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斗争形势，1929年秋，省委决定成立党的通海特区委员会，指定李超时为书记，王玉文、张辛（吴锡仁）、陆克、石钧（刘瑞龙）、顾臣贤等为委员。

　　同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场地点设在黄浦江畔的泉漳中学。

　　省委通知李超时、刘瑞龙，作为通海如泰地区的代表出席会议。

　　会上周恩来、李立三代表中央指导会议，并分别作了政治形势、军事问题和组织工作等报告。省委书记李维汉作省委工作报告。省委常委陈云就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问题作了报告。陈云说，江苏农民运动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在南通、如皋、泰兴等党的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已发展成游击战争，有的甚至有红色乡村的存在。江苏农运虽然还有缺点，但它的确是广大贫苦农民为切身利益所需要的斗争。

　　陈云还指出，在国民党军阀统治较为巩固的江苏，斗争是十分艰苦繁杂的，从地主那里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小的队伍的存在是可能的。而且，即使游击战争暂时失败了，它的影响将会扩大，农村斗争一定能够开展起来。

　　大会讨论了上海和外县的工作。李超时、刘瑞龙汇报了通海区的工作，周恩来和省委李维汉、李富春、陈云、何孟雄、李硕勋等同志听了很感兴趣，认为提出了值得重视的问题。

　　1929年冬，党中央决定在苏北通海如泰地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

　　省委书记李维汉最初提出成立红十四军的建议，还亲自为省委起草了成立红十四军的文件。

　　从上海回通不久，在通海特委传达贯彻省里会议精神时，刘瑞龙通知王玉文，即与李超时去上海，负责红十四军交通办事处工作，主要任务是接送红十四军主要领导干部从上海去如泰通海地区。

　　当然还包括安排省委、军委领导会见军队同志，以及购买枪支弹药等事宜。李超时在上海时间不长就回南通了，红十四军交通办事处的工作就主要由王玉文负责。

　　回顾前一阶段工作，王玉文感到很欣慰。自从8月28日在如皋西乡戈家堡西首宝庆寺召开如泰工农红军成立大会，作为南通特委委员兼如泰中心县委书记的王玉文代表特委和如泰中心县委宣布如泰工农红军成立以来，至1929年底，已形成红军游击区。从初期范围仅在镇涛、江安和卢港一带，已发展到与泰兴、泰县红军游击区连成一片。西起扬州的吴家桥、许庄；东达南通的平潮，包括九华山和白蒲；南抵长江边；北到东台的莫庄、青墩（今属海安）。区内人口200多万。中心区位于江安、卢港。

　　当时，如皋红军游击区，含江安、卢港、石庄、镇涛、磨头区的全部或大部，城西、下原区的一部，共91个乡，648平方公里，44万人口。如泰工农红军已发展到近600人。

　　红军游击队是人民武装骨干力量。如泰工农红军已初具红军雏形，是当时江海平原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军警作战的主要力量，在武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证明，镇涛游击队与如泰工农红军的成立和发展，为今天组建红十四军——这一正规的红军武装，积累了经验，培养了骨干，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回首往事，王玉文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如泰地区的赤卫队。

　　早在五一农民暴动失利后，根据省委“发动群众，反击敌人的白色恐怖，发展革命力量”的指示精神，如泰地区党组织进一步重视发展地方赤卫队的工作。

　　在江安、卢港的中心地带，首先着手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并恢复发展各村庄农协会，吸收广大贫苦农民、青年积极分子秘密组织起赤卫队，以大刀、梭标为武器，发展地方武装。

　　至1929年夏，江安地区的各村庄都先后建立了赤卫队组织。

　　根据上级党组织对赤卫队的要求，以及如泰地区的实际情况，王玉文布置赤卫队的主要任务：

　　一是协助红军作战。在如泰工农红军发起的历次战斗中，赤卫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二是搞好地方治安，打击坏人的破坏活动。对各村庄的恶霸地主、坏分子严加监视，一经发现有不轨行动，立即打击。

　　三是给红军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红军的主要兵源，大部分来自赤卫队员，这是红军迅速发展壮大的源头活水。

　　至1929年底，通海如泰地区的工农红军已发展到近千人。加上游击队及农民自卫武装，差不多有3000人。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中央军委和省委派来军事干部。

　　成立红十四军指日可待。

　　满怀着希望，王玉文（化名老丁）与李超时来到上海。

　　上级委派王玉文在上海组建红十四军交通联络办事处，是非常合适的。王玉文不仅熟悉通海如泰地区，也熟悉上海。他曾经在上海上学，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他熟悉上海的大街小巷，了解沪上的人情世故。

　　王玉文与李超时一到上海，首要任务就是物色办事处的地点。

　　为了安全起见，开始时没有定下固定的办事处机关，两人住在旅馆里，还经常换来换去。

　　有一次，李超时带王玉文去找一位在法南区委工作的邳县老乡石光，就暂时住在石光处。住了几天，李超时起草了一份筹建部队的报告，请石光誊清后，由王玉文和他一起去省委，交给军委书记李硕勋。

　　后终于在先施公司后面、杨树浦、延安路富民路口电厂对面皮鞋店楼上等处，先后设立了办事处机关。

　　办事处经常换地址，甚至同时有多处联络点，有时也安排在旅馆里会谈，接洽有关事宜。这也是为了迷惑敌人。

　　大约在元旦过后不久，负责红十四军组建工作的李硕勋在王玉文等同志的陪同下，亲临如泰地区视察和指导工作。通过考察，省委军委书记李硕勋对通海如泰地区有了进一步认识，成立红十四军的条件已经具备。

　　1930年春节期间，中央军委、省委已定下第一批去如泰地区的红十四军领导干部。

　　王玉文决定农历正月初六（2月4日）的晚上，在上海三马路惠中旅馆的房间里开碰头会。旅馆里人来人往，比较混乱，反而不易暴露。

　　中央军委和省委初次定下的红十四军领导有何昆（化名李维森）、张爱萍、何扬等几位同志。交通员有周方（化名许坤）和孙大椿（化名沈诚）。

　　见面后，王玉文作了介绍，大家互相认识了。王玉文安排周方作好准备，近日护送第一批同志去江北。孙大椿准备护送第二批。

　　过了几天，王玉文把2月13日早上的船票交给周方。同时告诉他，约好在薛家滨大通轮船码头集中，开船前一小时会齐。以各人手拿一份《时报》为标识。

　　交通员周方有意提前到了码头。开船前，他看到何昆、余乃诚、张爱萍、何扬、宋奇等人都陆续到齐，大家手持《时报》，互相照面后上了船。前来送行的王玉文并未与大家握手道别，只是若无其事地远远地望着，待船开航后，目送轮船远去。确定能够安全离岸，王玉文才转身离去。

　　在船上坐的是大菜间，也就是统舱。大家进舱后都坐在互相看得见的地方，却有意不坐在一起。

　　事先王玉文交待过，为了在船上不暴露，大家要装作互相不认识，不要交谈，免得口音不同，引人注意。还特别关照：张黄港、新生港等港口已被敌人封锁，检查很严，可到口岸下船。

　　船经过张黄港、新生港停靠，都有人下船。在船上就可以看到江边码头上荷枪实弹的警察，挨个地检查上岸的旅客，连手提箱包，包括身上都要检查彻底。周方暗暗叫绝，佩服王玉文调查观察仔细，部署得当。

　　2月13日下午约四五点钟，船到了口岸，果然一个警察也没有看到。上岸后，周方叫了一辆独轮车带路，一些行李就放在车上。

　　到郭家庄郭子福家里，天已经黑了。周方出示了王玉文写的介绍信，郭家热情接待。这天正巧是农历正月半，大家吃了几个汤圆，就连夜赶路。

　　顺利到达如皋西乡东燕庄，已是2月14日凌晨。

　　知道红十四军新领导要来，很多人在东燕庄迎候，有通海特委委员张辛，如泰工农红军领导薛衡竟、黎昌圣(黎时中)，如皋县委书记于咸，县委委员朱松寿（老戈）、孙盛（破凉帽）等人。大家见面后高兴极了，亲切地握手互致问候，比多年不见的亲友还要亲。

　　稍事休息，何昆、余乃诚、张爱萍等红十四军新领导，与张辛、于咸等地方领导，薛衡竟、黎昌圣等如泰工农红军领导，谈论起整编部队、建立红十四军等问题。

　　至此，交通员周方等人才知道，何昆原来是红十四军新任军长。但对外还是保密的。

　　隔了大约半个月，根据王玉文的安排，孙大椿、宗子祥又作为第二批、第三批的交通员，分别从上海护送红十四军干部过来。周方也赶到泰兴县城里，住在一个小学校里接应。

　　将三批红军干部护送到如泰地区后，听说何昆军长要求把在上海办事处工作的周方、孙大椿调进部队，王玉文表示大力支持，要谁给谁。后来，许坤（周方）任一师五营政治指导员，沈诚（孙大椿）任师直教导队队长。

　　1930年2、3月间，王玉文在上海红十四军办事处期间，参加了两次重要会议。

　　2月初，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5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通海区关于接受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决议案之决议》《通海政治状况和党的工作路线》，以及由李超时、刘瑞龙起草的《游击战争行动大纲》三份重要文件。规定了通海如泰地区各县红军的军事活动路线，确定通海区的党组织必须“发动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

　　3月26日，省委又在上海召开南通、如皋、泰兴、海门、启东5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宣布正式成立通海特区委员会，人员与去年秋通海特委停止活动时基本未变：李超时为书记，委员有王玉文、张辛、陆克、刘瑞龙、顾臣贤，刚到如泰地区的红十四军军长何昆参加特委（委员）。

　　4月初，红十四军在如皋正式建立后，鉴于上海与通海如泰的通讯联络更加密切，人员往来愈趋频繁，王玉文参与创建的红十四军交通联络办事处改名为红十四军驻沪办事处。

　　驻沪办事处的主要任务：

　　一是接收干部。有从上海到通海如泰去的干部，也有负伤来沪治疗或联系工作的红十四军将士和地方干部。

　　二是采购物资。例如通过与洋行有关系的人员购买武器、药品等。

　　三是传送文件。当时省委给通海特委及所属各县的指示、训令，以及书刊材料等，都是由办事处经手分送。

　　四是安排会议、会见等。

　　在非常艰苦危险的情况下，办事处始终保持与中共长江局军委、省委和红十四军军部、通海特委的密切联系，为红十四军的政治、组织、军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办事处曾安排党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刘伯承、省委常委陈云与红十四军、通海特委负责同志会谈。

　　刘伯承和李超时在办事处安排的威海卫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会见。

　　军事特派员徐德视察红十四军后，在办事处安排的西藏路东方旅馆内向刘伯承汇报。

　　陈云多次在办事处与李超时、刘瑞龙等人会面。

　　红十四军一师师长张世杰、如皋县委书记于咸等部队和地方领导到省委汇报联系工作，都先到办事处来。由办事处与上级领导联系后，再安排会见时间和地点。

　　包括如皋县委书记韩铁心受枪伤赴沪，以及红十四军四营政治指导员张爱萍、连指导员何扬等同志负伤到沪，都是办事处安排去医院治疗。

　　1930年5月下旬，省委军委书记李硕勋（石心）派刚从苏联回国的黄火青、秦超去红十四军二师（通海地区），也是办事处安排会见地点。与黄火青、秦超见面的，还有李超时、刘瑞龙、黎昌圣等。

　　1930年春，为组建革命武装，急需一笔款项，王玉文在上海办事处接受筹款任务后，即派交通员回如泰地区找沈诚。沈诚即率游击队员去大地主黄明斋家，责令他向其他地主豪绅设法征款。数日后，筹到现款6000元，火速护送至办事处王玉文手中，保证了应急之需。

　　1930年4月中旬，红十四军二支队（一师）政委黎昌圣到沪疗伤，伤愈后即负责办事处工作，然后是石光（石德俊）。在办事处工作过的还有戴蔚侠（交通秘书，后任红军独立师政委，为掩护主力北上，于战斗中牺牲）、王斌（行政秘书，四川人）、吕继英（李超时的爱人）、红六军军长邝继勋的爱人、孙启玉、赵兴仁、老侯、吴某（女）、罗尹静（广东人，黄埔四期学生，后叛变）等。

　　通海如泰地区红十四军的斗争，以及土地革命的消息，不断传到上海，引起了沪上文化艺术界的注意和重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同志着手搜集关于红十四军的素材，胡也频、丁玲等作家在5月中下旬曾到红十四军驻沪办事处采访，了解红十四军在通海如泰的战斗事迹。

　　上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通过办事处，积极推动南通地区的文艺活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第一个分盟在南通建立。党领导的上海艺术剧团由刘保罗、郑君里等率领到南通演出。继而，南通兴起了话剧活动，逐步建立起进行革命斗争的一块新阵地。南通的学生赵丹、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等青少年走上舞台，积极参加了当时南通的革命文艺活动。

　　这些情况也许是王玉文创建办事处之初所未能预料到的。

　　王玉文完成了办事处初期接送红十四军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务后，重又回到了如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