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黑暗的旧社会,为穷人探寻生路;
他,在敌人酷刑下,英勇不屈,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
他,将火红的青春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他,就是工人领袖顾臣贤。
一
顾臣贤,化名季子通,1909年11月14日出身于南通唐家闸褚家埭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国难当头、豺狼当道、民不聊生的年代,顾臣贤从小挨饿受冻,七八岁就随父母下地干活,12岁才到白龙庙小学念书。
童年的顾臣贤每天看到的是父亲那张为生计担忧的愁眉苦脸,看到的是母亲因无米下锅偷偷流下的泪水,看到的是土豪劣绅在乡里的横行霸道,看到的是穷人食不果腹、啼饥号寒,这些都让他幼小的心里装满了“世道不公”的愤懑。也正是这种愤懑,让他形成了正直、勇敢、倔强、反抗的性格。
1925年,受上海五卅运动的影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郁达夫《沉沦》等书刊流传到南通,在进步青年学生中传阅。此时,顾臣贤已初小毕业,进入唐闸私立敬孺高等小学,他深受感染,口袋里常装着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一有空就躲起来细读。慢慢地,他知识长进,视野开阔,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更加痛恨这黑暗的旧社会,决心要为穷人找条活路。
1926年,唐闸一带农村发生严重灾荒,加上“苛政猛于虎”,广大贫苦农民在饥饿中苦苦挣扎,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卖儿卖女和饿死人的现象。顾臣贤也因家中揭不开锅,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唐闸资生铁厂学钳工。他看到工人整天辛苦劳作,铁锤把手都抡肿了,发的工资还不够养家糊口,一个个瘦得皮包骨。而资本家却花天酒地,养得脑满肠肥。
种种的不平,让顾臣贤愤怒极了。他曾竭力反抗,多次痛打恶工头,为工人们打抱不平。还多次解囊接济比他更穷的人。然而,现实告诉顾臣贤,靠他个人的努力是改变不了穷人受苦的命运的。他偷偷地同母亲说:“看来只有像《新青年》刊物里所主张的那样:大家团结起来,彻底砸烂这个旧世界,穷人才得过生。”
资生铁厂同大生一厂是紧相毗连的。1927年冬,大生一厂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震动了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顾臣贤心里十分痛快。不久,他从报纸上看到“共产党煽动工潮”的消息,心里既佩服又激动。佩服的是共产党真的有本领,能使这么多工人心齐;激动的是共产党就在身边。他下决心要找到共产党。
二
1928年下半年,通过在通师上学的堂侄介绍,顾臣贤认识了中共南通县委书记林子和及县委委员、通师学生刘瑞龙。在接触交往中,这些中共党员注意到顾臣贤的优秀品质,开始对他进行教育和培养。顾臣贤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当年8月,由林子和、刘瑞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上,顾臣贤对着党旗,激动而又坚定地表明入党动机:“入党就是为了革命!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只要世界上能公平合理、大家过上好日子,就是死了,我也情愿!”顾臣贤是这样宣誓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心里只有“革命”二字,整天东奔西走,埋头苦干,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顾臣贤注意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入党,把资生铁厂的进步工人团结起来,组织成一个足球队,利用踢球的机会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先后发展工人王何生、吴桂生、陈小金等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29年11月,全厂已发展到7名党员,单独成立铁厂党支部,顾臣贤担任支部书记。
1929年3月,顾臣贤任城区区委委员;9月,任南通县委委员。其活动范围由唐闸扩大到南通城乃至南通地区。他家成了党在唐闸活动的一个点,大生一厂、复新面粉厂等工厂的党员也经常到他家“串门”;县委会议常在他家召开;刘瑞龙还曾以纺织学校学生的身份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领导全县的斗争;共产国际派来考察南通地方党组织的两名同志(苏联人)也曾在他家作过指示。
在顾臣贤的影响下,母亲和妹妹由革命的同情者成为革命的参加者。顾妈妈是位慈祥的母亲,她知道顾臣贤做的事是正确的,就默默地支持着他,常常为顾臣贤和其他党员的活动打掩护,特地将家中一张床前移了两尺,以防有危险时让党员同志藏身。妹妹顾瑞荣是顾臣贤的小帮手,经常帮忙送信,站岗放哨。
随着南通地区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1930年初,通、如、海、启、泰5县国民党当局联合起来,向革命力量发动“五县包剿”。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牵制敌人的兵力,顾臣贤积极在城市开展活动,对敌发动政治攻势,扩大党在城市的影响。这段时间,他几乎每夜与通师的学生党员写标语、印传单,第二天再亲自把宣传品送到党员和进步工人手上,让他们散发。“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传单贴上了南通城区和唐闸的墙上、电线杆上。标语和传单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贴上了军警岗亭,夹进了大生一厂“先生”的记事本里,甚至在公安局的操场上也常有传单飞舞……敌人惊呼“城里共产党猖獗”,不得不抽调兵力,进城维持“治安”。
因工作出色,1930年3月,顾臣贤被任命为中共通海特委委员,参与领导6县的革命斗争。
三
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随时面临坐牢、杀头的危险。顾臣贤从入党的那天起,就将生死置之度外,时刻准备接受严峻的考验。
1930年五一前夕,顾臣贤去东乡红军游击区活动,临行前将一支短枪秘密交给工人党员朱兰生修理。没想到朱兰生修枪时,被大生一厂黄色工会的理事李海峰看见。朱兰生被捕后,经不住敌人一顿软骗硬吓,一五一十地供出了实情,朱兰生叛变了。
5月23日,顾臣贤从东乡回来的第二天,在唐闸西洋桥附近被预伏的警察逮捕,一场严峻的考验真的来临了。
在唐闸国民党公安分局刑讯室,敌人对他残酷地用刑。先用一根木棍压住他的脚弯,棍子两头各站一人用力踩住。同时把他两手合起来扎住,再穿进一根棍子,两头拉着往上提。另一人用脚拼命地踩他的背脊,使他身体变成弓形。他全身的骨节都响起来,骨头差不多被拉散了。人昏过去了。
敌人用冷水把他浇醒问:“你的枪是哪里来的?”他回答:“我没枪,朱兰生害我!”“胡说!来,再换换口味!”敌人咆哮着。
于是顾臣贤被绑上老虎凳,垫上一块一块的砖头。他忍受着折磨,嘴唇都咬破了,又一次昏了过去。被敌人浇醒后,仍是这两句。
敌人疯狂了,逼着他跪在一堆铁链子上,一根碗口粗的木棍压住他的两条小腿,反剪着吊起双手,木棍两头各站一人,死命地用木棍在他腿肚上前后滚。铁链嵌进了他的膝盖,他浑身疼得在颤抖。敌人说:“我问你,你有多少人?在哪里?”“多少人?唐闸周围五里都是我的人!”顾臣贤终不屈服。“格拉”一声响,他的肩胛骨被吊得脱了臼。再一次昏了过去。敌人最终什么也没得到。
后来,敌人将顾臣贤押解到南通县政府,由县长审问,依旧是什么也没有问到。
党时刻关心着顾臣贤。时任通海特委书记刘瑞龙亲自到唐闸,号召唐闸的工人党员学习顾臣贤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让人秘密带信,介绍顾臣贤参加监狱党小组,让顾臣贤能更好地坚持狱中斗争。
1930年7月22日,顾臣贤被押到苏州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庭受审。敌人以“共产党嫌疑”,判他有期徒刑11个月。在苏州狱中,顾臣贤很快与狱中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英勇斗争。为此,敌人两次把他送往“反省院”,并对他延长禁期,直到1932年12月顾臣贤才出狱。
四
顾臣贤出狱后,立即寻找党组织,又投入了新的斗争。1933年3月,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书记,兼任南通县委书记,主持恢复南通城乡的革命工作。这时候的顾臣贤政治上趋于成熟,斗争经验丰富,加上他过人的胆略,将南通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民族纺织工业受到严重威胁,南通土布的滞销直接影响大生各厂棉纱的销路。4月,大生一厂厂方为了减少损失,开始策划大批裁减工人,同时,大生一厂资方代理人准备以“不良分子”为借口解雇千余名职工。顾臣贤知道这个消息后,紧急召开中心县委会议,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卢世芳、团省委巡视员周振国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分析研究当时的情况,决定组织工人罢工,迫使资方取消裁减工人的计划。
4月30日清晨5时,大生一厂罢工开始,至上午11时工人全部离厂。当天下午,部分工人回到厂里举行罢工大会,成立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发表罢工宣言,提出“反对解雇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反对搜身,保障人权”等口号。5月1日,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0日,厂方在国民党当局的密切配合下,正式宣布解雇1200名工人。党组织决定一边坚持罢工,一边组织被解雇的工人进行斗争。13日晚,国民党当局抓走了17名工人,这更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愤怒。14日,中心县委组织大生一厂工人进城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捕工人,并发动复新面粉厂、广生油厂、资生铁厂、阜生茧厂4厂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参加请愿,支援大生一厂工人。大生副厂工人、黄包车夫、店员、菜贩、学生也参加了斗争,规模空前,影响很大。县政府前人山人海,附近大街小巷也挤满了人。顾臣贤为了摆脱特务的追踪,假装到上海去,由他父亲陪同到天生港,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等轮船停靠任港时,他又乘着小舢板上了岸,回到南通城里继续领导大生一厂的工人斗争。他冒着危险,也站在请愿人群中。
慑于请愿工人群众浩大的声势,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工人。当天下午,当请愿工人回到唐闸大洋桥一带游行示威时,遭到省保安团的血腥镇压,女工顾王氏(孕妇)中弹牺牲,另有7名工人受重伤,其中还有一名13岁的童工。这一流血事件更加激起了工人无比愤怒,当即和保安团进行了英勇搏斗,砖头、瓦片、木棍一齐上,打得保安团狼狈退却。
面对这样的局面,顾臣贤再次召开了中心县委紧急会议,决定领导工人继续斗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惩办凶手、医治受伤者、从优抚恤等条件。罢工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革命怒潮席卷了整个南通。
6月8日晚,南通中心县委在十里坊附近开会,研究下一步的斗争部署和策略。会后,县委军事委员陈俊(又名王梦祥)被捕叛变。当夜,其他大部分县委委员也都被捕。9日,顾臣贤正在三衙墩巷党的秘密机关内整理文件,听见远处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经验告诉他出事了。他迅速将手边的文件和手枪一并打入一个小布包系在腰间,夺门而出。顾臣贤一直跑到北水关桥附近,为了不使党的机密文件和武器落入敌手,他跳入河中,将文件和枪支藏入河底。被敌人包围后,他在水中同敌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
在狱中,顾臣贤见到卢世芳、周振国及其他领导人,知道中心县委已被彻底破坏。他们分析了原因,提出要“无条件保卫党”的口号,坚不吐实,做好就义准备,在牺牲前尽力为党做好工作。
7月2日,卢世芳、顾臣贤等被押解到镇江小市口监狱。在审讯中,顾臣贤被钉上20多斤重的脚镣,受到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竹签刺十指等10多种酷刑,但他拒不招供。当他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地回到牢房后,仍慰勉战友说:“我们骨头硬,敌人就软;我们软,敌人就硬。”
他虽身陷囹圄,却始终不忘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职责,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时间长了,连牢房的看守也十分钦佩他。
顾臣贤等中心县委的同志预料到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拖着被严刑摧残的身躯,利用放风的机会,秘密碰头,作好牺牲的准备。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在就义前又作了分工,要求县委以下的同志,坚定立场,爱护身体,学习文化,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
1933年9月14日,一声高昂的“共产党万岁”,打破小市口监狱的晨寂,敌人向顾臣贤等人下手了。卢世芳在走廊里发表了告别辞。顾臣贤不顾看守、士兵的阻挠,严词揭露国民党叛变革命、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并高呼口号。难友们也都高呼起来。惊慌失措的敌人费了不少周折,才把难友们与他们分开。他们唱着《国际歌》,从容地向刑场走去。
枪响了,年仅24岁的顾臣贤身中数弹,他用最后一口气喊出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万岁!”才倒下去。