新纲目重振旗鼓进行分纂。到我上任之时，约三分之二分志稿已联审结束，三分之一打印成册。剩下的任务就是一个三分之一加一个三分之二，而且要在半年内完成，可见任务也算繁重，时间也并不宽松，加上编纂力量不足，办公条件拥挤，年底之前，至少在次年人大会议召开之前，将剩下的10篇志稿编纂、联审并修改完善结束，这是比较困难的。我向政府办公室分管地方志工作的副主任顾诺之反映后，没过几天，县长马汉坤就来了个现场办公。

7月下旬的一天，在北山饭店小会议室里，县地方志编委会成员会议结束后，马县长就询问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我们汇报说编纂力量不足，并提名借用教育局的冷道生和计委的李培安。在场的马县长与张秀兰副县长简单商量了一下，便吩咐顾诺之副主任通知教育局和计委分管人事工作的领导跑步来北山，有要事商量。十来分钟后，计委的沈副主任和教育局杨副局长就来到会场，只见二人满头大汗，看来真是跑步来的。县长与二位领导谈了一会，不几天，计委的李培安就来县志办上班了。教育局的冷道生听说家里有些情况，走不开。事后我们才知道，县政府领导还数次登门求贤。县长还吩咐政府办一定要为县志办落实一间办公室，说：“实在找不到的话，我在县委、县政府都有办公室，腾出一间用作总纂办公室。”当时，我们办公室确实很拥挤，三间房，一间是资料室，另外两间都是20平方左右，其中一间摆六张办公桌，另一间用木板隔成一个套间，里面作打字间，外面10平方左右，放三张办公桌，既是主任室，又是主编室，还当秘书室。庄奂同志当主编，当时也快70岁了，他说听了县长的话心里觉得暖和和的，工作条件再艰苦，但苦中也有乐。

二、常常念叨，见缝插针谈修志

第二个较深的印象是，县政府领导们把修志工作真的当作自己分内的事。1993年5月，省志办和南通市志办来通州联合对《南通县志》进行评审。评审会上马汉坤市长提出，鉴于南通县于1993年初已撤县设市，要求将志书的下限由原来的1988年底延伸到1992年末，以便完整地记载南通县从建立到撤销这80年的历史。省志办虽然赞同，但提示我们下延下限难度较大。市长表示，有政府支持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果然，6月1日晚上，马市长亲自在《南通县志》双补工作动员大会上，向市直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作动员讲话。此时，马汉坤已经当上市委书记了。我们当时私下里还编了个顺口溜：“市委书记兼市长，修志亲自作动员，部委办局院行社，没有哪个敢怠慢。”事情发展也确实如此，不到3个月，各单位双补资料都送到了地方志办公室。大家深有感触地说，修志工作是辛苦，但政府这么帮忙，虽苦犹乐。

马市长不止一次地在有关会议上讲修志问题，我直接听到就有两次，都是在政府组成人员会议上，一次讲修志不仅仅是地方志办公室的事，也是机关各部门的事；另一次是说修志经费要保证，出书可能要50万元，大家酒席台上省一点就够了。我们每次申请的评审费、出版费等修志费用，财政局从来不打折扣。1993年春节前两天，我们把县志稿初稿分送给四套班子领导和担任分篇主审的部委办局的主要领导时，大家都非常痛快地接收了，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分别承担县志四个审稿组的负责人，他们也非常痛快地接受了、照做了。后来才知道，马市长在四套班子成员会议上早已讲过多次，怪不得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事情能办得这么顺利。马市长还给我们出谋划策，说南通县的对外经贸和乡镇工业很有特色，可以升格独立成篇。《南通县志》最后的总纂稿比送审稿增加了3篇，其中两篇就是采纳了马市长的意见，在送省志办验收的时候，省志办的同志说：这样很好，地方特色更加突出了。

1993年11月，马汉坤不再兼任通州市市长，但他仍然重视修志工作，直到1994年3月，他调任南通市副市长，行前到各单位告别时，特地把地方志办公室放在最后一个，与全体修志人员长谈了一个多小时，再三嘱咐，要继续努力，争取修成一部良志，并与大家合影。接任的张永凯市长同样高度关注地方志工作。他经常了解修志情况，会见参加修志的老同志，1996年《南通县志》出版后，更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并提出通州市本届修志完成之日，就是下届修志开始之时。1997年，在张永凯市长和张秀兰副书记、徐松康副市长三位领导的直接关注下，南通地区第一部地方综合年鉴《通州年鉴（1997）》终于当年编辑成功，当年出版发行。

三、临时借用，不作临时工看待

《南通县志》编纂人员以借用退休的老同志为主。20世纪90年代初，机关里正时兴办经济实体。县地方志办公室也领了一个营业执照，想赚点钱为工作人员增加一点福利。但要做生意就得当生意做，不影响业务工作是不可能的。县长马汉坤知道后又发话了，借用修志的老同志是在为实现政府工作目标做事，政府办要关心修志老同志的生活待遇，地方志办要搞好老同志的生活福利，老同志的奖金福利与在职人员一视同仁，有的地方尽可能优惠一点。有一次，市里开大会，马市长说到机关办实体的时候，又提到修志，说：“地方志办公室现在要集中精力搞修志，暂时不要搞实体，等到志书出来后，我亲自帮你们做广告。”政府办领导曾几次吩咐，并筹措资金给老同志提高生活福利。如，在本市召开县志评审会前，顾诺之副主任亲自与县志办一起商定审稿费的发放，并提出担任正副主编的老同志们要比其他人多，以体现知识的价值。

县政府领导还常常关心老同志的家庭，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庄奂家发生房屋拆建问题，宋建人家发生因邻居乱建房屋影响交通问题，李培安子女工作中有关问题等，直接影响了他们本人的工作，县政府得知后都出面帮助协调，直到妥善解决为止。我们地方志办公室理所当然更要尽力为老同志谋取一点福利，如，每月除工资外再给他们发40元编稿费，夜餐补贴比在职的多十几元钱，编稿奖也比在职的高一个档次等等。

县政府的一系列行为使老同志们真正感动了，大家都说：“在这里工作虽然钞票不多，但政府领导和县志办的同志尊重我们，是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的，生活虽然清苦，但苦中也有乐。”主编庄奂曾多次说“士为知己者死”，言下之意，政府视我们为知己者，我们当然要拼搏一下啦。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的确是发扬了一种精神，说是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也不过分。如，庄奂同志爱人身体不好，经常住院，他就把稿子带到病房里，一边照顾病人，一边就抽空看志稿。在家里也时常加班，夏天蚊子多，就躲在蚊帐里看。宋建人老先生，年龄最大，70多岁了，走路都有点费力，但他和大家一样，正常上下班，比机关里有的在职人员还要正规。赵鹤同志，生病住院还没有痊愈，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上班。李培安同志，摔了一跤，肋骨跌断了，在家养病，有一次我们去看望他，见他家桌子上摆了一本打开的志稿，旁边还放着钢笔，看样子正在改稿子。我们叫他在家好好养病，身体恢复了再做也不迟。他笑了笑说：“不能耽误了修志啊。”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通州的修志工作进展很顺利，志书质量也算可以，有人说，“三年跨了三大步”。1996年10月，《南通县志》终于面世，第二年在江苏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还获得三等奖，这一届评奖全省获社会科学奖的县志仅《南通县志》一部。

（本文作者系通州区委党史办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