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通州东部沿江一带坍而复涨,明清两朝初期均实行奖励垦荒的政策,使遭受重创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南通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以棉花为主体的农业、以纺纱织布为主体的家庭手工业和盐业等三大主体产业。随着商品流通的兴盛，各类市场、店号相继出现，通州成为棉、布、盐等商品的集散中心，一批新兴市镇纷纷涌现。

一、耕地垦辟和水利建设

元末至清初，通州东部江岸连续发生大规模坍塌，后在其东部形成新的沙洲。为避水患，海门数迁县治。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静海县，通州领海门县，增领崇明县。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海门废县为乡，并入通州。雍正二年（1724年），通州升为直隶州，隶属于江苏布政使司，领如皋、泰兴二县。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割通州19沙、崇明11沙及新涨的天南等41沙设海门直隶厅，直属江苏省管辖。

改朝换代，带来的是残酷的杀戮和经济的破坏。为巩固统治地位，明清两代初期均采取休养生息、奖励垦荒的政策。明代起，由地方政府组织和民间自发的拓荒垦殖持续进行，捍海堰外实施大规模围垦，新淤涨的盐场荡地得到垦殖，耕地面积大量增加。清顺治六年(1649年)，朝廷下令：“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康熙四十五年（1705年），崇明人陈朝玉率先过江到海门拓荒开垦，并带动周边民众前来开发沙地。其时，海门境内1万多人，其中崇明人近3000人。从明永乐二十年（1401年）到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400年余间，通州、海门的田地从3973顷增加到10495顷，这些新增土地为种植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朝时，江海堤岸多次坍塌。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7月，海水冲毁吕四场堤堰，淹死场民3万余人。朝廷下诏，调集苏、松、淮、扬四府民夫培修范公堤。永乐九年（1411年），“海溢堤圮，自海门至盐城凡百三十里”，次年10月，负责从长江口至辽东地区运输的朝廷总兵官陈瑄组织40万兵夫筑捍海堤1.8万余丈。此后潮涨堰坏，均旋即修复。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通州各盐场普修捍海堤。万历十三年（1615年），巡盐御史谢正蒙主修范公堤，南自吕四场，北迄庙湾场，总长800余里，为宋时范公堤的5.3倍。古海堤堤线从此基本定型。清代在续修范堤的同时，加强堤闸修建，解决挡潮和排涝矛盾。至乾隆中期（约1736～1759年)，最终形成范公堤归海十八闸。此后范公堤列入日常管理，州、厅境内，在关键地段每里设堡夫1人，及时挑土修补。

明清时期，多条运盐河得到疏浚、开凿。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两淮盐运史毕亨修浚通州至仪征运盐河。嘉靖十六年(1537年)，通州同知舒缨主持开凿自利和镇经余西、余中场达吕四场的运盐河30余里。隆庆二年(1568年)，开通串场河，贯通吕四、余东、余西、余中、石港、金沙诸场。清康熙七年(1668年)，知州白映棠主持修浚通泰运盐河。与此同时，在吕四、余西场及州城建设了一系列闸坝。明嘉靖年间，如皋县县令李衷纯动员民众每百亩凿一池，池中养鱼，池水用以蓄水灌田。

二、以植棉为主的农业生产

明清时期，南通地区农业生产逐渐出现“西粮东棉”格局。优越的气候、土壤条件使南通滨江临海一带成为棉花种植区，所产棉花纤维长，色泽洁白，富有弹性，是棉纺的优质原料。

明代以来通州已普遍植棉，万历年间(1573～1619年)，通州棉花畅销徐淮、山东等地。清初，统治者为恢复农业，鼓励垦荒植棉，实行移民与计丁授田办法，垦辟荒地作为世业。以崇明移民为主体的吴地棉农纷纷迁往通海地区垦荒耕织，成为通海的首批拓植者。清代通州的植棉面积已达全部农田面积的七八成。当地培育的青茎鸡脚棉（因状如鸡脚，故名)比江南优质棉吴下种出棉率高10%。乾隆年间，通海地区所产“通花”盛销东南沿海地区。每年秋后，徐、淮、山东及广东、福建商贾云集通州，委托花行收购棉花。

明清时期南通地区的粮食作物有水稻、三麦（大麦、小麦、元麦）、荞麦、粟、玉米、三豆（蚕豆、赤豆、黄豆）、薯类等。经济作物，除棉花外，还有蚕桑、麻类、芝麻、香料、中药材等，各类蔬菜、瓜果、花木等也普遍种植。

明初，朝廷强制农民栽桑育蚕，蚕桑始有发展。明中叶，水旱灾害频发，尤其长江堤岸坍塌，沿江大部桑田被毁，桑蚕生产受挫。如皋栽桑养蚕业得到发展，在苏北居领先地位。蓼蓝大量种植，为制靛业提供原料保证。据明《万历通州志》记载，其时岁贡土靛，通州达3500斤，海门为1000斤。

清代南通地区畜牧业形成一定规模。清嘉庆年间通州建有猪业公所，后发展为畜产业同业公会和鲜肉公会。利用滩涂丰盛的饲草，养羊甚为普及。海子牛是沿海一带常见的役用牛良种。它体高力壮，两牛共挽一车，载重达1000到1500公斤。

值得注意的是，盐区农业生产也取得发展，在明代已具一定规模，清代中期以后离海渐远的盐场逐渐把农业作为主要经济。明嘉靖年间市境12所盐场每年向官府缴纳田赋，共有麦2280石、豆2367石、米2953石。至万历年间，盐政衙门在海滨设庄田，通、泰、淮三分司各有庄田10处，平均每个盐场盐课司有1处庄田，两淮灶户兼事农耕。清代灶户田赋改征折色银。征收灶田课赋成为清各盐场大使的主要职责之一。

渔业生产持续稳定。明清以来，各盐场均出现一批专业渔户，各盐场有“腌切”一项专门供应水产品腌制保鲜。至嘉庆年间，通属9场中的7场皆有渔船出洋捕鱼，吕四场渔业生产规模最大。光绪末年，吕四场356户灶户共有渔船130多艘。

三、以纺纱、织布为主的家庭手工业

元代，黄道婆创制的手工棉纺织技术在江南地区迅速传播。至明清两代，形成以松江为代表的全国棉纺织工艺中心。清初，崇明等江南移民把纺纱织布技术带入通海地区，通州成为继松江、太仓之后的土布之乡。南通地区所产棉花、棉纱大部分供应本地手工纺织土布。

本地农民自织棉布，最初主要是织“稀布”、“小布”（供包装裱糊、制作船帆之用），后品种逐渐增多。乾隆元年（l736年)前后，通州民间已有手工染色土布，采用天然植物染料分别染成红、黄、黑等颜色。以后，还掌握了色织土布织造技术，生产衣衫、床榻品的上等面料。坯布多产于兴仁、西亭、观音山等地，日均上市万疋（30万米）左右；供染布多余的销往外地。嘉庆以后，随着土布品种和销售地区的增加，先后出现县庄、京庄、关庄、申庄、杭庄。通州土布南经闽粤远销东南亚，北由安东进入朝鲜。通州特产的紫花土布还和松江棉布一起，以“南京布”之名销往欧美。清代，如皋也成为土布重要产区，生产的红青布行销大江南北。

棉花、棉纱、棉布三者紧密相连，南通地区就此形成从植棉业到棉花加工业、手工纺织业和花纱布商业的“一条龙”产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清顺治年间编纂的《海门县志》载：“一手所制，足活三口；三手并作，则八口无虞”。可见纺棉织布在当时已成为农民重要的生活来源。为纺织业所配套的车木店、笼筘店等手工业作坊也在通州城广泛设立。

明清时期，缫丝、织绸、麻纺是南通地区的传统家庭手工业，主要出产丝线、麻线、丝绵等。明代通州产麻线被列为贡品，如皋产衣尖线是朝服用品。

服装加工逐渐兴盛。清代，南通本帮裁缝在民间走街串巷，上门加工为业，手针缝纫四季服装。集市设有绱鞋摊、铺和鞋店，并出现制作各类帽子的手工作坊。

四、由盛而衰的盐业生产

明初，两淮运盐使司（驻扬州）下设通、泰、淮3个分司，今南通市境内有通州分司所领的“上十场”和泰州分司所领“中十场”中的2个场。正德十五年（1520年）起，通州分司长驻石港场。明朝廷为监察盐课，每年派巡盐御史至两淮，以通州为驻地，前后达百余年。明嘉靖年间，通州分司的“上十场”年产量达到12万吨左右，为市境古代盐业产量最高纪录。据嘉靖年间（1527～1579年）统计资料，市境内12个煎盐场有草荡面积3.29万顷，从事盐灶人口1.48万人。嘉靖年间，通州屡遭倭寇骚扰，市境各盐场成为海防要地。嘉靖三十三、三十四年（1554、1555年），官军与盐民在吕四场多次合力击溃入侵倭寇。余西场盐民曹顶英勇抗倭，壮烈牺牲，成为世人景仰的民族英雄。

明末清初，盐业生产因战乱而遭破坏，直至清代中叶才得以恢复。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煎盐场减为9场，直至清末，称为“通属九场”。因海势东迁，荡地淤涨，盐产量锐减。以坍荡最多的吕四场为例，明万历年间额设灶丁1588人，至清康熙、雍正年间额设仅346人，仅为原额1/5，而实际还不及此数。清嘉庆七年（1802年）市境内煎盐场年总产盐10.02万吨，约占淮南盐产总额的30%。道光六年（1826年），市境内煎盐场年总产盐下降至3.89万吨。

盐的经销在明朝以后发生变化。明朝以前，市境各场所产盐斤由场官设仓收纳转运。明万历年间实行“纲法”，官不收盐，令商人自行下场收购运销。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各场设立公垣（用矮墙围起的盐仓），供场商收积灶户煎出之盐。场商一般在扬州派有常驻代办人。嘉庆以后市境各场有据可考的场商共64家。清代以行盐者为运商。淮南运商群居扬州，接运通盐销往湘、鄂、赣、皖等地。市境城乡居民食盐由商贩小额贩运。清雍正十二年（l734年)，通州及如皋县登记发牌，由州县所在盐场酌留余盐供售“筹盐贩”，每次不超过20公斤。

五、逐渐兴旺的商品流通业

明朝以后，植棉业和家庭手工纺织业兴起，通州逐步发展为苏北商品棉和土布的集散地。城镇布庄林立，有“土布之乡”的称誉。清初通州就有专营染料的靛行，较有名的是乾隆末年开办的保鼎隆靛行。

明清时期，通州城内木行、砖瓦行集中在城西沿河一带（今西濠河、盐仓坝）。明嘉靖年间，石港和通州城的北河梢、端平桥河东街等处为米、豆麦、杂谷等市场。清代，南通城内瓜果经营主要集中在西门吊桥（今和平桥），较大规模的中药店有8家之多，还有多家前店后坊的酱园。因清代朝廷通令一律剃头梳辫，理发业渐成固定职业。外地商人来通开店的日渐增多。安徽人经营茶叶、杂货为主。宁波人经营药材为多。镇扬人经营京货业、杂货业、香粉业等。明清时期，地方名特产品不断涌现，有“八珍糕”（通州名医陈实功创制）、白蒲茶干、林梓潮糕等，菊花火锅为如皋上贡佳肴。

明清时期储运业不断发展。明朝初年，南通市境内有盐栈10处。明清两朝都重视粮食储备。通州建有常平仓、通济仓、丰备仓、社仓、盐义仓、积谷仓等储粮仓库。其中盐义仓主要为救济盐民而设。清代出现代客买卖的牙行和零售米铺。

疆粮漕运条件改善，以扬州为中心，联通泰州、如皋、通州等地的内河航运系统逐步建立。明代，通州每年额征潜米3592石，由通州守御所官旗船押运。清雍正七年（1729年），通州应征的漕粮，改兑狼山营兵米，就地支给。

明中叶以后，通州一带民间建造沙船逐步兴盛。清康熙中期开放海禁后，关东地区每年有大量豆麦运至上海，加之本地盐、棉外销和物资引进，更刺激了造船业、运输业的发展。通州、海门、崇明3州县在上海从事运输的沙船有600艘左右据《上海沿海运输志》记载，清嘉庆、道光年间，各地沙船汇聚于上海约3500多艘。每一州县之船为一帮，共11帮。其中，通州、海门、崇明3帮规模较大。。早期航运企业——沙船行开始出现。道光五年至六年（1825～1826年），通州有7户船商、70多艘沙船应募参与江苏漕粮运输。

六、城市建设和新兴市镇的形成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通州城规模进一步扩大。明初，守御千户杨清、姜荣相继修筑通州城，辟三水关，又在城门外设东、西、南3座吊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知州高鹏重建南门外瓮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知州王之城采石筑新城，次年竣工。新城从南望江楼两翼建城墙，分别向东、西延伸，再北折，接原州城城脚。建新城后，原南濠河成主城内河，东、西设两便门。新城与旧城相连，城区较原来扩大了2/5。

清代，通州城垣又有多次修建。新城最后一次整修在康熙元年（1662年），后因年久失修，至乾隆时已废。原州城在康熙、乾隆、道光年间多次修建，使通州成为一方重镇。

随着盐、渔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拓展，通州沿海岸地区逐渐形成新兴的市镇。明清时期南通地区市镇主要有如城、海安、掘港、丰利、栟茶、角斜、石港、金沙、余西、余东、吕四、茅家镇、四甲、西亭、兴仁、白蒲、丁堰、林梓、石庄、曲塘、李堡、丰利、马塘等。这些市镇工商业都比较繁荣，大部分建有文化教育机构。吕四成为南北五省渔盐集散之地，掘港成为盐、棉、米、茧“四白”集散中心，均有“小扬州”之美誉。

七、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

明清两朝前期，自耕农占绝大多数，是封建王朝的赋役来源。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通州有丁漕田地数38.73万亩，中农1284户，平均每户占地11.5亩；贫农3966户，平均每户占地5亩。岁纳税粮2.2万石，租钞1010贯，马草1.19万包。明代皇室地主、大官僚、乡官、绅士和庶民地主通过暴力掠夺、购买、兼并等手段，使土地不断集中，大地主家族拥地达万亩之多。明朝中后期，添兵增饷，吏治不整，农民濒临绝境。崇祯年间(1633～1637年)，通州赋税陡增，累计加派募兵军饷银、弓箭弦扣银等802万两。在乡间，地主隐匿赋税，佃农负担加重。

海门沿江土地自明正德元年（1506年）后，坍没日甚一日，居民四处逃亡，朝廷仍征田赋，住民不堪负担。嘉靖二年（1523年）大饥荒，民相食，死者以万计。嘉靖十一年（1532年），全县2580户、10322人，税粮7549石，租钞1028贯，马草12964包，租税沉重，农民入不敷出。

更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盐丁，“终日熬波煎淋卤，食不充饥衣不补”（明代《淮南中十场志》收录季寅《盐丁苦》诗）。如遇巨风大潮，便成盐民的灭顶之灾。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嘉靖十八年（1539年）、万历十年（1582年）、清雍正二年（1724年）等大潮、海啸，每次淹死两淮灶丁男女老幼达两万多人。

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农民、盐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明弘治年间，通属各场1162名灶丁因生活贫困逃离盐业，占灶丁总数十分之一强。崇祯三年（1630年），通州、海门沿海地区灶民因不堪忍受官府的苛政严限，焚劫地方富户。其势猛烈，波及整个通州城。举人明万里、苏如轼等乘机发起反对通州士绅的市民暴动，不久被镇压。清康熙初年，淮南各盐场灶户不堪坍赔（坍荡盐课仍由灶户包赔），纷纷离业逃亡。随着市境海滩东延，旧时灶地海潮罕到，已不宜蓄草煎盐，加之价低无利，不少灶民逐渐垦荡成田，种植农作物。清廷官员为保盐利，多次禁令开垦。道光十一年（1831年），余东场大使立石永禁开垦。在灶民的持续斗争下，最终不得不开禁。

明清之交社会动荡，战祸不断，民族矛盾尖锐。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通州总人口有近7万人。清初，满清统治者推行剃发令1645年，清军进入江南后仿照关外推行的“剃发易服”，重新颁发“剃发令”，强迫汉人仿照满人习惯剃发，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对不服者进行暴力镇压，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事件。，“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顺治二年（1645年），通州丁口仅剩2.2万人。通州、如皋一带志士先后起兵抗清。顺治十年（1653年），周应魁、王鼎等率通州农民义军两次攻打州城均告失败。之后，朝廷实施奖励垦荒的政策。经大规模开垦滩地，吸引外来人员流入，至康熙五十年（1710年），通州人丁增至6.9万人，与明洪武末年基本持平，社会经济得到恢复。第二章晚清、民国初期的南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