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淮银行的机构及人员

1941年4月1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江淮银行总行于7月份在日寇“扫荡”时即撤销。

1941年5、6月份，李人俊率领陈立、李林、许世群和我等一班人来到苏中。走到大中集（现大丰县）因形势即将变化，李人俊仍返盐城，我等数人奔赴栟茶，陈立去二分区。

1941年6月15日，在栟茶设立江淮银行苏中分行，我与李林等一齐参加筹办和开业。记得是在一座大房子里，开业那天有单位和工商户来祝贺，放了爆竹，热闹了一番。

苏中分行主要业务实际是机关部队存取款，商户也有些存款，但很少。当时实际负责人是范醒之，后朱毅也来过。不久，我随范醒之去东南聚星镇、海复镇一带活动，8月份大“扫荡”中，我随范醒之回苏中一带。不久，陈立同志去二分区，我去三分区任金库主任，而季恺同志是江淮银行三支行行长，干部有杨铭馨、戴文忠、赵新吾、赵介吾等四五人，另有短枪队员和挑夫20余人。

范醒之调苏中，四分区就由宋季文同志接替他的工作，后来，来了金库主任陆慕云等同志，也有警卫和挑夫。

在战争环境中，银行业务未能得到很好发展，但也担负起金库和发行钞票的重任。是政府的一个部门，独立存在，不附属哪个部门。

二、江淮银行工作情况

1、发行货币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取消我新四军番号，停止对我军的供给，迫使我新四军要独立自主坚持敌后斗争。1941年初，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时，即着手筹建银行，这也是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当时伪币开始涌入解放区，法币也逐渐在膨胀。为了维护解放区人民利益，安定经济秩序，发展生产，即在1941年4月1日成立江淮银行，准备发行江淮币（抗币）。7月份，日寇扫荡，未及发行。后派员赴沪，购买印刷机，印钞纸张，并通过上海地下党在上海制好凹凸版，用高薪聘来技术人员。印钞厂设在大中集，情况紧张时就搬到海船上或打埋伏在农村中。印出的江淮币，在盐阜银行成立前，江淮银行印的钞票加盖“盐阜”字样的“一元劵作五元”币在苏北盐阜地区发行流通。因是初创，印的数量很少。

三分区建行后，江淮币不够用，便在海安仇湖区水网地带也筹建印钞厂，通过地下党购买了印刷机械，聘请技术人员绘制图面，通过摄像用稀硫酸进行腐蚀制版，但因条件较差，所印钞票不敷应用。后决定改用木刻印制本票，比印刷机印钞票容易上马，也便于游击时期转移和打埋伏，但搞起来工作量也很大。每张印好的钞票要加盖钢印，加盖编号戳，还要3人签字（汪海粟、季恺和我），几十张还无所谓，签几百张、几千张就麻烦了，而游击环境中哪能给你安心坐下来签字。后来，想出办法，改用盖签名章，签章后清点，100张为一小搭，10搭扎一捆，10捆用土大布缝好一包，然后发给各县发行，因工作量大，要日夜抢着干。这种艰苦工作，要有忠实可靠的人做，干部、警卫都有短枪，守护钞票。随着战争形势好转，货币流通量增加，有时需挑夫二三十人。可见银行金库工作是很繁重的。

2、银行营业情况

江淮银行初建时，少数县城和大集镇也办理存兑业务，主要是机关、部队，私人存款很少。大“扫荡”后，城市集镇都被敌伪占领，银行即下乡打游击。银行代理金库，垂直领导，从苏中到分区到县都有机构。税所收的钱每日要送到区里，区里隔三五天要送到县里。金库的钱各地不能动用，由苏中、分区逐级批下来才可用，收支两条线，执行十分严格，这是由银行办。

为了排除伪币，银行还和货管、公营贸易公司商店密切配合，将法币或伪币换回我方需要的军需民用物资。在我方组织出口生猪、豆油、豆饼、花生、盐、酒等物资时，亦要求换回军需民用物资。有时不能换回那么多物资，则黄金、白银也要。也可以将指定的钱庄汇票带回，这些，我们即作外汇作用，再找途径搞回物资。

银行对私人业务，主要是发放农贷。上级确定任务、金额，银行进行联系组织分配，由区乡政府和农抗会发放，到期亦通过各级组织收回。三支行经常驻仇湖区，但也时常变动，敌人“扫荡”时，就跳到“汤园”区去。

三、华中银行海安支行情况

抗战胜利后，即成立苏皖边区政府，同时也成立华中银行总行。行政区域也重新划分，将三四两个分区合并成华中一分区，也成立华中银行一分行，行长管文炳、邓克生。约在1945年11月在如皋城办公。

当时银行是三级制，即边区称总行，分区称分行，县称办事处。而海安独称支行，因它不只是一个县，西至姜堰，北边包括东台，所以称华中银行海安支行。海安支行行长戚慕光，我是副行长，还有严德伦，业务课长孙其昌，副课长周达，会计课长刘礼凡，出纳课长也由我兼。1946年7月以后，革命大举进攻。我即北撤区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