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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发布时间:2018-09-08     


代  序

 

薛驹

 

 我是1941年春到达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当时因为日本扬言要进上海租界,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一批学生党员干部分批转移到临近上海的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周一萍也是与我同一批到达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他当时是上海学委书记,我是一个中学区的区委书记。

 

我们先到苏中四地委所在地——如东县掘港镇,等待分配工作。接待我们的就是谢克东同志,当时他名叫谢克,是地委党训部主任。他向我们介绍了黄桥战役后苏中根据地的发展情况,还带我们旁听了苏中区党委召开的干部会议,第一次听到粟裕同志的报告。到4月份,我被分配到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政干校任指导员、总支书记,6月干校结束后,调任苏中四分区青年联合会主席,7月在丰利镇举办了一期夏令营。夏令营尚未结束,就遇上了日伪军的“八一三”大扫荡,日伪军在如东等沿海地区占领了几个集镇,并在农村对抗日武装进行攻击,夏令营匆忙宣布解散,一部分青年学生回家,一部分愿意留下的学员加入当地游击队、武工队。我也就留在如东,和如东地方干部一起组织民兵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并参加“二五减租”、建立农民抗日协会等活动。大约在9月间,谢克东被任命为如东县委书记,并任命我到如中分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到1942年4月份,原如中分县县委书记姚家礽调回江南工作,县委决定我接任如中分县委书记。到1942年10月,苏中区党委在如东县南坎镇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坚持敌后斗争的指示,要求作好反“清乡”的准备,划小部分县区域,精简部队。会议确定改如中分县委为如中县委,我任如中县委书记。到1943年3月正式开始反“清乡”时,苏中四地委决定成立秘工部(后改为城工部),把敌占区城镇的党员划入乙种组织,由秘工部领导。并调谢克东为地委秘工部部长。1943年5月党组织又调我到苏中四地委秘工部任南通县秘工特派员。当时,南通市区的乙种组织由谢克东直接领导,市区外的城镇包括通海地区的乙种组织由我负责。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和大、中学生、从事工商业的城市居民。我工作的范围主要在南通县和通海地区的小城镇,如金沙镇、刘桥镇、石港镇、二甲镇、北兴桥镇等地。对乙种组织的党员的基本要求是:不暴露党员的面目,多了解些情况和群众反应,广交朋友,包括对伪乡长、伪保长和伪甲长的工作。

 

党的乙种组织和公开活动的党组织的关系是,既从组织上分开,又保持一定的联系。我作为南通县的特派员,也不定期地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在反“清乡”中城镇的一些重要情况,如敌伪人员活动和群众反映的重要问题。当时南通县的县委书记是周一峰,县长是梁灵光。敌人“清乡”时,先是大部队“扫荡”,大批老百姓外逃。敌人一方面要打击我们的游击队,另一方面还要选择伪乡长、伪保长、伪甲长来为他们服务。乙种组织工作的重点是调查了解社会舆论,了解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谁是帮助、支持新四军的,谁与日本人比较接近,谁是汉奸,等等。还要有意识地接触伪乡公所的人,做伪乡长、伪保长、伪甲长的工作,以了解真实情况,但不能暴露身份和目标。乙种组织通过详细了解这些伪甲长、伪保长和伪乡长的情况,弄清楚哪些人是汉奸,哪些人是勉强应付日本人的,把这些情况及时向党委汇报。这样,我方的武工队、锄奸队就可以镇压一批汉奸,使那些伪乡长、保长、甲长,不敢向日本人讲真话。比如在“清乡”开始时,南通的公安局长和武工队队长被害,我们就调查是谁向日本人通风报信的,查清楚后,武工队就化装进镇,杀掉一批汉奸,在城镇中张贴布告。对此,群众议论纷纷,影响很大。

 

在反“清乡”斗争中,我们采取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成功经验,即以乙种组织的情报工作和武工队、锄奸队相配合,打击敌人,坚持斗争,取得较好的效果。可以说,乙种组织是在特殊时期——敌伪“清乡”时期,为保护新四军和共产党实力、打击敌人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能够适应当时残酷、恶劣环境的特殊的斗争方式,在当时对保护新四军和党组织,打击敌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抗日战争结束后,乙种组织也就取消了。

 

在“清乡”时,敌伪以从如皋到南通的串场河为界,运去大量的毛竹,在河岸一边几百里筑起竹篱笆,形成一条“‘清乡’篱笆网”,每段相隔10里左右,建一个驻军碉堡,设一个据点,多次进行梳篦式的“清乡”、“扫荡”。1943年9月、10月间,日伪军在南通残杀500多人,用极残酷的手段,如活埋、剥皮、点肉灯,等等。我们在反“清乡”中,先是在竹篱笆网上打开了一批洞,使武工队晚上能够穿洞过河。到1943年9月,全线同时围攻敌伪军串场河据点,并把竹篱笆全都拆掉,参加拆篱笆的群众达8万多人。

 

此后不久,在9月29日,南通一个打入伪军部队的汤景延部队宣布反正,杀了一批汉奸,在6个据点同时宣布起义,投奔新四军。实际上,这是我保安部门的预先安排。汤景延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长期失去联系。他在新四军打黄桥战役时,就要求重回我军。当时,陈毅、粟裕就布置他仍留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后来日伪军开始“清乡”时,伪军派人劝他参加伪军,汤景延就同新四军代表商量。我方同意他打入伪军,待时反正起义,并派进去一些党员干部到汤景延部工作。汉奸李士群过去就认识汤景延,他想利用汤景延参加“清乡”活动,但又不放心,就派人观察汤的表现。由于汤景延处境比较危险,区党委就派苏中四地委社会部部长陈伟达与汤景延商量,安排起义问题。陈伟达到南通后,我把南通部分城镇“清乡”的情况向他汇报。他就叫我一起配合、接应汤景延。9月29日夜,汤景延部队全部从据点中撤出。正好竹篱笆已经拆掉,汤景延部队顺利过了串场河,这就宣告日伪第一期“清乡”的失败。

 

1943年底1944年初,日本人又重新开始再“清乡”活动。正在这时,粟裕司令指挥一师部队在淮安县车桥镇打了一场大战役,共歼灭日军460多人、伪军480多人,创造了苏中、苏北抗日战争中歼灭敌人最多的纪录,取得了重大胜利。日军的士气越来越低,“清乡”活动也就逐渐削弱了。

 

1944年9月,我回到秘工部,任苏中四地委秘工部组织科长,到1945年上半年,苏中区党委社会部派陈安羽带一支武工队到南通城郊,研究能否攻下南通城的问题。武工队中还有两个日本人、一个朝鲜人、一个台湾人,都是被俘后成为反战同盟成员。地委城工部(1944年10月,四地委秘工部与敌工部合并,建立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编者)派我也参加这项工作,利用乙种组织的关系,研究能否内应外合,拿下南通城。同时也发挥反战同盟的作用,让这些日本人利用电话线向城里的日本人喊话,通过关系写信邮寄进城,等等,做日本军人的宣传工作。那时,日本军人已经情绪低落,躲在城里不敢出来进攻。我们也敢于同城里的乙种组织负责人林克等在城外约会,商讨如何里应外合问题。此后,因为国民党部队抢先占领了南通,我们也就收兵回到如皋县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谢克东调任如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我到苏中一地委任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6年6月,我调到华中分局城工部,当时的城工部部长是沙文汉,叫我们做好准备,回到上海开展和平民主运动。先组织我们学习研究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问题。但到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就大举向苏中、苏北地区进攻,不仅攻占苏中如皋、东台等地,还进一步进攻淮安、淮阴。在我军取得“七战七捷”的时候,我向城工部领导提出要求,希望留在解放区工作。当时的领导要我直接请示沙文汉。这时,沙文汉已先去上海,做有关部署工作。我们就辗转许多地方,才到上海。到上海后,我再次向沙文汉提出,要求到解放区工作。当时正好中央提出要到敌后江南等地开展游击战争,重新开辟江南革命根据地。他就同意我到浙东四明山根据地工作。1947年5月中旬我就到达浙江,进入浙东四明山根据地工作。

 

(原文根据2009年6月25日、26日和7月14日的谈话整理,标题为《苏中抗日根据地有关“乙种组织”情况的回忆》),原载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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