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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与文学
发布时间:2018-09-05     作者:赵宝海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储量丰富,卷帙浩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的内容广博而又丰富,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都能在地方志中得到体现,可以说地方志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金矿,它与中国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经济、资源、民族、风土、风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与地方志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试从地方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与中国作家、诗人对地方志的杰出贡献两个方面,对地方志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


地方志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文史不分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历代作家、诗人染指历史和方志的人很多,从司马迁到郭沫若,一些著名的作家、诗人既是文学大家,又是历史、地方志学的大家,他们研究历史促进了文学创作,从事文学创作也促进了历史的研究,往往在这两个领域都能展示他们卓越的才华,留下传世之作。不仅如此,一些不搞历史、方志的作家、诗人也很重视地方志。唐代文学家韩愈在他的诗《游韶州》中写道:“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按:指地方志)将人界,每逢佳处便开看。”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凭吊玲珑山寺琴操墓所作的诗中写道:“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地方志的重视、喜爱与期望。

(一)中国的方志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诗人,地方志陶冶了他们的情操、气节,增强了他们对祖国、对乡土、对中华大好河山的热爱;通过地方志他们对中国社会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和把握,从而增强了他们认识社会、剖析社会的能力。这种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在地方志未定型时就产生了。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不但作品影响巨大,他的品德和情操也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赞赏。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与封建统治阶级同流合污,隐逸山林,稼穑自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质是一种对不合理社会的抗争。这种精神境界、道德情操的形成不能说与地方志无关。阅读、欣赏陶诗,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方志类著作《山海经》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吟唱出著名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对夸父、精卫、刑天等与自然、与社会抗争的亦人亦神的祖先十分钦佩、大加赞赏,“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等千古名句的诞生,既是作者对《山海经》所记人物的推崇,又是作者抗争精神的写照。不仅古代的作家、诗人受到地方志的影响,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家、诗人也深受其影响。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从童年时起就受到《山海经》的熏陶,他“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视其为“最心爱的宝书”。茆贵鸣在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58周年而写的《鲁迅与方志》中写道:“鲁迅一生博览群书,治学严谨。早年时代,他就开始对地方史志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他一直认为,野史也好,方志也好,都是极其难得的宝贵财富,人们从中可以了解民情,熟悉民性,汲取营养;积累创作素材。毋庸置疑,他后来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对由于受封建文化观念长期吞噬而麻木、落后、愚昧伪中国农民极为冷峻而严厉的责备,与他广泛阅读野史、方志等地方文献不无一定的关系。”作者认为“他(按:鲁迅)对民情、民性的极大悟性,正是源于他对地方史志的广泛涉猎和对风俗民情的博闻强记”。我国第二位文学大师郭沫若“与中国传统的方志也有着难解之缘,”这种缘分是在他少年时代结下的,他15岁到乐山县城进入高等小学堂后,有一位最让学生害怕、绰号叫“老虎”的监学易曙辉先生,他给学生讲授了一些地方志,郭沫若认“这是比较有趣味的一门功课”,“但于我们,特别是我自已,却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浓郁的乡土之情在他的长篇自传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我的童年》头便写道:“大渡河流人岷江(府河)处的西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土志士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作者对故乡诗意的赞美和眷恋洋溢于字里行间。当代著名小说家陈忠实对中国社会的把握和洞察,得益于地方史志,雷电在《陈忠实和他的<自鹿原>中写道:“他不仅想从那些浩瀚的史籍中翻检出对自己创作有用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对这一方土地进行一次纵深的思索。“他对生活的沧桑感和洞察力因之更加深刻、准确了。”其认识能力和解剖能力的提高,得益于地方史志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

(二)一些著名的地方志类作品或成为某个种类文学作品的开山之作、代表作,或对作家、诗人的创作方法、语体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地方志与文学是近亲,除史学之外,他们结合得如此之妙天衣无缝是罕见的。一些地方志类的著作本身就是传诵千载的文学名著,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武林旧事》等;一些文学作品也包含着丰富的地方志特色,如左思的《三都赋》,作者在艺术描写上十分重视“真实”,他在《序》中自谓此赋的内容是“验之方志”、“稽之地图”的,因之有人称赞它是微缩的地方志。清代英和撰写的《卜魁纪略)是黑龙江著名的方志,实是其名作《卜魁城赋》自注语的汇集本,是文学的副产品。由于这些特性和特点的存在,地方志对作家、诗人的创作方法、语体风格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北魏郦道元为人称道的(水经注)既是著名的苎方志类著作;又是著名的散文作品,《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北京第一版)论述道:“《水经注》中写景的文字,最为历来人们所传诵,并推崇为游记文的开创者。”“他(按:指郦道元)的一些写景手法对后来柳宗元等人的游记有很大启发作用。”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作品也深受《水经注》的影响,试看他的《早发自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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