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序

薛驹

 我是1941年春到达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当时因为日本扬言要进上海租界，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一批学生党员干部分批转移到临近上海的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周一萍也是与我同一批到达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他当时是上海学委书记，我是一个中学区的区委书记。

我们先到苏中四地委所在地——如东县掘港镇，等待分配工作。接待我们的就是谢克东同志，当时他名叫谢克，是地委党训部主任。他向我们介绍了黄桥战役后苏中根据地的发展情况，还带我们旁听了苏中区党委召开的干部会议，第一次听到粟裕同志的报告。到4月份，我被分配到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政干校任指导员、总支书记，6月干校结束后，调任苏中四分区青年联合会主席，7月在丰利镇举办了一期夏令营。夏令营尚未结束，就遇上了日伪军的“八一三”大扫荡，日伪军在如东等沿海地区占领了几个集镇，并在农村对抗日武装进行攻击，夏令营匆忙宣布解散，一部分青年学生回家，一部分愿意留下的学员加入当地游击队、武工队。我也就留在如东，和如东地方干部一起组织民兵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并参加“二五减租”、建立农民抗日协会等活动。大约在9月间，谢克东被任命为如东县委书记，并任命我到如中分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到1942年4月份，原如中分县县委书记姚家礽调回江南工作，县委决定我接任如中分县委书记。到1942年10月，苏中区党委在如东县南坎镇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坚持敌后斗争的指示，要求作好反“清乡”的准备，划小部分县区域，精简部队。会议确定改如中分县委为如中县委，我任如中县委书记。到1943年3月正式开始反“清乡”时，苏中四地委决定成立秘工部（后改为城工部），把敌占区城镇的党员划入乙种组织，由秘工部领导。并调谢克东为地委秘工部部长。1943年5月党组织又调我到苏中四地委秘工部任南通县秘工特派员。当时，南通市区的乙种组织由谢克东直接领导，市区外的城镇包括通海地区的乙种组织由我负责。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和大、中学生、从事工商业的城市居民。我工作的范围主要在南通县和通海地区的小城镇，如金沙镇、刘桥镇、石港镇、二甲镇、北兴桥镇等地。对乙种组织的党员的基本要求是：不暴露党员的面目，多了解些情况和群众反应，广交朋友，包括对伪乡长、伪保长和伪甲长的工作。

党的乙种组织和公开活动的党组织的关系是，既从组织上分开，又保持一定的联系。我作为南通县的特派员，也不定期地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在反“清乡”中城镇的一些重要情况，如敌伪人员活动和群众反映的重要问题。当时南通县的县委书记是周一峰，县长是梁灵光。敌人“清乡”时，先是大部队“扫荡”，大批老百姓外逃。敌人一方面要打击我们的游击队，另一方面还要选择伪乡长、伪保长、伪甲长来为他们服务。乙种组织工作的重点是调查了解社会舆论，了解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谁是帮助、支持新四军的，谁与日本人比较接近，谁是汉奸，等等。还要有意识地接触伪乡公所的人，做伪乡长、伪保长、伪甲长的工作，以了解真实情况，但不能暴露身份和目标。乙种组织通过详细了解这些伪甲长、伪保长和伪乡长的情况，弄清楚哪些人是汉奸，哪些人是勉强应付日本人的，把这些情况及时向党委汇报。这样，我方的武工队、锄奸队就可以镇压一批汉奸，使那些伪乡长、保长、甲长，不敢向日本人讲真话。比如在“清乡”开始时，南通的公安局长和武工队队长被害，我们就调查是谁向日本人通风报信的，查清楚后，武工队就化装进镇，杀掉一批汉奸，在城镇中张贴布告。对此，群众议论纷纷，影响很大。

在反“清乡”斗争中，我们采取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成功经验，即以乙种组织的情报工作和武工队、锄奸队相配合，打击敌人，坚持斗争，取得较好的效果。可以说，乙种组织是在特殊时期——敌伪“清乡”时期，为保护新四军和共产党实力、打击敌人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能够适应当时残酷、恶劣环境的特殊的斗争方式，在当时对保护新四军和党组织，打击敌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抗日战争结束后，乙种组织也就取消了。

在“清乡”时，敌伪以从如皋到南通的串场河为界，运去大量的毛竹，在河岸一边几百里筑起竹篱笆，形成一条“‘清乡’篱笆网”，每段相隔10里左右，建一个驻军碉堡，设一个据点，多次进行梳篦式的“清乡”、“扫荡”。1943年9月、10月间，日伪军在南通残杀500多人，用极残酷的手段，如活埋、剥皮、点肉灯，等等。我们在反“清乡”中，先是在竹篱笆网上打开了一批洞，使武工队晚上能够穿洞过河。到1943年9月，全线同时围攻敌伪军串场河据点，并把竹篱笆全都拆掉，参加拆篱笆的群众达8万多人。

此后不久，在9月29日，南通一个打入伪军部队的汤景延部队宣布反正，杀了一批汉奸，在6个据点同时宣布起义，投奔新四军。实际上，这是我保安部门的预先安排。汤景延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长期失去联系。他在新四军打黄桥战役时，就要求重回我军。当时，陈毅、粟裕就布置他仍留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后来日伪军开始“清乡”时，伪军派人劝他参加伪军，汤景延就同新四军代表商量。我方同意他打入伪军，待时反正起义，并派进去一些党员干部到汤景延部工作。汉奸李士群过去就认识汤景延，他想利用汤景延参加“清乡”活动，但又不放心，就派人观察汤的表现。由于汤景延处境比较危险，区党委就派苏中四地委社会部部长陈伟达与汤景延商量，安排起义问题。陈伟达到南通后，我把南通部分城镇“清乡”的情况向他汇报。他就叫我一起配合、接应汤景延。9月29日夜，汤景延部队全部从据点中撤出。正好竹篱笆已经拆掉，汤景延部队顺利过了串场河，这就宣告日伪第一期“清乡”的失败。

1943年底1944年初，日本人又重新开始再“清乡”活动。正在这时，粟裕司令指挥一师部队在淮安县车桥镇打了一场大战役，共歼灭日军460多人、伪军480多人，创造了苏中、苏北抗日战争中歼灭敌人最多的纪录，取得了重大胜利。日军的士气越来越低，“清乡”活动也就逐渐削弱了。

1944年9月，我回到秘工部，任苏中四地委秘工部组织科长，到1945年上半年，苏中区党委社会部派陈安羽带一支武工队到南通城郊，研究能否攻下南通城的问题。武工队中还有两个日本人、一个朝鲜人、一个台湾人，都是被俘后成为反战同盟成员。地委城工部（1944年10月，四地委秘工部与敌工部合并，建立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编者）派我也参加这项工作，利用乙种组织的关系，研究能否内应外合，拿下南通城。同时也发挥反战同盟的作用，让这些日本人利用电话线向城里的日本人喊话，通过关系写信邮寄进城，等等，做日本军人的宣传工作。那时，日本军人已经情绪低落，躲在城里不敢出来进攻。我们也敢于同城里的乙种组织负责人林克等在城外约会，商讨如何里应外合问题。此后，因为国民党部队抢先占领了南通，我们也就收兵回到如皋县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谢克东调任如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我到苏中一地委任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6年6月，我调到华中分局城工部，当时的城工部部长是沙文汉，叫我们做好准备，回到上海开展和平民主运动。先组织我们学习研究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问题。但到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就大举向苏中、苏北地区进攻，不仅攻占苏中如皋、东台等地，还进一步进攻淮安、淮阴。在我军取得“七战七捷”的时候，我向城工部领导提出要求，希望留在解放区工作。当时的领导要我直接请示沙文汉。这时，沙文汉已先去上海，做有关部署工作。我们就辗转许多地方，才到上海。到上海后，我再次向沙文汉提出，要求到解放区工作。当时正好中央提出要到敌后江南等地开展游击战争，重新开辟江南革命根据地。他就同意我到浙东四明山根据地工作。1947年5月中旬我就到达浙江，进入浙东四明山根据地工作。

（原文根据2009年6月25日、26日和7月14日的谈话整理，标题为《苏中抗日根据地有关“乙种组织”情况的回忆》），原载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