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特委的建立

继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也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8月1日，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将工作中心转至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总方针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8年1～2月间，在江苏省委常委王若飞的建议下，省委决定派黄逸峰以南通特委书记的身份、彭汉章以特委军委书记的身份到南通组建南通特委，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春节期间，黄、彭出发，先后到南通、如皋、泰兴、泰县、东台等地考察。由于行动不密，黄在东台被捕，特委因之未能建立起来。

3月，王若飞从上海秘密到南通指导工作，帮助南通县委分析当时的斗争形势，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着重指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武装的重要性，要求县委充分运用党在工人、学生中的力量和在农村中已经取得的阵地，把农民工作深入一步，奠定党在农村中的群众基础；他还要求县委学会组织领导群众斗争，摧毁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有准备地进行武装起义，支援苏南和全国的革命斗争。4月初，王若飞去如皋，在如皋县商会一间空屋内召集如皋县委及东西乡党组织负责人，讨论在如皋举行农民起义的准备工作。王若飞离开南通、如皋以后，南通县委于4月中下旬领导数千农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酒捐斗争；如皋、泰兴县委于5月1日前后发动两县农民，举行了江北规模最大的五一暴动。

工农群众的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慌，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南通地区革命斗争的镇压和对共产党人的搜捕。1928年6月2日，南通县委在博物苑召开扩大会议，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县委书记彭汉章、组织部长徐秋声、代师党支部书记刘瑞龙、女师党支部书记汪钦曾及代师党员丁介和等十人被捕。6月中旬，南通成立临时非常县委，陈国藩代理县委书记，7月份，陈国藩又被捕。6月28日，接替刘瑞龙任代师党支部书记的韩铁心在唐闸活动时被国民党唐闸公安分局逮捕（后被解往南京，由党组织通过关系营救脱险）。在如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残酷镇压了农民的五一暴动，并悬赏通缉暴动领导人，刘君霞（如皋城中区委书记）、苏德馨（如皋马塘中心区委书记）等相继遇害。在这期间，海门县委也迭遭破坏。先是3月间，因筹饷考虑不周，县委书记俞甫才和负责军事工作的尹通被捕入狱。6月，县委在汇龙镇附近瞿家仓筹饷后，被国民党政府侦破，6人被捕。这一连串的挫折，使南通地区党的工作遭受重大挫折。

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为加强对秋收斗争的领导，决定组织淞浦、沪宁、南通等六个特区委员会。同年秋，统一领导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泰兴、靖江等县党的工作的中共南通特区委员会正式成立。特委书记为范森，委员先后有韩铁心、王玉文、徐芳德、林志和、朱松寿、吴亚苏等。

1928年12月，南通特委在海门茅镇召开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泰兴、靖江六县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六大”决议精神，检讨过去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布置各县以后的工作。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斗争；一面又进行“改良”欺骗：在城市里宣传“解放劳工”，在农村中宣传“二五减租”，而实际上则加紧向工农进攻。针对这一情况，会议要求党组织“要去鼓舞群众的革命情绪，发展群众组织，领导群众日常经济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和巩固党的组织”。

会议分析了各县党组织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党员“缺乏教育和训练”；党组织“自由散漫”；各县指导机关则有“局部的地方观念”，“不能有组织地去指导工作，局限于个人活动，还没有形成集体领导的中心”。针对这一状况，会议提出要健全县委的工作，“发挥党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

在检查了过去的工作以后，会议指出：经过一个起义的“狂飙时期”，盲动主义发展了组织，也搞垮了组织。本地区正处在一个新的斗争局面中。因此，要求各县党员“深入群众、领导群众的斗争，铲除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

对城市工人工作，联席会议决定在特委领导下组织职工运动委员会，切实调查工人生活状况，建立工人支部；运用兄弟会、俱乐部、联欢会等形式团结工人，用各种方法在工人中灌输阶级斗争的知识；同时要根据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对农民工作，会议认为各县农民运动都有相当发展。缺点在于对农民的自发斗争没有认真加以领导；没有抓住农民起义的有利形势，组织群众；在白色恐怖之后，没有及时做好恢复组织的工作。联席会议认为在南通地区“游击斗争必须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要求各县都能组织一支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骨干队伍。

在这次会议以后，南通县东五区建立了通东第一个武装小组。不久，又在小组基础上组织了武装小分队；如泰地区建立了工农红军。

约在1929年10月间，南通特委停止了活动，其联络各县委的任务，转由南通县委承担。

通海特委的建立

随着南通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和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壮大，反动统治阶级十分惊恐不安。1929年底，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泰兴五县国民党当局联合起来，纠集武装向革命力量发动猖狂进攻。鉴于这种形势，江苏省委认为在通海地区有重新组织特委的必要。1930年3月26日，通海特区委员会正式成立。李超时任书记，王玉文、张辛、陆克、刘瑞龙、顾臣贤等为委员。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江苏省委、省军委将通海如泰地区的工农武装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何坤为军长，李超时兼政委。此后，通海特委主要领导了红十四军的斗争。1930年9月底，红十四军遭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受到严重挫折，党的大批优秀儿女，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南通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通海特委亦随之停止了活动。

南通中心县委的建立

1930年冬，江苏省委派曹玉彬、穆子奇、朱九成等五人到如皋进行恢复工作，途经江阴时，因叛徒告密，全部被捕，于1931年3月在镇江同时遇害。

1930年底和1931年春，省委分别派于咸到如泰地区，派海门县委书记黄家骏到南通地区领导恢复工作。

于咸在极为艰苦、危险的环境中，联络了一批幸存下来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赤卫队员，紧紧依靠基本群众，镇压气焰嚣张的地主、恶霸，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1931年夏，于咸去上海向江苏省委汇报工作，回江北时化装成箍桶匠，带回盒枪12支。到如皋后，在卢港小西庄召集几位党员开会，传达省委指示。由于行踪发觉，敌人纠集卢港、卢庄、东燕庄等十多个据点的“保卫团”数百人进行奔袭。于咸、孙玉才、尤老三等三人被围困在一户农民家中。他们闭户坚守，从烈日当空的中午一直打到夕阳西下，毙伤“保卫团”20多人。敌人无计可施，便放火烧屋，于咸在突围时中弹倒下，一个“保卫团”士兵走上去企图收缴武器，当他俯身取枪时，身负重伤的于咸用最后一颗子弹，将敌人打死。其余敌人再也不敢走近，便用乱枪射击，经过很长时间，敌人才敢接近于咸的遗体。于咸等三位共产党员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事迹，为当地百姓所传颂。

黄家骏到南通后，遵照省委指示，组建了南通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南通、海门、启东三县党的工作，积极恢复农村、工厂、学校中的党团组织。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5月，黄家骏在南通县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斗争。1932年夏，黄家骏奉调去上海，王福基接任南通中心县委书记。年底，王福基在上海被捕叛变。中共江苏省委遂派巡视员卢世芳和团省委巡视员周振国到南通恢复南通中心县委，领导通海地区的工作。1933年3月，在卢世芳主持下，召开了南通、如皋、海门等县党组织联席会议，成立了新的南通中心县委，担任过通海特委委员、刚刚出狱的顾臣贤作书记。6月，南通中心县委委员王梦祥被捕叛变，供出卢世芳、周振国、顾臣贤等20余人，南通中心县委由此遭到彻底破坏。至11月，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五县200余名共产党员被捕，党的组织先后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