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毕生致力于南通近代化事业，旨在把家乡建成一个“新新世界之雏形”。他注重实干，不尚空谈，淡泊名利，从不炫耀自己。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张謇的业绩及由此赢得的声望，使他无意中在近代化开拓者的丰碑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激发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这种对张謇个案的研究，从时间上讲，自张謇在世时即已开始，迄今虽经90年之久，势头仍健，必将延续到21世纪；就地域而言，研究张謇的学者，既有包括南通在内的内地学者，也有台港澳学者，甚至还有日本等国外学者；从研究内容上说，一开始就区分为文献资料挖掘整理与文献资料研究利用两大领域，各自又衍生出许多子领域，不少领域至今硕果累累；从研究主体上讲，90年来出现了由个人研究到群体研究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个人与群体研究并存的格局。近年来，有学者建议建立“张謇学”，以推动张謇研究的深人，姑且让此问题的可行性论证交与专家学者完成，仅就以上四个方面，即值得在世纪之交进行回顾与展望。

一、张謇研究之回顾

90年来，国内外张謇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 张謇在世时(约1910年至1926年)

张謇在世时十分注重档案和资料的保管与汇编。为此，1902年张謇在南通创办翰墨林印书局。该局除印刷学校教科书及大生企业账册外，还刊印档案、文件的单行本与汇编本，出版关于大生企业、南通以及张謇个人的资料集。例如：1910年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1911年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5年的《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1918年的《啬翁垦牧手牒》、《啬翁教育手牒》等。上海商务印书馆也于1925年出版了《啬翁手订年谱》两卷。上述著作，均由张謇自撰或自编，一般属文献资料性质，出版的目的部分是向外界宣传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但是，由于上述著作属张謇手订并在张謇在世时即已面世，故具有原始性、真实性与权威性等特点，成为面世最早的研究张謇的资料，十分珍贵。

国内学者对张謇的研究亦于此时开始。存世的有，陈藻青1911年在《新语林》发表的《张謇》，李文权1912年在《中国实业杂志》发表的《张謇传》，佚名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季直先生事略》，鲁云奇1918年在《古今名人家庭小史》上发表的《张謇》等。上述文章或著作，篇数不多，篇幅一般不长，限于将张謇作为社会名人介绍，谈不上深度，但成为国内研究张謇的开端，反映了张謇研究初期的水平。

此外，南通地方自治于张謇在世时即享誉国内外，国外各种人士陆续来南通参观或调查。 1922年，日本外务省官员驹井德三肩负外交使命，来南通调查大生事业状况，日后撰成《中国江苏南通州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经张謇校阅后，于1925年在日本国内发表。驹井德三撰书的目的是为日本财团向张謇贷款作决策依据的，却成为国外研究张謇及其人生事业的肇始。

(二) 张謇去世至建国(约1927年至1949年)

193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孝若编纂的《张季子九录》一书，九录即政闻录、实业录、教育录、自治录、慈善录、文录、诗录、专录与外录。该书尽可能收集了张謇生前的各种著述，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翔实的张謇文献资料汇编。它的出版基本上满足了国内外张謇研究在文献资料上的需要，长时间起到了《张謇全集》的作用，也是该阶段张謇文献资料挖掘整理上的一大成果。该阶段面世的有关张謇的文献资料还有，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出版的《张南通先生荣哀录》，曹君觉1947年编印的《张啬庵先生文暨注》，顾公毅1947年辑录的《张啬庵先生九录录》，以及曹文麟编印的《张啬庵先生实业文钞》等。后三部书皆由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出版，收录了《张季子九录》未曾收录的张謇部分文稿，从不同侧面弥补了《张季子九录》的疏漏，如将此三部书与《张季子九录》合并使用，则为张謇研究提供了较前更为完整的文献资料。

该阶段张謇研究最为突出的成果是，张孝若193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该书洋洋六十万言。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及较为公允的评述和平实的文风，使之成为研究张謇生平业绩的第一部权威性论著，标志着国内对张謇研究跃上新的台阶。该书序言中，胡适有关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的评价以及对张謇事业失败是“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的分析是经得起检验的历史结论。

该阶段张謇研究的成果还表现在，介绍张謇生平业绩，冠之以《张謇》或《张謇传》的论文与文章，散见于国内各种刊物，数量较第一阶段有了较大幅度增加。还出现了专门论述张謇某一方面思想与业绩的文章。例如：马一行1937年在《新史地》发表的《实业家张謇之经济思想》，彭泽益1944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的《张謇的思想及其事业》，张渊杨1947年在《南通学院院刊》发表的《张季直先生的教育思想》等，标志着对张謇的研究开始深入到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具体领域。胡焕庸1935年发表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对张謇淮南盐垦事业陷入困境的原因、经营方式、土地利用和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论著发表后颇受欢迎，也是该阶段张謇研究中的一项突出成果。

国外发表的张謇研究的文章，现仅见日本园田一龟1930年在《新中国人物志》刊登的《张謇》一篇。另据日本京都大学中国近代史学派创始人野泽丰教授回忆，他40年代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也以张謇为主题。国外这一情况可能与该阶段中国及世界局势动荡，中日关系交恶，中外学术交流不能正常进行等诸种因素有关联。

(三) 建国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约1949年至1978年)

1962年，由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整理的《张謇日记》，即《柳西草堂日记》光绪十八年壬辰至民国十五年六月部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67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了《柳西草堂日记》同治十二年癸酉九月至光绪十八年壬辰五月部分。海峡两岸相继出版的两部《张謇日记》合拢即为完壁，弥补了长期以来张謇文献资料上的一大缺憾，这是张謇研究第三阶段的显著成果。另外，60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一批师生帮助南通市档案馆整理了3000多卷大生企业系统的档案，编写了《大生纱厂厂史》。

紧随两部《张謇日记》的出版，一批以日记为资料依据的论文相继发表。例如：祁龙威于1962年10月18日《文汇报》刊登的《戊戌政变后‘帝党’在东南的活动——(张謇日记笺条)》、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于1962年该院第16期院报发表的《张謇庚子日记笺注(选录)》、台湾沈云龙于1967年《传记文学》第11卷第4、5期发表的《张季直及其<柳西草堂日记)》(上、下)等。这是张謇研究成果与文献资料同步发展的生动例证，反映了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对张謇研究的重要助推作用。

在研究成果方面，1958年，刘厚生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店出版了《张謇传记》一书。该书是继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后，内地学者关于张謇生平的一部力作。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期间，张謇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要议题。会议期间及会后，张謇研究掀起一个小热潮。相继面世的论文、论著有：徐仑于1961年12月26日《文汇报》发表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李时岳于1962年4月3日《文汇报》发表的《张謇平议》，同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謇和立宪派》，曹从坡于1962年《江海学刊》第7期发表的《张謇的悲剧》等十余篇论文、论著。另外，南通学者亦于此时编写了《大生资本集团史》(初稿)，等等。上述论文论著不仅数量超过第二阶段，而且是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张謇的开端。该阶段前期(1949年至1965年)，内地尽管越来越受“左”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学术领域尚能进行探讨，有关论文与论著尚能批判地肯定张謇在实业、教育以及辛亥革命中的地位。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该阶段的后期(1966年至1976年)，张謇研究的良好势头却未能继续下去，不仅被迫中断了十余年时间，而且张謇还被列入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之列，受到了猛烈批判，研究张謇被批判张謇所替代。

该阶段，台湾对张謇的研究趋向繁荣，累计发表论文论著有三四十篇之多。比较重要的有宋希尚所著，1963年由中华丛书编委会出版的《张謇的生平》；1965年文海出版社重版的张孝若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966年，台湾还出版了由李通甫编辑的《南通张季直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集》。与该阶段前期内地学者注重研究张謇政治态度不同的是，台湾有关学者研究张謇的领域似较宽泛些。海峡两岸学者尽管政见不同，彼此间也缺乏交流，但该阶段前期在对张謇的评价上存在广泛的一致。

该阶段，日本讲谈社于1956年发表了驹井德三的新著《大陆的悲愿》)；1965年，美籍华裔学者朱昌峻《近代中国改良派张謇》一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以此为主题讲遍了整个欧洲；1976年，日本中井英基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张謇和通海垦牧公司》由亚洲政经学会发表等。总的说来，由于中国国内对张謇的研究中断时间较长，受此影响，国外该阶段的张謇研究亦并不活跃。

(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约1979年至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张謇研究迅速恢复，并进入空前繁荣的新阶段。

为了发扬张謇研究群体优势，江苏省第一次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于1982年在南通市召开。又经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以及南通市哲学社会联合会等单位发起，由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张謇研究中心1984年在南通市建立。

在文献资料方面，1987年，由张謇研究中心与南京大学等六家单位编印的《南通纺织史图录》、《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I》、《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以及林举伯的《南通土布史》等文献资料同时面世，杨立强、管霞起编辑的《张謇存稿》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述各书出版进一步充实了张謇研究的文献资料系统，同时也为《张謇全集》的出版作了大量前期性的准备工作。1995年，凝聚许多学者心血，为学术界久盼的《张謇全集》终于出版。《张謇全集》由曹从坡、杨桐任主编，6卷本，约400余万字。《张謇全集》出版是张謇文献资料方面一项里程碑式的成果。

张謇研究该阶段的一大特色是，群体研究，接轨国际。首先表现为1987年至1995年，两次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相继召开。第一次研讨会在1987年，由南京大学主办。国内外专家学者60多人参加，提交论文60多篇，后来汇编成《论张謇——第一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53万字，于1993年出版。第二次研讨会在1995年，由南京大学主办。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人数多达300余，提交的论文也达100余篇，汇编成《近代改革家张謇——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集)，共90万字，于1996年出版。为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同时出版了李明勋主编的《开拓与发展——张謇所创企事业今昔》、《张謇先生墨选》、《张謇先生藏画选》等。其次，1993年张謇研究中心在南通发起召开了张謇诞辰140周年纪念会，5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论文集《再论张謇》一书，1995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以上三次大型会议的召开，是张謇研究成果的大交流、大检阅，也是改革开放后内地历史学界对单个历史人物进行群体研究的盛举。在1986年张謇逝世60周年之际，台湾李鸿儒、丁治盘发起组织了纪念活动，出版了《南通张季直先生逝世60周年纪念集》。此外，台湾该阶段发表的有关张謇的论著论文达20余部篇。

内地该阶段除群体研究活跃外，个人研究也空前活跃。仅据1980年至1995年不完全统计，各地学者发表的论著论文300余部篇，大大超过了以往70年的总和。论著方面份量最重的要算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章开沅所著《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和由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编写、199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大生系统企业史》(即前《大生资本集团史》)。论文则佳作迭出，实难在300余篇中筛选出最佳次佳。该阶段张謇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充，深度有所拓展。研究成果除论文论著外，又增加了电视纪录片等新形式，历史文献电视纪录片《张謇》也公开播放。

国外对张謇的研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日趋升温，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国，时有学者到中国实地考察，参与交流。英国一留华博士生则以张謇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该阶段国外学者发表的有关论文也达30多篇，质量明显提高。

二、未来张謇研究的展望

张謇研究迄今90年，未见穷尽，反现方兴未艾之势，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而且主要是，张謇研究的内涵极其丰富。张謇一生经历晚清、民国，其间还有一段北洋军阀的阶段。所从事活动涉及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思想、外交、军事、文化多个领域，是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屈指可数的杰出人物之一。张謇的名字已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张謇，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便要改写。至今张謇研究的开发虽然成绩很大，但有些领域如对张謇的哲学、社会学、法学等的研究很少或者尚未涉及；有些领域虽经耕耘，但见仁见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以求得结论的公允性、科学性。此外，张謇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尚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借他山之石研究张謇也显不够。凡此种种，都说明张謇研究大有可为，值得国内外学者继续进行多层面、多方位的深入研究。

其次，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为现实服务的。张謇生前致力南通的近代化建设，创出一套“南通模式”。其思路之开阔，构思之独特，计划之周密，在当时罕见匹敌。近代化是中世纪通往现代化的桥梁，现代化又是近代化的延伸与发展。我们今天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内涵与外延都与张謇从事的近代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两者在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上有许多共同的课题。例如：高度尊重国情和从实际出发；注重民生基本需要；注重工农业的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注重生产、流通、消费协调并进；注重教育，重视知识，将培养人才放在“立国自强”的首位等等，是可以对照比较的。张謇的成功经验，包括失败教训，都是留给今天的宝贵遗产。现实需要我们加深对张謇的研究。

(—) 研究主体

90年张謇研究的历史昭示，个人研究仍将是今后研究主体的主导面。但是，近年来《大生系统企业史》、《张謇全集》等研究硕果的面世，也显示出群体研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群体研究可以是地域联手(例如南通与外地的联手，海峡两岸的联手，以及国内外的联手)，跨学科联手(例如历史学与哲学、法学等联手)，甚至跨部门的联手(例如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与企业)，上述几方面的联手如跨地域联手，国内外联手，虽然尝试过，但为数不多并限于南通为他方提供文献资料，南通并未参与课题本身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群体研究的主体。有的如内地与台港澳的联手，则至今尚未进行。至于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与企业联手的目的，是想借助有远见企业家的经费投入，为张謇研究注入活力，至今还停留在设想阶段。此外，不同学科专家学者间的联手，以往也较少尝试。而上述几种联手，优势明显、势在必行。预期未来张謇研究主体的群体性，不仅表现在一两次大型会议的召开，更表现在各地各类学者互访的定期化、经常化，以确定新的研究课题，制订新的研究方案，并共同参与具体的研究工作。上述联手均需要由一专门机构牵头，展望张謇研究中心将为此牵线搭桥，真正起到中心的作用，而张謇研究中新的扛鼎之作很可能会在各地各类专家学者们的火花碰撞、联手耕耘中产生。

(二) 研究领域

首先是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利用。“在中国资产阶级给我们留下的十分贫乏的资料中，张謇和南通资料则是最为丰富的一份” ①。①迄今公开出版发行的只是张謇全部文献资料的一小部分，大量文献资料尚未整理。仅藏南通市档案馆的便有四万卷(册)，还有部份由南通市图书馆、博物馆收藏。此外，还有一定数量散存于社会，由私人收藏。对上述资料的挖掘利用，包括资料的搜集、校勘，档案的整理与编辑，资料的运用——工具书的编撰，以及刊行著作的搜集、校勘与再版等。90年来，张謇研究的每一步深入几乎都与文献资料的挖掘利用同步，而未来新的文献资料的面世，必将推动张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上海市图书馆近来在对盛宣怀档案的整理过程中，就发现了盛宣怀与孙中山、薛福成等交往的一批新资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们彼此的关系，便可佐证。预期未来张謇文献资料的挖掘利用这一基础性工作，将有人力、物力的较大投人，并将有新资料面世，以利发现新的突破口。

综观90年的张謇研究还可认定，上阶段张謇研究中较少或尚未涉及的领域，也往往成为下阶段张謇研究的新突破口；而哪些领域属于张謇研究中较少或尚未涉及的领域，则需要敏锐的史学眼光以及对以往张謇研究的整体把握。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某些新情况、新事物，也可使张謇研究中以往忽视的某些领域，凸现在张謇研究者面前，使之成为张謇研究的新热点。如此等等。现据历年研究心得，以为起码有下列专题可作为张謇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突破口。

张謇的哲学思想

张謇的社会学思想    

张謇的法学思想

张謇的宗教思想

张謇的水利思想

张謇的外聘人才观

张謇与日本

张謇与美国

张謇与南通土布的复兴与衰败

张謇开发海外市场的设想与实践

张謇开发苏北的设想与实践

张謇在1921年

张謇与近代股份制企业

张謇与张之洞

张謇与盛宣怀

张謇与汤寿潜

张謇与周学熙比较再探

张謇与周学熙两部《东游日记》比较分析

张謇与张詧

张謇的智囊团

张謇与他的老师

张謇交谊录

张謇个性魅力分析

内地、台湾张謇研究之比较

在张謇研究论著的撰述与出版方面，则可考虑：

《张謇全传》

《张謇评传》  

《张謇与导淮》

《张謇年谱》  

《张謇日记》笺证选  

《张謇诗词选》

(三) 成果形式

传统的论著论文仍将是今后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不仅企盼洋洋上百万言的《张謇全传》、《张謇评传》早日面世，也展望短小精悍，观点新颖，持论严谨的论文大量出现。但是在研究成果形式上也极需拓宽思路，一是借助电影电视形式，将张謇的生平业绩编成剧本搬上屏幕；二是借助文学形式，将历史学与文学嫁接，创作以张謇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或短小的散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对此作了极好的示范)。总之，尝试这两种形式将使张謇研究从历史学家的书斋中走出来，走向大众，走向社会，以吸引更多的观众或读者，扩大张謇研究的影响与感召力，达到张謇研究服务社会、服务现实的目的。未来从事张謇研究的专家学者，当应担当这两项任务。

(四) 一点余想

张謇的业绩，除长存于江海平原代代相传的口碑与国内外学者众口一词的定评外，还体现在生前留下的为数众多的历史遗址上，例如寓所、企事业、城市公益设施等方面的遗址。拙作《张謇与二十个近代中国之最》一文中，所列出的二十个近代中国之最，大部分存有历史遗址，而且这些历史遗址大部分在南通市。但这些遗址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有的如南通博物苑，建国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保持了原貌，而且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但是也有部分历史遗址，由于城市改造，经费紧张等原因，现已面貌全非，或旧址不复存在，这是极令人可惜的事。张謇留下的遗址，如同张謇生前的私人与大生档案，同样都是研究张謇的珍贵资料，区别仅在于档案资料是文字化的历史遗址，历史遗址是物化的档案资料罢了。展望未来，相信寻觅、修复与开发利用张謇生前留下的历史遗址，将进入张謇研究的视野，成为张謇研究的新领域与一种新的成果形式。展望未来，相信由专家学者与政府有关部门联手，能够做好这一篇不仅利于研究张謇生平业绩、而且利于开发南通历史资源，促进南通旅游业发展，进而推动南通市进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行列的大文章。

①  引自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通市哲学社会联合会：《关于筹建张謇研究中心的请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